胡适的文章发表后，遭到许多人的批评，特别是对他的反共言论表示不满。但他还是执迷不悟，又写了一篇题为《我们必须选择我们的方向》一文，公开予以答辩。他说：8月1日我在北平电台作了一次广播演讲，有人提出批评与抗议，多数都集中在第三点上，有一位听者来信说：“若说这一个是大潮流，那一个只是小波折，那是看得过于单纯，也有点偏袒了。”对此，胡适答道：“我并不否认我‘偏袒’那个自由民主的潮流，这是我的基本立场，我从来不讳饰，更不否认。”接着又重述了上次所讲的三个论点。最后说道：“我们中国人在今日必须认清世界文化的大趋势，我们必须选定我们自己应该走的方向。只有自由可以解放我们民族的精神，只有民主政治可以团结全民族的力量来解决全民族的困难，只有自由民主可以给我们培养成一个有人味的文明社会”。尽管胡适如此卖力地宣传他这套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但也挽救不了国民党失败的命运了。
1947年下半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开始了大反攻，逼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地位。这时，国民党在美帝国主义的阴谋策划下，于次年3月召开了“行宪国大”，决定把蒋介石扶为总统，企图在政治上稳住阵脚，以挽回在战场上的失败。胡适出席了这次大会。在会议期间，蒋介石因党内派系斗争及宪法上有约束总统的条文，自己不愿干，于是有请胡适出任总统之意。为此，蒋曾派王世杰去劝说胡适，希望他出来竞选总统，蒋表示愿意做一个有实权的行政院长。3月30日王到胡处传达蒋介石的上述意图。据王回忆说：“当时还怕走漏了消息，在家里不敢讲，在汽车上也不敢讲，一直把他载到中山陵旁的路上，下了车坐在草地上才把这个事告诉他的。”在谈话中，王传达蒋的原话说：“请适之先生拿出勇气来。”胡回答说：“我实无此勇气！”王世杰说：“我与他商谈了三天，他认为他的身体健康不能担任这么大的责任，还是由蒋先生自己担任的好。蒋先生听了以后，再要我前往劝促，最后胡先生经过郑重考虑之后终于答应了。之后蒋先生听了胡先生的话很高兴，当即向党内同志展开说服工作。蒋先生曾为这件事作了很大的努力，但仅仅说服了吴稚晖和罗家伦两位先生。”结果这个总统候选人还是非蒋不可。后来国民党修改了刚通过不久的宪法，加大总统特权，使其在特定时期有紧急处置之权，这样蒋介石就不再推辞了。4月8日蒋约胡吃饭，假意向他表示歉意，说：“他的建议是在牯岭（庐山）考虑的结果，不幸党内没有纪律，他的政策行不通。”胡适很诚恳地回答他说：“党的最高干部敢反对总裁的主张，这是好现象，不是坏现状。”后来蒋再三表示，希望胡适出来组织一个政党。胡适对此不感兴趣，回答道：我不配组党，但可以提一个建议：“国民党最好分化作两三个政党”。胡适的这个建议，不啻是与虎谋皮。蒋介石唯恐大权不集中，哪里还能容忍党内再分化呢！当然不予理会。
4月19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伪国大里被选为“总统”，这样便结束了他与胡适发生的这场闹剧。胡适被人家牵着鼻子走而不自知。蒋当上总统后，国民党内部酝酿行政院长人选时，蒋便提出张群与何应钦两人，请大家表示意见。当时，有位黄宇人起立发言问道：“何以不提胡适之？”蒋闻听此言，面色一沉地说：“书生不能办事”。由此可见，蒋要推胡适当总统，不过是拿他出来走走过场而已。然而胡适却把它当真了，紧张了一阵子。后来此事未成，他也很高兴，感到如释重负。有记者问他，他说：我是读书人，不会做官的。又说：我连私人书柜也料理不清，那里还能搞政治。
5月1日伪国大结束，胡适旋即由上海飞往北平。之前有记者就当时形势“和”与“战”的问题，向他请教。他说：“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有互相让步和决心；至于谈到“战”很简单，双方只要喊声“丢它妈”脸一翻，就打起来了。因此他认为“和难战易”。这又重谈起抗日战争时期“和比战难”的老调来了，说明他对当时政局还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看问题，分不清谁是谁非的。回到北平后，他不问政事，一心致力于学术。
在这段时期，他的学术活动主要还是研究《水经注》的问题，写了几篇论文，如《再跋戴震自定水经的“附考”》等。其次，在《红楼梦》方面，与后进学者周汝昌有所研讨，从而推进了“红学”的研究工作，这是值得一提的。那时在燕京大学上学的周汝昌于1947年冬在报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曹雪芹生卒年的文章，胡适看到后甚为欣赏。同年12月7日写了一封信向他表示祝贺，同时也提出自己的看法与之商榷。信云：“汝昌先生：在《民国日报》图书副刊里得读大作《曹雪芹生卒年》，我很高兴。懋斋诗钞的发见是先生的大贡献。先生推定东皋集的编年次序我很赞同。《红楼梦》的史料添了六首诗最可庆幸。先生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我很同意。