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照，字藜青，号小航，又号水东，河北省宁河县人。曾中过进士，在京任礼部主事等职，1898年戊戌变法时，参与维新活动，曾多次上书言事。在变法中，王与康有为等经常往来，但意见不完全相同。康主急进，王主渐进；康较注意军政，王却看重教育。后来维新失败，王也在被通缉之列，他躲在天津，创作官话字母，从事于文字改革工作，想替中国造出一种普及教育的工具。1930年他作《实心救国不暇张大其词》一文，其中回顾了他与康有为的一次谈话。他对康说：“我看只有尽力多立学堂，渐渐扩充，风气一天一天的改变，再行一切新政。”康回答说：“列强瓜分就在眼前，你这条道如何来得及？”王在回顾了这番话以后，很有感慨地说：“迄今32年矣，来得及，来不及，是不贴题的话。”胡适很同情王的主张，因此他作《王小航先生文存》序言时引用了上述这段话，并很沉痛地说：“我盼望全国的爱国君子想这几句很平凡的真话，想想这位30余年拙论不离普及教育一语的老新党，再问问我们的政府诸公：究竟我们还得等候几年才可有普及教育？”从这段文字可看出胡适对王照所持的教育救国论是非常欣赏的。他们虽然是初交，但由于思想认识一致，却一见如故。从中可看出胡适改良主义的思想与王照是一致的。
翌年5月胡适为王照文存写的序言寄出后，6月1日接到王的来信，他在信里说：“序文都是出于肺腑的话，弟感激之中甚是满意。一两日中就发刻。手示一纸，也想刻在序后，乞赐同意。特此致谢，就请适之我哥仁安。”从这封信里的称呼，也可看出他们在白话文的观点上也是一致的。
1933年6月1日，王照在北平病故，终年74岁。那时胡适正准备出国赴加拿大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故未能前往吊唁。后来他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提到这事，想收集王生前的资料。为此，他曾向王的一位在北大做事的世兄打听，请他代为收集，不料回答却使胡十分痛心！他说：“许多烂纸都给老人家病中‘擤’鼻涕用掉了。”胡适说：我听了，只能叹一口气而已！此外，在老辈中还有位汤尔和跟胡适也是常有文字交往的。
1930年汤翻译了一本日本人著的《到田间去》的书，拿来请他作序。因为这本书是用白话文译的，胡适感到高兴，所以慨然允其所请，为他作了一篇序言。他在序言里说：开卷第一句话，我要对汤尔和先生脱下帽子深深三鞠躬，表示我的敬意。汤先生在北平做了几回大官，穷的不得了，下台后，有一个时期全靠译书过活。他与商务订了契约，一年要译120万字医书，每月交10万字，这样勤奋、刻苦是我们少年人的楷模。第二句话，我要脱下帽子给全国读书人道喜：“恭喜、恭喜，汤尔和先生用白话译书了。”尔和先生十年来还不肯抛弃他的绅士架子，现在也上梁山了，我代表梁山泊的朋友高叫三声口号：“白话文不怕“断种”了。”
接着胡适说道，汤译此书的用意是要劝人“少讲空话，多知道事实”。我要替他加几句解释：少谈主义、多研究一点有用的科学。带了科学知识到田间去，睁开眼睛看看民众的真痛苦、真问题。然后放出你的本事来，帮他们减除痛苦，解决问题。改良一种豆或一种棉花，或一种蚕子，胜似一万万吨谈主义的文章。发明一个治牛瘟、猪瘟的方子，介绍一个除蝗、除害虫的法子，胜似一万万张宣传主义的标语。
从这篇序言可看出胡适所持的实验主义立场是十分顽固的。同时也可看出他与汤尔和的交往也是比较亲近的。汤是浙江杭州人，大胡适13岁，留学日本习医科，返国后曾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校长。1916年曾与马叙伦商议改革北京大学事务，为此走访当时的教育部长范源濂，建议请蔡元培回国任北大校长，范接纳他的意见。是年冬，蔡到北京后，即走访汤尔和问北大情形，汤回答了蔡的问题后向他推荐了陈独秀，说此人现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君担任。说罢即取《新青年》十余本相示。蔡本来对陈独秀有印象，这时经汤介绍便决定请他到北大了。后来汤在北洋政府任教育部长等职，与蔡元培关系甚好，胡适说：“尔和是当日操纵北京学潮（指当时的教职索薪运动）的主要人物，他自命能运筹帷幄，故处处作策士，而自以为乐事。”可想而知，蔡有许多事都要向他请教的。1919年3月26日夜北大讨论辞去陈独秀问题，汤的意见很起作用。据胡适回忆当时的情形：蔡元培是不愿意辞去陈独秀的，但汤却力言其私德太坏，蔡是进德会的提倡者，听了他的话所以才下定辞陈的决心。胡适认为陈之离开北大与汤尔和的发言说陈“嫖妓”与北大诸生同昵一妓，因而吃醋将妓女打伤以泄愤之事关系很大。后来，胡将他的上述看法写信告诉汤尔和，并称，“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对此，表示不无遗憾！汤读过来信后辩解说：陈君当然为不羁之才，岂能安于教授生活，即非八年（1919年）之事，亦必脱鞲而去。尊见谓此后种种皆由一夕谈所致，似太重视。弟以为大学师表，人格感化胜于一切。以陈君当年之浪漫行为置之大学，终嫌不类，此乃弟之头巾见解，迄今犹自以为不谬，未知兄意如何？如有卓见，尽请赐教。此上“我的朋友”胡适之先生。
