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直皖战争后，皖系失败，段祺瑞下台；北京政权落在直奉两系军阀的手中。但因双方分赃不均，1922年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之战。这次战争奉系失败退出关外宣布自治，企图东山再起；而直系则以胜利者的姿态操纵国会，于1923年选举曹锟为大总统，对北方几省实行军阀统治。这时，以孙中山为首的广东政权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采取分化北洋军阀的策略，联合奉、皖共同倒直，客观上形成了粤、奉、皖的“三角同盟”。
1924年9月，奉军约25万人兵分五路入关讨直，第二次直奉战争便开始了。当时直系以吴佩孚为总指挥，率兵约20万在山海关一带迎敌。不料双方正在激战之时直系内部分化了。10月22日冯玉祥倒戈，率所部回北京，一夜间囚禁曹锟，通电主和。吴佩孚在前线闻讯仓皇败退，乘舰南下。之后，张作霖入关与冯玉祥合作，共拥段祺瑞出山担任中华民国的“临时执政”。段上台后，即号召举行“善后会议”以求解决国事，并欢迎孙中山北上共商大计。
同年11月13日孙中山离开广州，应冯玉祥、段祺瑞等人之邀经香港北上。行前曾发表《北上宣言》，指出：“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并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以解决国事。孙中山的主张代表了广大群众利益，受到各地民众的热烈响应和拥护；而善后会议是代表军阀利益，实际上是军阀划分势力范围的一次分赃会，所以受到人民的坚决反对。正因如此，孙所到之处均受到人民群众的盛大欢迎，然而不幸的是他在途中竟得了严重的肝病。12月31日抵京，先是住在铁狮子胡同顾宅，后转入协和医院治疗。次年1月26日医院确诊为肝癌，在旁的家属及其友好同志认为西医既已无法可治，不妨求助于中医，于是提议请中医陆仲安来治，但又恐孙中山不愿接受中医治疗，这便如何是好？由于陆曾与胡适治过病且有效果；而孙平时对胡又甚客气，若能得他去劝勉，中山或可愿接受治疗，有人这样认为，于是大家公推李石曾到天津去寻找胡适。当时胡因事在津逗留；李突然驾到说明来意，胡觉得责任太重，面有难色，后经李多方劝说，胡才欣然允其所请而同归。到京后，2月18日胡偕陆仲安到协和为孙中山看病。既至，胡先入病房问候，孙对胡说：“适之，你知道我是学西医的人。”胡称：“不妨一试，服药与否再由先生决定。”话说到这里，孙夫人在一旁接过话头说，“陆先生已在此，何妨看看。”说罢握着孙先生的手腕，中山沉默地看着她，神情凄婉。孙不欲拂众人之意，于是伸手而以面移向内望。夫人转身往床之内方坐下，目光与先生对视。陆即开脉案处方。之后，孙中山迁回铁狮子胡同顾宅治疗，初服陆药尚见效果，继又续诊几次，未有进步，最后终于不治，同年3月12日与世长辞。孙中山逝世消息传出后，举国上下为之悲痛，至于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也就成为他的遗嘱了。胡适在孙中山病重时，略尽朋友绵薄之力，后来感到很荣幸。1929年他与傅斯年谈论孙中山，傅说：孙中山在安身立命处，没有中国传统，完全是新的。而我们思想新、信仰新，思想方面完全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中山肯干，而我们只会批评人干，此中山之不可及处。胡适很有同感，说“孟真此论甚中肯。”
在孙中山生病时，段祺瑞不顾国民党人及各界民众的反对，悍然于2月1日在北京召开善后会议，企图以此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该会邀请了各省军阀和官吏及有特殊资望学术经验者出席。由于段拒绝了孙中山提出邀请人民团体代表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等参加的建议，国民党人拒绝出席这个会议。这次会议原定出席人数为166人，可开幕式到会者仅有86人，不足法定人数，故推迟到13日才开第一次会议。其次，会议原定会期为一个月，后来竟延至4月21日才开完。由此可见，这次会议的召开是很不得人心的；同时也说明了军阀内部分赃不均，斗争十分尖锐。
胡适在上述形势下，他不仅受聘于国民党人发起的国民会议促成会，任其组织法研究委员会委员，而且又接受了段祺瑞邀请，要他出席善后会议。对于前者，实际上没有做什么，只是一个名誉；而善后会议，他是按期出席了。可是当他出席善后会议的消息在报上公布后，舆论界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报刊多认为此会为军阀的分赃会议，像胡适这样的学者不应当参入。胡却不以为然，他想在政治上也进行一次尝试，他说：“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一试。”并称，我是两年来主张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研究时局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他是这样想的，但在群众中影响极坏。当时青年学生中，有人认为他是“卖身于段贼”；与梁启超、章士钊为把兄弟共同拥戴段祺瑞为父。有个学生名叫董秋芳，写信警告胡适说：“胡先生呵，如果你再愿意牺牲‘新文化运动的权威’的荣衔，去参加这少数人宰割全体民众的善后会议，恐怕一试之后，便不容你再试了。”诸如此类批评、议论，接踵而来，但胡适仍不醒悟，他说：“8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自己人格里。”又说：“青年界对我的议论乃是意中的事。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乱谈乱跑，尤不能谄事青年，所以常遭人骂。”