敦诚的甲申挽诗，得敦敏吊诗互证，大概没有疑问了。关于雪芹的年岁，我现在还不愿改动。”云云。周收到胡适信后深受鼓舞，于是便积极从事收集资料的工作，而且还想写一部书，故于1948年6月4日回信向胡求助。他在信中说：“适之前辈先生：自从去冬偶然为文谈曹雪芹，蒙先生赐复，兴趣转浓。半年以来，把课余的一些工夫，都花费在收集曹家身世文献上面，成绩小有可观，竟然起意要草一本小册子。……这个工作是先生创始的，我现在要大胆尝试继承这工作。因为许多工作都只开了头，以下便继起无人了，所以我要求创始的先进，加以指导与帮助。……先生所藏脂批本上的批语，我要看一下，四松堂集稿本，我更须要检索一番。这都是海内孤本，希世之宝，未知先生肯以道义之交，不吝借我一用否？我持有斐云先生的介绍，便不揣冒昧，如此啰嗦起来，希不怪。有好些问题，都想和先生一加讨论。……务请早日赐复，以便暑期离平去津之前，得借斋书诸材料，而安心动笔。”上面两封信，从内容来看可能是他们交往的开始。之后，周拜访胡适，并借得所要的书，回去后十分感动，写信向胡致谢说：“蒙不弃款谈，并慨然将极珍罕的书拿出交与一个初次会面的青年人，凭他携去。我觉得这样的事，旁人不是都能作得来的。此匆匆数分钟间与先生一面，使我感到欣幸光宠；归来后更是许多感慨，这个复杂的情绪，不是几个字所能表达，先生如能体会我的意思，我便不想再说什么了”。又说：先生事情一定很忙，但若能抽空赐一复函，实感光宠，不胜延佇倾渴之至。胡适收阅后，在这封信上作了如下的批语：回信许他“一切可能的帮助”。从几封来往信中，可看出胡适对好学的青年是多么的关怀和爱护！其情其景跃然纸上。周汝昌本来是学外语的，后来走上专治《红楼梦》的学术道路，成为“红学”大家，这与胡适的指导和帮助是分不开的。胡适晚年曾同忆说：“他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他的书决不是‘清算胡适思想的工具’。他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新证》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的。”并称：“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
1948年9月4日胡适再次接受北平电台的邀请，作了题为《自由主义》的讲演。在这篇讲话里，他首先解释什么是“自由主义”？他说：最浅显的意思是强调尊重自由，如果自由主义里没有自由，那就好像“长坂坡”里没有赵子龙，“空城计”里没有诸葛亮一样，那就叫不顺口了。接着从历史上加以考证，他说：“自由”在中国古文里的意思是“由于自己”，就是“不由于外力”。在欧洲文字里“自由”含有“解放”之意，是从外力裁制之下解放出来。并称：中同历史上的老子、孔子、墨子、杨朱、王充、范缜、傅奕、韩愈、李贽、颜元、李塨等等，都可以说是信仰思想自由的豪杰之士，很可以与西方历代自由斗士齐名比美。但可惜的是东方的自由主义者始终没有抓住政治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所以始终没有走上建设民主政治的路子。而西方的自由主义绝大贡献正在这一点，他们觉悟到只有民主的政治才能保障人民的基本自由，所以自由主义第二个意义是强调拥护民主。实行民主政治这样便产生多数与少数人的问题及执政党与在野党的问题，因此自由主义还有一个特殊的政治意义，就是要容忍反对党。他说，“向来的政治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了东风。被压迫的人民是没有好日子过的。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却渐渐养成了一种容忍异己的度量与风气，容忍反对党，保障少数人的权利，这是自由主义里最可爱慕而又最基本的一方面。”胡适对此十分欣赏，故称容忍比自由还更重要。其次，正因为反对党的存在与对立，便为政府树立了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这样国家就可用法定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所以和平的渐进的政治改革是自由主义的第四个政治意义。讲到这里，他举英国工党和平取得政权的经验为例，提出反对暴力革命的主张。他说：“近代一百六七十年的历史很清楚的指示我们，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专制政治。”从上所述，可见胡适大肆鼓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显然是在为国民党政权作宣传。他反对暴力革命，其矛头实际是指向当时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中国共产党。这是很明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