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夏，北京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5月4日这天北京13所大专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集会，反对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上将我国青岛从德国手中转交给日本的强盗行为。而我国北洋政府竟无耻地准备在上面签字，当时民众义愤填膺，手举“还我青岛”、“还我山东”、“诛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等的旗帜示威游行，并发表章言如下：
北京学界全体宣言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国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会后北大学生傅斯年作为临时总指挥，率领群众到各公使馆示威游行，结果被拒，于是引出火烧赵家楼、学生被捕，“六三”后全国各地工人罢工、罢市等事件。这时北洋政府不得不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并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告一段落。
这次运动，既是一次爱国的政治运动，也是一次新文化运动。它是过去《新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向封建主义、旧道德观念发动攻击的结果。人民觉悟提高了，民主意识增强了。所以青年学生也要干预国事，走向政治舞台，这是伟大的创举。胡适虽然没有直接参加这次运动，但在客观上他提倡文学革命，鼓吹新文化运动，对这次运动是有影响的。孙中山在评论“五四”运动时，曾指出：“此种新文化运动，在我国今日，诚思想界一二觉悟者（即《新青年》与《新潮》）从事提倡，遂至舆论大放异彩，学潮（即‘五四’运动）弥漫全国，人皆激发天良，誓死为爱国之运动。……吾党欲收革命之成功，必有赖于思想之变化。”孙的这些话，是“五四”之后七个月所说的，胡适认为评判得很公允，但从胡适的主观意识上来说，他是不愿学生过问政治，更不愿意学生罢课，所以他处于被动地位。后来他回顾此事说：“从这一天起，北京大学就走上了干涉政治的路子，蔡先生带着我们都不能脱离政治的努力了。”
是年夏，美国哲学家杜威博士应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江苏省教育会的邀请来华讲学。胡适代表北大专程由北京赶到上海，4月30日与蒋梦麟、陶行知到码头迎接。当天，杜威及其夫人阿丽丝女士被安排在沧州别墅居住。为了替杜威开路，江苏省教育会请胡适先把杜威的哲学思想作一番介绍，因此5月2日，他在上海作“谈谈实验主义”的讲演。大意是：
实验主义是19世纪科学发达的结果，我们不可不先明白科学观念的两大变迁。（一）科学律令，从前的人以为科学律令是万世不变，然而50年来，这种观念大为改变了。大家把科学律令看作假设的。以为这些律令都是科学家的假设，用来解释事变的，所以可以常常改变。我们对于科学律令的观念既改，那么研究科学的方法也改了；并且可以悟得真理不是绝对的。（二）生存进化，起初的人以为种类是不变的，天生了这样就终古是这个样儿。到60年前达尔文《种源论》，才说明种类是要改变的，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字。可见生存进化的道理，全在适应环境的变化。
上面说的话，第一，就是一切真理都是人定的。人定真理不可徒说空话，应当考察实际的效果。第二，生活是活动的，变化的，是对付外界的，是适应环境的。我们明白了这两个从科学得来的重要观念，方才可以讲杜威的实际主义。分三种来讨论：（一）方法论，就是不重空泛的议论，不慕好听的名词，注重真正的事实，探求试验的效果。……（二）真理论，此处所要说明的、就是“真理都是工具”一句话。……（三）实在论，就是宇宙观，也就是世界观。照实际主义说，世界是人造的。……总之，我们人类当从事实上求真确的知识，训练自己利用环境的事务，养成创造的能力，去做真理的主人。
后来，他将在此前后的讲演稿整理成文，题为《实验主义》在《新青年》上发表，后又收入《胡适文存》一集二卷。在这篇文章里，比较系统全面地介绍了杜威的哲学思想。他说：“经验就是生活，生活即是应付环境”这是杜威哲学的基本观念。又说：“知识思想是人生应付环境的工具。”所以杜威特别看重知识和思想，其目的是怎样能使人有创造的思想力。他的思想方法是以怀疑为起点，寻出新事物或新知识来解决这疑难。胡适归纳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在教育方面，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平民主义的教育”；“教育即是继续不断的重新组织经验”等主张。他认为教育是社会进化和改良的根本方法，所以很重视教育。杜威常说“哲学就是广义的教育学说”，这就是说哲学便是教育哲学。综上所述，可见实验主义是否认科学规律和理论是客观实在的反映。他们主张有用便是真理，这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哲学。但对封建社会意识来说又是有进步的一面，所以杜威的教育哲学，由于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的传播，对当时的教育界是起了推进作用的。比如：要求教育改革，男女同接受教育、普及教育、反对传统教育等方面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5月3日杜威在上海开始此行的学术讲演，由胡适当翻译。据当时参加听讲的程天放回忆说：“那时我是复旦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一天报上登载杜威博士在江苏省教育会公开演讲，由适之先生翻译，我和许多同学都去听。当时适之先生在《新青年》上鼓吹文学革命，批评旧传统、旧习惯，上海一般知识青年都震于他的大名，却没有见过他，也没有看过他的照片。在电车上我们就想像胡适是怎样一个人物，大家认为他一定西装笔挺，神气十足，是一个典型的留学生。等到他陪杜威走上讲台时，穿的是一件长衫，态度谦恭和蔼，不像一般留学生，而像中国传统的学者，大出我们意料之外。”次日仍继续演讲。第二天早晨，胡适在蒋梦麟家里起床后，有人敲门，原来是上海的记者来访，其中有张东荪和俞仲华两位报馆主笔。从他们口中才知道北京的新闻，即“五四”运动的情况。胡适听了很受鼓舞。7日，参加了上海国民大会游行。那天，天气非常热，他穿着夹袍到公共体育场去听演讲，会后跟着大队游行，从西门一直走到大东门，走得他浑身衣服从里到外都湿透了。这些天，他还同蒋梦麟去拜访了当时在上海的孙中山，孙向他们概述了自己“知难行易”的哲学。这是第一次会见孙中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回忆这次见面的情景时说：“民国八年（1919年）5月初，我去访中山先生，他的寓室内书架上装的都是那几年新出版的西洋书籍，他的朋友，可以证明他的书籍不是摆样子的，是真读的，中山先生所以能至死保留他的领袖资格，正因为他终身不忘读书，到老不废修养。其余那许多革命伟人，享有盛名之后便丢了书本子，学识的修养就停止了，领袖的资格也放弃了。”因此他主张青年学生如要想干预政治，应该注重学识的修养。
5月8日胡适因事提前离开上海，12日抵达北京。当他到时，蔡元培已于9日辞职离京。校务由评议会、教授会共同维持。6月北洋政府下令任命胡仁源接任北大校长，遭大多数师生反对，未果。7月蔡被允回校，先派蒋梦麟代理。9月蔡到校后，设组织委员会协助校长策划全校工作，设总务长以蒋梦麟任之，因马寅初请假胡适为代理教务长。22日蔡在北大开学典礼上讲话时，宣布今年本校已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同意北大聘请杜威为客座教授留华一年，在北大讲授哲学。当天杜威在会上作了演说。
杜威及其夫人一行5月29日抵达北京；之后，在北京作了著名的五大讲演，题目如下：（一）近代教育的趋势3讲。（二）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16讲。（三）教育哲学16讲。（四）伦理学15讲。（五）思想的派别8讲。这些演讲，都有记录稿，共58篇，经各报全文登载，后来印成单行本大量发行，影响很大。后来杜威在南京也作了三大讲演，讲题为：（一）教育哲学10讲。（二）哲学史10讲。（三）实验的伦理学3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