胡适针对汤的来信，作书回答，进一步表明态度说：独秀终须去北大，也许是事实。但若无三月廿六夜的事，独秀尽管仍须因五月十一夜（指大世界发传单）的事被捕。但至少蔡（元培）汤（尔和）两公不会使我感觉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并强调说：“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人的武器。”从上述的辩论中，不难看出胡适对蔡、汤等人辞去陈独秀是有意见的，而且他认为：他们是中了别有用心的人的奸计了。对此胡适很有感触地说，“以近年的事实证之，当日攻击独秀的人后来都变成了‘老摩登’，这也是时代的影响，所谓历史的‘幽默’是也”。从中也可看到汤尔和在北大演了一场“成肖何，败肖何”的“拿手好戏”！此信发出后，汤没有再进行答辩，各自观点依然如旧，谁也没有说服谁。紧接着翻过一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入侵北平，他们分道扬镳、友谊终断，胡适南下；汤仍留北平，后沦为可耻的汉奸。1940年在北平死于肺癌。
刚才提到的陈独秀与胡适的交往属于一个特殊类型，二人同为“五四”时代的号角式人物，又是很好朋友，后因思想分歧：一个主张革命，一个主张改良，各自走开了。但“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他们彼此都遵守这个原则，故其友谊保持始终；过去他们虽然吵过嘴，生过气，说是要绝交，但不过是说说而已。上回自“五卅”运动后，他们为有无帝国主义的事吵得很厉害，彼此都动了气，之后来往也就少了。但到了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被国民党军警捕获时，胡适便出来营救他了。胡首先是邀约好友翁文灏、丁文江、任鸿隽、傅斯年等人向国民党当局请求将陈独秀一案由军事法庭移交民政司法审判，其中的用意是想使案子公开化，请律师申辩，以求一个公正、合理的解决。同月22日蒋介石复电翁文灏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其次，胡适常在公开场合宣讲民主与法治，唤醒国人监督政府，保障人权。比如1933年1月30日他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大会上致词时就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我们成立此会的目的有三：（一）帮助个人；（二）监督政府；（三）彼此了解法律习惯的应用。并称，这次当局要杀陈独秀和牛兰（瑞士共产党人），我们要营救他。此外一切被压迫的人士也要设法保护。与此同时，他又在北大以《陈独秀与文学革命》为题发表公开演讲，介绍了陈的生平事迹，并对其革命精神进行了赞扬。最后总结时说他对文学革命有三个大贡献：（一）他由我们的文学改良变成了文学革命，变成三大主义。（二）由他才把伦理、道德、政治的革命与文学革命合成一个大运动。（三）由他一往直前的精神使得文学革命有了很大的收获。由此可见，胡对陈的营救是全力以赴的。此案后来由于胡适、章士钊等人的努力，及在社会各方面著名人士的支援下，终于得到按法律程序解决，避免了一场大祸，法院判陈独秀有期徒刑13年，后改为8年。陈在狱中服刑期间，曾写信向胡表示谢意，他说：此次累及许多老朋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并称日来贱躯比前期更好一点，已能稍稍吃饭与肉了，已能照常写字读书了，特此告慰故人。胡适也去看过他，并常有书信往来。有一次，胡过南京没有去看他，他大为不满，写信给汪原放说，要与胡适绝交，并称“我知道他在此间即和一班达官贵人拜会吃酒”。“我和他仅仅友谊关系，其他一切不必谈，他现在既不以友谊态度待我，不过旧朋友当中又失一个，如此而已。”后来胡适到南京与当时的教育部长段锡朋一起到监牢里去探望了他。陈是很重感情的人，见到胡适以后也就忘了生气的事，彼此又重叙友谊了。1935年胡适南游到广州，因在香港的讲演触怒地方当局，故吃了闭门羹。当时社会上传言很多，陈在狱中十分关怀此事，写信告诉胡适，叫他辟谣，略谓：“兄南游中，此间颇有谣言，兄应有纪行一文公表，平心静气描写经过，实有必要。弟私心揣测，兄演词或有不妥处，然圣人之徒不过借口于此，武人不足责，可叹者诸先知先觉耳。”可见陈对胡之关怀。后来胡依陈言，写了《南游杂忆》在《独立评论》进行连载，说明此行之经过情形，于是破除了社会上的许多流言蜚语。
