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长城抗战后，我国热河省又被日本帝国主义者宰割去了，整个华北皆处在日本人的枪口之下，国难日益加重，人们心中惶恐不安；今日是中国人，不知明日是否会变成了亡国奴！在这残酷的事实面前，全国人民悲愤已极，特别是青年学生更是忍无可忍，国家出路何在？大家都在思索这个问题。
这时，即1934年5月有北大的一个旁听生，名叫寿生的写了一篇《我们要有信心》的文章寄到《独立评论》，祝贺该刊成立二周年纪念。在这篇文章里作者不仅阐述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而且还批评了《独立评论》，他说：“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形是这样的糟，而一般言论都带有一些悲哀的气味，‘中国不亡是无天理’这一个悲叹的词句在好些人的脑子里刻得深深的。我常自己检讨，我们究竟还配不配生存在这世界上，我们究竟是不是劣种？”经过对历史的回顾及与邻国日本的对比，他认为：我们今日改进不如日本之迅速，原因是我们的固有文化太丰富了，所以进步比较缓慢。他的理论是：富于创造性的人，个性必强，接收性就比较缓慢，而富于摹仿性的，接受能力强，但创造力就有限了。有鉴于此，他说：日本人今日优于我者，就因其本来文化根基浅，摹仿性强，故能以全力接受外来文化。我们因为旧文化太丰富，所以不能如她那样的急进。然而，我们一旦将新旧文化融合后，将来我们虽不敢说为世界的领导者，但其有贡献于人类必不后于任何民族是敢断言的。
其次谈到固有文化时，他认为：我们的文物制度，在这世界无不足以单独成一系统，对外来学术郑重取舍，实为必然之势。比如，汉代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来虽有人反对，但经过我国有才智之士进行研究，佛教终归在中国人手里得到发展繁荣。说明中国人是能吸收外来文化的。但不止于此，后来又使中印学术熔于一炉产生了宋明理学，那更光辉万丈了！由此可知吾民族不特能容纳外来文化，而且还能使之精进。至于吾祖先对世界文明之贡献，则更不胜例举了。
此外，作者还从现实生活中了解到一般青年的心理状况和精神面貌，认为现在油头粉面终日花天酒地的青年学生很多，但是排除万难努力求学及做各种青年应做的工作的也不少。于是他得出结论说：“我们还是有生存权的。”我们要恢复民族的信心，我们要有坚决的意志努力苦干。并称：勾践有信心卒能沼吴。最后他对该刊提出批评和建议。“《独立评论》是在‘九一八’后产生的，她的文章一天比一天消极，中国的境遇一天比一天恶劣，转眼她在胡适之先生们的乳养下已是一个两岁的孩儿了！我愿今后她代表的现象一天比一天积极，一天比一天光明。”
胡适收到这位23岁的青年来稿后，认为他提出的问题值得讨论，于是他写了一篇《信心与反省》的文章，连同来稿登在《独立评论》103号上，让大家来评论。胡适在他的文章里表态说：我很高兴我们的青年在这种恶劣空气里还能保持他们对于国家民族前途的绝大信心。这种信心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基础，我们当然是完全同情的。但他认为寿生先生所论述的信心是建筑在散沙上，是挡不住风吹雨打的。理由有三：第一，“富于创造性的人，个性必强，接受性就较缓”，这个大前提完全是无稽之谈，并称这是懒惰的中国士大夫捏造出来替自己遮丑的胡说。事实恰恰相反：凡富于创造性的人，必敏于模仿；凡不善于模仿的人，决不能创造。第二，他认为，寿生先生也犯了一般人轻视日本的习惯，抹杀日本人善于模仿的绝大长处。日本民族的长处全在他们肯一心一意地学别人的好处。他们学别国文化，无论在哪一方面凡是学到家的都能有创造的贡献。第三，他认为，“寿文”中所说的“我们的固有文化太丰富了”这句话是不真实的。寿生先生和其他夸大本国固有文化的人们如果肯平心想想，必然会明白这句话是无根的乱谈。并称这问题太大，不是这篇短文所能详细讨论的。在此他只谈一点：我们的周、秦时代当然可以和希腊、罗马相提并论，然而我们如果平心研究希腊、罗马的文学、雕刻、科学、政治，单是这四项就不能不使我们感觉我们的文化的贫乏了。
根据上面论述，胡适认为寿生先生代表的民族信心没有根据。他的看法是：可靠的民族信心必须建筑在一个坚固的基础上，祖宗的光荣自是祖宗之光荣，不能救我们的痛苦和羞辱。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基础之上。反省就是要闭门思过，要诚心诚意的想，我们祖宗的罪孽深重，我们自己的罪孽深重；认清了罪孽所在，然后我们可以用全副精力去消灾减罪。并称，今日的大患在于全国人不知耻。之所以不知耻者，是因为不曾反省。一个国家被人打败，这不算耻辱，而一个国家今日还容许种植鸦片烟，并依靠鸦片烟的税收来做政府的收入这是最大的耻辱。此外，一个现代民族在今日还容许他们的最高官吏公然搞迷信，提倡什么“时轮金刚法会”、“息灾利民法会”这是最大的耻辱；一个国家有五千年的历史，而没有一个40年的大学；一个国家能养300万不能捍卫国家的兵，而至今不肯着手搞国民义务教育，这些才是最大的耻辱。如何改变这种局面呢？他提出要真诚的反省，这样才能产生真诚的愧耻；真诚的愧耻才能产生向上的努力；努力学习人家的好处，铲除自家的罪恶。经过这样反省，然后可以激起新的信心：相信我们自己正是拨乱反正的人，这担子必须我们自己来挑。历史的反省自然使我们明了今日的失败都因为过去的不努力。反省的结果，使我们明白那五千年的精神文明，那“光辉万丈”的宋、明理学，那并不太丰富的固有文化都是无济于事的银样枪头。胡适这篇文章的观点，是与他1932年所写的《惨痛的回忆与反省》一文的论点是一脉相承的。在那篇文章里，他回顾了历史的惨痛教训说：40年的奇耻大辱刺激不可谓不深；我们的大病源，依我看来是我们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祸延到我们今日。二三十年前，人人知道鸦片、小脚、八股为“三大害”；前几年有人指出贫、病、愚昧、贪污、纷乱，为中国的“五鬼”。然而，这些大病都不是一朝一夕发生的，都是千百年来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今天要治这“七年之病”非得有“三年之艾”不可，因此他主张“反省”。深刻的反省，就是要做那已经太晚了的诊断自己。
