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了巩固其独裁统治，不顾人民的反对，在全国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与此同时又拟定于1946年11月在南京召开伪国民大会制订宪法，企图使其法西斯统治合法化。当时，中国共产党从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与其他民主党派坚持和平、民主的方针，对这次会议进行了坚决的反对和抵制并拒绝参加。然而，蒋介石却一意孤行，仍坚持一党专政，不顾民意决定召开了这次会议。在会议筹备期间，他为了孤立共产党，极力拉拢第三方面势力参加。蒋还亲自出马召见所谓社会贤达进行游说工作。这时，离开会只有两天了，但远在北平的胡适还未到达，这使蒋介石甚为不安，于是他亲自打电报催请胡适“即日命驾，莅京出席”，并要胡适回电答复。显然这多少是有一点强制的意思。在此之前，朱家骅也曾给胡适去过电报催他到南京赴会。胡适是否出席这次会议感到很为难，但自接到蒋的电催后，次日（即11日）便毅然决然地飞到南京去了。到南京后，他在与一位乡友谈到此行时说：“这次开会，原是有些踌躇的：一则是国内这个局面闹不清，想再等一等，看一看，迟一步再说。二则北大也离不开身……所以直到开会前不久还不想来。最后，连蒋先生也发了电报去催，只好来了。”以上说明，胡适出席这次伪国大，多少是有些被动，所以后来才出现了抱着《水经注》出入会场的尴尬场面。
不料当胡适在南京出席伪国大之际，北平却发生了美国兵皮尔逊强奸北京大学女学生沈崇的事件。沈是北大先修班的女生，家住王府井大街甘雨胡同。1946年的圣诞节前夕，即12月24日晚7时许她去东长安街平安电影院看电影，行至影院附近，被两个美国兵架到东单操场强行奸污。此事26日在报上被揭露后，北平各校师生举行罢课，示威游行，要求惩办罪犯，并发出要美军撤出中国的呼声。这次事件是美军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累累罪行之一。中国人民实在是忍无可忍，于是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暴运动。但国民党当局却百般为之掩护，企图缩小性质把一个政治问题说成是刑事案件，并污蔑群众运动为“有人假此鼓动风潮”等等。
胡适听到这个消息，非常愤怒地说道：“这还得了！真岂有此理！”说着说着还敲桌子。这个态度使去访问他的记者颇感意外。这位记者说：一向主张“怨而不怒”，提倡“自由”与“容忍”的大师，竟然也正气凛然，金刚怒目起来，使他不免增加了一些敬意。当时胡适还说：“抗议、游行，有何不可！众怒难犯，伸张民意嘛！”记者听了急忙问道：“适之先生，您这个态度可以捅出去吧？”胡适干脆利索地回答说：“可以！”
自从“沈崇事件”发生后，胡适一连接到北大来电数通，皆催促他速回学校处理这次事件，故于12月30日飞返北平。抵平后接见记者，谈对“沈崇事件”的态度，他说：“此次美军强奸女生事，学生、教授及我自都非常愤慨。同学们开会游行都无不可，但罢课要耽误求学的光阴，却不妥当。”并称“此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而美退出中国则一政治问题，不可并为一谈。”胡适说这个话，显然是受官方的影响，与国民党当局保持一致。当时教育部曾有电报致胡适与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人，要他们设法劝阻学生，整饬风纪，并称“美军污辱女生之事系违警刑事案件，自应听由法律解决。”话虽如此说，但胡适对学生还是表示同情的：这时他一方面尽量安抚学生、劝他们不要上街游行，另方面宴请法律专家依法解决，并决定以受害人沈女士监护人的名义，在美国军人法院审理此案时出庭作证，他愤愤不平地说“谁没有女儿？”当此消息传出后，国民党当局怕得罪美国方面，于是由外交部长王世杰发电劝告胡适说：“报载兄对美兵案准备出庭作证，未知确否？美方刻正羞愤同深，兄之地位或未便如此。”胡适对此置若罔闻，还是按计划出席了1947年1月17日至22日美军事法庭对此案的审判。经过一个星期的辩论，此案在广大民众的压力及胡适亲自出庭作证的情况下，美军事法庭不得不判处美兵皮尔逊为“强奸已遂罪”。但是，至于应判以什么罪尚待美国海军部长核定后宣布。后来此案转移到美国华盛顿去审理。胡适曾对人说这是对美国司法部门的一次考验。这时学生运动逐渐平息下来，学校恢复了上课。但半年后，美国海军部竟公然撤销原判，宣称：皮尔逊罪证不确凿，将其无罪释放。这件事太不公平了，充分说明资产阶级的法律并不是人人平等的，显然它是为本阶级服务的工具。