话虽如此说，但友人规劝，社会上严厉的批评，在客观上还是起了作用的。所以他试了一阵，觉得不是味儿，于2月18日作《割据》一文，表示悔改，他说：在割据形势下，只好不出席了。又说今日割据之势已成，万不可讳。这三日之内，有三件事可算铁证：一是冯玉祥解胡景翼与憨玉琨的“佳”电，说明河南战争日益剧烈。二是孙岳把保定、大名两府自行交还直隶省，自己率师南下河南。三是江浙战争一触即发，两军正在积极备战。基于上面三条，他说：“今日善后会议至少也应该有全国停战的条件作开会的基础。若各方的争执仍须靠武力来解决，则是各方参加善后会议为毫无诚意。……若本会议不能作局部军人争执的仲裁机关，更有何面目高谈全国的军事善后？所以我们主张，当此战祸重开之时。善后会议应该停止开会。若在战事中继续开会，我们只好不出席了。”（此文后为胡适与马君武致赵尔巽汤漪函的底稿）从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脉络。好在经过实践证明，此会对改良政治毫无作用，于是他中途辞去善后委员的职务，这不能不说是个觉悟，但在客观上却给人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胡适对此事甚感失望，然而更不幸的是女儿素斐因病于这年5月夭逝了。这使他十分痛惜！因为他这个女儿自幼发育不全，得了佝偻病（驼背手脚细），但很聪明，据说口齿伶俐，虽未读过书（死时5岁），但听家里大人教读过几次，她就能朗诵一些短诗和歌谣了。正因为如此，所以胡适女友陈衡哲说：“有聪明而无健全的身体是最痛苦的事。”在此女去世后，陈写信给胡适，先是安慰他保重身体，对这不幸的事还要勉强把他忘怀，省得朋友们为你担心。接着说道：“你的这个女儿的死亡，除了为你痛惜之外，我尚有一个小小的迷信——我且不告诉你——所以我现在对于她的去世，更有不乐之处。但愿我这个迷信不成事实。”这个谜语到底是什么？陈未说出来，可能与其名字有关：今“素斐”已死，那么“莎菲”也活不长了，是个不祥之兆，所以她希望不要成为事实。这当然是害了疑心病，但从中可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十分深厚的，而且也很有意思。
这年5月30日，上海发生“五卅”惨案，因为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共产党员），打伤工人十余人，激起全市人民的愤怒。这一天，上海学生2000余人在租界内宣传声援工人，号召收回租界，被英帝国主义逮捕100多人，随后群众万余人集中在南京路巡捕房门首，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高呼“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余人，伤几十人，逮捕数十人，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五卅”惨案。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上海人民实行罢工、罢课、罢市，抗议英帝国主义的大屠杀。运动很快普及全国，形成一个规模巨大的反帝怒潮。
在这样一个规模巨大的爱国运动面前，胡适感到问题严重，怕运动扩大，影响社会的安定。于是6月21日他与罗文干联名致函于当时任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沈瑞麟，向他建言希望上海事件迅速解决，并提出交涉步骤：首先要解决“沪案”，宣称，上海事件之交涉，我等私意以为宜以上海总商会所提之条件为最低限度之条件，亟须解除非常戒备、惩凶、赔偿、道歉等项；并称，不能再让步了。其次，交涉修改条约，根本免除将来之冲突，如废除租界内之会审公廨等项。略谓，“我国若不乘此时机要求条约之修改，则此事将以租界之改组及会审公堂之收回为最后条件，而80年之祸根依然存在，此国人所必不承认。”与此同时，他又与丁文江、颜任光、罗文干联名向国外友人发了一个3000字的英文电报，叙说该案的内容，暴露英方军警的暴行。这时罗家伦正在英国留学，他印了5000份，加一题目为《中国的理由》送给英国职工联合会总会秘书长席屈林，由他发给工联的下属单位。因此工党议员多为中国伸张正义；当时在英国国会里发生了较大的影响。胡适对此案态度是明确的：要求惩凶、赔偿、道歉等等。但他对学生罢课却持有异议。因此，同年8月，他在《爱国运动与求学》一文里，针对“五卅”以后学生的罢课行为发表了评论。他说，“我们观察这7年来的学潮，不能不算民国八年（1919年）的五四事件与今年的五卅事件为最有价值。”“这两次都只是一般青年学生的爱国血诚，遇着国家的大耻辱，自然爆发了纯然是烂漫的天真，不顾利害地干将去，这种‘无所为而为’的表示是真实的，可爱敬的。”但是他又说，救国事业更非短时间所能解决；帝国主义不是赤手空拳打得倒的。救国事业须要有各色各样的人才；真正的救国的预备在于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人才。易卜生说得好，“真正的个人主义在于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东西。”易氏又说：“有时候我觉得这个世界就好像大海上翻了船，最要紧的是救出我自己。”胡引过易卜生的话后又接着说学校固然不是造人才的唯一地方，但在学生时代的青年却应该充分地利用学校的环境与设备来把自己铸造成个东西。我们须要明白了解：“救国千万事、何一不当为？”最后他说，希望大家知道：“在一个扰攘纷乱的时期里，跟着人家乱跑乱喊不能就算是尽了爱国的责任。要立定脚跟，打定主意，救出你自己。综上所述，可见胡适对学生运动和罢课是持反对态度的。他又不遗余力地鼓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要学生脱离政治，不关心社会的发展，埋头读书，自认为是救国事业，其实这是空谈读书救国；道理很明显，没有国与家，那有书可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