1937年“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8月，胡适曾写信给南京国防参议院代议长汪精卫要求释放陈独秀。同月19日汪回信答复道：“手书奉悉，已商蒋先生转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先生矣。”22日，陈独秀被“明令”释放。1938年，陈携眷辗转经武汉避难到四川省江津县。这时他贫病交加，卖文为生，病复发时竟不能写字云云。为此，他的同乡好友汪孟邹，曾致函远在美国的胡适（时为驻美大使），请他帮助陈独秀去美国。信中说道：陈“日撰文二、三篇，归《时事新报》发表，每篇送三四十元，以维生活之需。乃近得他来信，说胃病复发，血压高之老病亦发，甚至不能低头写字。他今年已60高龄，使弟十分悬念，未能去怀。私念就吾兄在美之便，或向政府设法，为他筹得川资，使他与他爱人潘女士得以赴美游历旅行，病体当可易愈。”胡接到信后，积极为老友奔走安排，但陈不愿去美国，最后只好作罢。综上所述，可见陈胡之交在新文化运动之后仍保持着深厚的传统友谊，是值得人们纪念的。
在国际方面，胡适的朋友也是很多的，现举一例可见一斑。1932年6月，德国普鲁士国家学院来函，聘请胡适为该院通讯会员。这个科学院在国际上是享有盛名的，而聘请中国学者为院士这更是第一次。因此，这消息在报上发表后，各方面反应强烈，许多朋友都热情洋溢地写信来祝贺，其中北大教授赵乃搏来信说：曩在纽约城莫哈山与友人高君闲谈时，余谓我国学者中有国际间的学者之资格者惟适之一人。今先生果荣膺普鲁士国家学院会员，闻之欣慰无量。特此专函道贺。其次，自称后学的罗根泽也来信祝贺说：“阅报（6月9日）知普鲁士国家学院聘先生为会员。东方人被聘为欧洲国家学院会员，先生为第一人，民族之荣，国家之光。”略举上述两例，可见当时朋友们的心情及各界的反应了。
至于胡适本人呢？当然是高兴的，但高兴之余也感到责任之重大。这种心情可从他的回电中看出，他回电说：“亥曼先生，前承贵国驻华公使转来6月2日的尊函，敬悉普鲁士学院选举我为哲学史学学部通信会员，这是在世界学术界的最大的荣誉之一种。我这个浅学的人，很少贡献。这回接受贵会这样的奖励 ，真使我十分感谢，又十分惶恐。在敝国的历史上有一个大政治家羊祜，曾对客称赞他的一只能舞的鹤，但是这只鹤见着他的客人却不肯舞了。我很盼望这回接受贵会的奖励，能够鼓舞我努力在学术上多做一点有价值的贡献，免得在贵会里做一只不舞之鹤，有玷贵会知人之明。……”这是胡适第一次在国际学坛上得到的荣誉，说明他多年辛勤从事的学术工作，已经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故获得如此奖励。这是他的光荣，同时也说明我国学术界蕴藏着无穷无尽的智慧和力量有待进一步开发，为世界文化和学术作出应有的贡献。
胡交游非常广，除个人的成就和贡献外，这与他的性格是很有关系的。对于他的性格林语堂了解比较深，他说：“我想六分学者、四分才子、二分盎格罗撒逊留学生，约略可以尽之。也许加了三分学究气，减了三分才子气，适之的应酬可以少一点，学术著作可以丰富一点，但如此便少了一团蔼然可亲之气，而不成其为胡大哥了。”接着又说：“适之为人好交，又善尽主谊。近来他米粮库的住宅在星期日早上总算公开了。无论谁，学生、共产青年、安福余孽、同乡商客、强盗乞丐都进得去，也都可满意归来。穷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当面教训；求差者，他肯修书介绍；问学者，他肯指导门径；无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随口谈谈几句俗语。到夜阑人静时才执笔做他的考证或写日记。”由此可见，胡适的个性是很能适应客观环境需要的。陶希圣说他“极高明而道中庸”；陈翰笙说，“胡适喜欢捧人，他也喜欢被人捧”。这样的人在朋友中自然是会受到欢迎的，故有“我的朋友胡适之”之称谓，这就不足为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