经过几个月的抗暴运动后，青年学生的觉悟有了很大提高，于是在这一年举行“五四”运动28周年纪念时显得格外活跃。就以北京大学来说，从5月1日到7日，举行了“五四”纪念周。在这期间还组织科学、文艺、历史、经济、戏剧等5个晚会。广场上有各种球类比赛和体育表演。出壁报号召青年们“承继五四叛逆精神”，“为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战斗！”等等。图书馆内还举行了校史展览，其中展出了李大钊事迹、毛泽东故事以及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照片。在纪念会上，胡适作了演讲，他首先回顾了28年前“五四”运动的经过，接着又引述了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评论：略谓“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兵法攻心，语曰革心，皆此之故，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胡适认为：中山先生的评判是很正确的，很公允的。所以他在结尾时说：我们在28年后，纪念“五四”，也不能不仔细想想我们今日是否已“收革命之成功”，是否还“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胡适的这个讲话比较一般。大致内容都是“老生常谈”的。因此有些学生暗中讥笑他是中庸派，好好先生。此外，许德珩教授也作了演讲，他根据自身的经验，回顾了“五四”的战斗历程，大意谓：《国民杂志》为救国运动；《新潮》与《新青年》为文化运动，经过“五四”，由于中间李大钊的关系，二者联合起来了。接下来他回忆“五四”时北大学生到公安局自首愿意坐监牢的情形时，指出：“这是北大精神。北大精神是负责的精神，为国家人民负责去干，干了自己担当的精神。”并号召大家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向后看是没有希望的。其次还有朱自清讲“新文学的建立与发展”，周扬讲“解放区文艺”，都是很受同学们欢迎的；其他教授也畅所欲言作了讲演，故一时呈现出各家争鸣的景象。从中可看出北大师生的精神面貌及其要求进步的思想是十分强烈的。
这时社会上出现了一股物价飞涨的浪潮，本来已经食不果腹的人民又陷入饥寒交迫的深渊，整个社会又动荡沸腾起来了，学校教授家里也没有米下锅了。当时有记者到北大采访胡适，问他私人生活怎么样？他回答说：“我的薪水不够用，虽未在校内透支借薪，但几个银行的朋友可以让我立透支户头，但亦得设法还债。”说到这里，郑秘书长天挺在旁插话说：校长已经贴了不少的钱了。胡适又笑着说道：“去年7月校长薪金可得28万元，折合美金100多块钱。现在虽调整近百万元，但折合美金，每月仅得35美元。”这时郑又插话说：胡校长每天薪水合一块二角美金。由此我们可以看到，胡适生活都发生了困难，其他如在校的教师、学生的生活那就雪上加霜更困难了。
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经济情况如此糟糕，但蒋介石不顾一切，还要发动大规模的内战。在此情况下，全国人民除了起来反抗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别无出路。于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学生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又掀起来了。这一年四五月间，上海、南京的学生喊出了“抢救教育危机”的口号，要求增加公费、并提出“向炮口要饭吃”的反饥饿的呼声。华北同学也奋臂而起，他们认为饥饿的原因是内战，于是把反内战与反饥饿联系起来，遥相呼应。5月15日，清华大学召开了学生代表大会，决议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罢课”。16日，北大院系联合会开会，成立“北大反饥饿反内战行动委员会”。次日，召开院系代表大会，提出“反饥饿反内战”的口号，并决议自19日起罢课3天；定“六二”为反内战日，通电全国，号召各界罢工、罢市、罢课、罢教，同日举行反内战大游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