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保护平民和他们的物品。1984年，联合国首次提出一份关于常规裁军研究的专家报告。报告详细论述了常规军备竞赛原因和造成的后果、常规裁军原则、方法及各种措施等。1985年，联合国大会决定将常规裁军列入联大议程。1986年，联大提请裁军审议委员会审议常规裁军的具体项目。1988年，联合国大会特别裁军会议对有关常规武器的竞赛及其对核军备竞赛和核裁军的重要性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同年，联合国裁军审议委员会完成了相互信任措施的指导方针，并由大会通过成为第43／78H号决议。大会还成立专家组专门研究国际常规武器的转让透明度问题。
联合国关注外空问题始于50年代末期。1957年，人类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升空不久，联合国裁军委员会内就有人建议建立检查系统以确保外层空间用于和平用途和科学研究。1958年，联合国大会决定成立“和平使用外层空间特设委会员”，该委员会下设一个法律小组委员会和一个科学技术小组委员会，反映出联合国一开始就对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的法律及相关问题的注意。法律小组委员会随后相继拟订了五个法律文件并经大会推荐给各国签署、批准和加入。这五个法律文件分别是《关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包括月球和其他天体在内外层空间活动的原则条约》（1966年）、《营救宇宙航行员、送回宇宙航行员和归还射入外层空间的物体的协定》（1967年）、《外层空间物体所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1971年）、《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1974年）及《关于各国在月球和其他天体上活动的协定》（1979年）。这些文件确立了外空问题的基本原则，构成了和平利用外空的基本法律框架。
随着空间技术的迅速发展，国际社会日益认识到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的危险性和迫切性。因此要求采取必要措施防止外空军事化的呼声日益高涨。1979年，意大利向裁军谈判委员会提有关这五个法律文件的内容出禁止在外空从事军事活动的建议。此后不断有国家和区域性组织提出类似的建议。1981年，第36届联大将“缔结禁止在外层空间部署任何种类武器公约”纳入议程并通过相关决议，督促裁谈会着手审议和制定相关文件。1982年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一次联合国探索及和平利用外空会议，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的最后报告表达了各国对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的任何可能性的担心，并且强调防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和战争行动是促进和发展为和平目的探索和使用外层空间方面的国际合作的主要条件。自1982年起，裁军谈判委员会将防止外空军备竞赛列入议程。1985年裁谈会成立外空工作组，以讨论有关外空的各种问题。1983年和1984年的联合国大会都对军备竞赛扩展到外层空间表示严重关注，并呼吁所有国家，特别是具有重要航天能力的国家为实现禁止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这一目标作出积极贡献。但是，由于美苏等主要国家偏向双边谈判，反对多国介入，致使有关防止外空军备竞赛条约的谈判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
后冷战时代联合国的裁军活动
一、冷战后世界军备发展的基本特征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发生重大转折。以两大军事集团对峙为主要标志的冷战的结束，使国际形势从整体上不断走向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题，世界各主要大国之间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第一次不存在直接的、现实的军事对抗关系，世界大战的危险进一步减少，为各国调整军事战略提供了机会。但是另一方面，冷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世界从此走向太平。毫无疑问，多极化的兴起改变了超级大国主宰世界的局面，有利于打破国际关系中的强权政治，提高国际关系中民主秩序的水平。但是多极化世界的出现也给世界的战争与和平问题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其一，具有独立自主意识和行动能力的国际角色的大大增加，虽然体现了国际政治的民主化潮流，但同时也使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加大，并可能更多地出现相对的无序状态。其二，随着两极格局的倒塌，昔日被压抑、潜伏着的局部冲突和地区性矛盾会趋于明朗化、尖锐化，甚至会呈现上升的趋势。近年来的国际现实已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其三，苏联的解体基本打破了相当长时期内的世界核均势，世界核力量处于了暂时失衡状态。世界局势的这些新变化，不能不对世界军备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而使冷战之后世界军事形势的发展呈现许多新的特征和发展趋势。
首先，世界军事力量对比出现严重失衡。苏联的解体和俄罗斯对战略的重大调整标志着以美苏对抗为特征的两极世界军事格局的最终完结。在向新世界军事格局的过渡时期，美国成为惟一的超级大国。尽管美国在进行有限的战略收缩和军事战略调整，但其战略意图已十分明确。在对国际形势进行分析时，美国决策者普遍认为，尽管国际战略形势的演变仍然存在多种可能性，但总体上安全环境对美国有利，到2015年前是美国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
在这个“机遇期”，美国必须保持扩展超强的经济和军事实力，防止出现任何与其对抗的敌对大国，从而确保“在世界的领导地位”和巩固“既定的世界政治和经济秩序”。为此，美国制定了全球扩张的国家安全战略，提出“增强安全、促进繁荣和推进民主”的战略目标。并据此制定了自己的军事战略。俄罗斯作为前苏联的主要继承者，仍然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拥有一支数量庞大的常规部队和战略核力量，但是应看到，俄罗斯在根本上已经不具备昔日与美国相抗衡的实力和意图。俄罗斯的地缘安全环境已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这突出表现在苏联领土的东移。华约的解散使俄罗斯的缓冲地带向东后退了1000多公里，而苏联的解体又使它缩小了近千公里的防线，其西线的边界实际上退回到了300年前的版图。地缘安全上的重大变化及成堆的国内问题使俄罗斯在战争威胁的估计和战略企图的选择上，已不再把美国作为直接的敌手，而把可能与邻国的交战视为战争的基点，强调在本土实施机动防御。俄对外政治和军事战略已大大收缩。美俄军事战略的变化使双方的军事力170