胡适的文章发表后，读者纷纷投稿议论，其中有一位署名子固的写了《怎样才能建立起民族的信心》一文发表在《独立评论》105号上。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批评了胡适的论点，他说：要建立一个民族的信心，决不能从骂我们的祖宗中得来的！我们必须用过去文化伟绩，人格典型来鼓励我们向前，来领导我们奋斗！我们不要发疯地夸大狂，但我们也不可缺少自尊。我们应该赶紧学习欧美科学来帮助我们复兴民族，但不能盲目学习人家。并称：“我们民族堕落到今日这地步，受到今日这种奇耻大辱，我们是应该反省反省的。但是我们反省的结果与适之先生的有一半不同。”所谓不同者就是如何对待我国固有的文化问题。他认为：我们民族这七八十年以来与欧、美文化接触，许多新奇的现象炫盲了我们的眼睛，在这炫盲当中，我们一方面没出息地丢了我们固有的维系，并且引导我们向上的文化，另方面我们又没有抓住外来文化中那种能够帮助我们更为强盛的部分。结果我们走入迷途，堕落下去！今天，我们已经认识科学是我们民族必需的建设工具！但我们却不能走极端，有了科学就不容许我们有固有文化：“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存在！最后他说：“我们需要民族信心，只有从过去文化中建立起我们的民族信心，这信心才是建在磐石上的！”
胡适在发表上述批评他的文章的同时，又发表了《再论信心与反省》一文，进行答辩。他说：“子固先生的论调其实还是三四十年前的老辈的论调。他们认得了富强的需要，所以不反对西方的科学工业，但他们心里坚决地相信一切伦理道德是我们所固有而不须外求的。”胡适不以为然，他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道德观念，并不是中国独有的，那是东西方哲人共同提倡的理想。在文字理论上，犹太人、印度人、亚剌伯人、希腊人，以至近世各文明民族都讲得头头是道，所不同者全在于是否能实践“有作法，有热心”这两点上。若没有切实的办法，没有真挚的热心，虽有千万册理学书，终无救于道德的低浅，因此他认为：子固文章的方案，一面要科学，一面要恢复我们固有文化，这是张之洞一辈人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案。但此路是走不通的，如果过去的文化是值得恢复的话，我们今天不至糟到这步田地。接着他又援引西方历史说：西洋人跳出了经院时代之后，努力做征服自然的事业，征服了海洋，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空气电气，征服了不少原质，征服了不少微生物，这都不是什么“保存国粹”、“发扬固有文化”的口号所能包括的工作。事实证明：科学与工业发达的自然结果是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提高了人类的幸福。因此他告诫人们：过去几千几百年的固有文化是不足迷恋的。那里面虽有几个圣贤豪杰，但几十颗星儿终究照不亮那满天的黑暗。我们光荣的文化不在过去而在将来。
胡适的《再论信心与反省》发表后，又招来了许多与他辩论的稿件，于是他又在《独立评论》106号上发表了燕京大学政治系教授吴其玉的《读“信心与反省”》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作者提出了三个问题来与胡适讨论：
第一，不同意胡适“创造只是模仿到十足时的一点新花样”的见解，他认为，上述所说的是一种改良，它只有程度之分，而没有性质的差异，因此绝不能说是一种创造。并称世界文化进步的方式只有下列四种；1.模仿，2.改进，3.发明，4.创作。
第二，根据上面的认识，他认为日本人学习外来文明也只是模仿的多而创造发明的少，因此，不同意胡适举出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多有其创造发明的说法，并称，日本人学习欧美也还没有学到家，我们不必以为它有什么了不得的。
第三，关于我国“固有文化”的问题。他认为胡适把日本文化提得太高，而把中国文化压得太低，这样的“反省”，会造成民族自暴自弃的心理，结果是可以亡种亡国的。他说中国文化有他的特点，如瓷器、丝织品、刺绣、建筑、文学以及哲学，虽并不光辉万丈，究竟没有什么羞辱中国文化的。既然我们有相当的文化，缺点和罪恶自然也不可免。这一层古今中外一样，如日本有“下女、男女同浴、自杀、暗杀、娼妓、贿赂、强盗”等行为难道是可以使他们抬头的吗？根据上面的分析，他认为，对“固有文化”，应优劣并提；反对胡适把中国文化说得一塌糊涂。
此文发表后，胡适紧接着在《独立评论》107号上又发表了《三论信心与反省》一文。在这篇文章里，他主要提出两个论点来进行辩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