量对比发生显著变化。冷战结束后美国不仅是西方第一军事大国，同时也是世界上军备水平最高的国家，其军费开支占世界总数的1／3左右。1998年，美国国防预算为2676亿美元，1999年增到2706亿，2001年更达3099亿。截止1998年1月，美国战略核力量在总体上已大大超过俄罗斯。据统计，此时美国拥有战略轰炸机部署数量是92、核弹头数量为1800，洲际弹道导弹是550、核弹头数量为2000，潜射弹道导弹为432、核弹头数量为3456；而俄罗斯战略轰炸机部署数量是70、核弹头数量为806，洲际弹道导弹是746、核弹头数量是3580，潜射弹道导弹为384、核弹头数量为1824。很显然，美国已成为当前世界惟一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使用军事力量的超级大国，而俄罗斯已从一个可以和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军事大国，下降为二、三流的国家，军事战斗能力已大大削弱。2003年3月美英发动的对伊拉克战争使全球的军事平衡进一步被打破。这次战争强化了美国的军事主导权，其“一超独霸”的地位得到巩固。伊拉克战争后，美军启动冷战后动作最大的新一轮全球军事部署调整，增强了无可匹敌的全球机动作战能力，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军事技术领域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其次，世界军备竞赛呈现新的形式和发展趋势。冷战时期，多数国家都保持了一支比较庞大的武装部队，核军备竞赛成为美苏争夺的主要内容。冷战结束后，随着各国更加重视以经济和科技实力发展为先导的综合国力的竞争，军事战略和建军方针均进行了重大调整。为适应冷战后新形势的需要，世界各主要国家将军队建设的重点转到质量建军上，力图建立一支精干有力的、用高技术武器装备起来的、具有快速机动能力的军事力量，由此引发高技术常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美国为了保持其超级大国地位，将武器装备发展着眼点放在提高质量、注重技术、增强性能上，其武器装备的发展方向是信息化、智能化、隐型化和远程化。美国还加速发展计算机模拟核试验技术，加紧发展和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导弹防御系统，并成功地进行了激光反卫星试验，把军备扩展到外层空间。据透露，美国正在为开发杀伤力相对较小、“可以使用”的小型核武器做准备，以提高核武器的实效性。俄罗斯尽管国内经济困难，但仍有选择地保留了一些高技术武器的研制项目，并优先发展精确制导武器、新型空军装备和机动部队运输工具。2003年10月2日，俄罗斯以《俄罗斯武装力量现代化学说》的形式出台了新的军事战略方针，突出威慑与进攻。英国和法国已将计算机、激光、新材料、新工艺和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最新成果用于常规武器装备的发展，以提高其高技术程度。日本利用其在高技术方面的优势，努力推进军事力量现代化和高技术化，把武器装备的发展重点放在中程弹道导弹系统、攻击航母及电子战设备与空中预警系统等高技术武器装备，并积极研制核武器，进行核试验。从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看，科学技术的革命性发展，总是成为推动军事革命的动力。冷战后高度发展的信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预示着军队建设和战争形态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衡量一支军队的实力越来越将取决于质量标准，而不是数量标准。所以有人认为，未来战争与以往相比有许多不同点：从技术角度看，主要有三大特点，即战争的透明化、自动化和智能化。
第三，在裁军已成主流的情况下，地区军备竞赛成为新热点。
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使全球进入一个相对平静时期，发生世界性战争的可能性减少，因此在主要国家间率先出现了一个裁减军员、削减军费的浪潮。据统计，从1991年以后的7年中，全球武装力量已减少到2000～2200万人，大约减少了20％多。全球军费开支减少到7000～8000亿美元，减少了1／3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热点地区的国家不仅未裁军，反而在扩军备战，甚至搞核军备竞赛。造成这一状况的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地区安全形势相当严峻。因民族纷争、宗教矛盾和领土争端等事由引发的地区冲突和国内战争在冷战结束后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更为复杂。中东问题久拖未决，俄罗斯的车臣、东南欧的前南斯拉夫地区、南亚的印巴和阿富汗、东南亚的印尼，还有非洲的一些国家的战事此起彼伏，这些国家为了自身的安全面临发展军备的压力，客观上为军备发展培植了土壤。以美国为首的军事大国不断插手，使地区安全形势更加复杂化，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及美英对伊拉克战争的爆发，更增添了人们的疑惧，中小国家不得不加大军备发展的投入。以亚洲地区为例，1988—1996年，东盟国家军费开支实际合计增长52％；1998年韩国国防预算是102亿美元，1999年又增加到116亿美元；印度军费1987年为78．4亿美元，1999年增加到107亿美元；日本国防预算1986年才168．5亿美元，1997年达到468亿美元。尤为严重的是，地区性矛盾和冲突的不断加剧将会使更多的民族独立国家希望拥有核武器以防不测。根据1989年5月出版的《简氏战略武器系统》透露，第三世界的弹道导弹有20种，其中已经部署或正在研制的新导弹有11种之多，至少有6个国家被认为具有制造核弹头的能力。核武器向中小国家扩散的趋势不仅会引发新的更大范围的核军备竞赛，而且使国际社会面临日益严重的现实威胁。
二、冷战后联合国的裁军实践
冷战结束后，世界军备发展的新形势和新变化不能不对世界裁军和军备控制产生重要影响。冷战的结束使国际形势趋缓，大国间开始积极调整相互关系，国际军备控制与裁军特别是核军备控制开始走上能够真正代表人类意愿并迈出实际步伐的阶段，军备控制与裁军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在这方面联合国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首先，联合国进一步动员国际舆论，伸张正义，对军事大国施加道义和政治上的压力，从而形成制止军备竞赛、实现裁军的国际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