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谓的暗度法,可以联系到将来,预示了金玉姻缘不可能有美好的结局,但我们也可以认为是着眼于当下的一刻,着眼于当下的那种微妙的内化冲突。当贾宝玉在梦中否定了金玉姻缘时,他是无法计及梦境之外人的反应的,如此,本来是发自他内心的那种自我冲突,却又在他毫不知觉的情况下,传递到当事人的另一方薛宝钗这边了。同样,作为梦境之外的薛宝钗,她也无法对贾宝玉的这种态度做出任何实质性的表达,当然,如果不是梦境将两人隔绝开来,以她惯有的修养,她也不可能与贾宝玉进行当面的论理;只是,那种旁敲侧击的反应,我们还是有机会看到的,而现在,却只是一种简单的近似于麻木的反应——“怔了”。于这种“怔”,清代着名的评点家张新之曾在此夹批云:“金玉姻缘之说,书中屡见,木石之说,三十六前无有也,即在宝黛自亦不知何所谓木石,乃梦中喊骂和尚道士,和尚道士岂任受乎?在钗绣鸳鸯方毕而闻此言,何能不怔?”
张新之的观点可以理解为,书中人物对木石姻缘毫不知晓,如此空穴来风的说法令宝钗发怔,这是一;其二,宝钗正在绣鸳鸯,其蕴含的特殊意义,似乎已经使坐在宝玉身边的宝钦沉浸于一个妻子的角色中,而突如其来的对金玉姻缘的拒斥,自然使宝钗有一种当头棒喝的发怔。这样的解释虽带有很大的悬测成分,但也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如果我们认同于第一层理由,那么,我们可以想象,在一个已经有明确指向的金玉姻缘与无从捉摸的木石姻缘之间产生一种抗衡,这会给薛宝钗的内心世界带来多少起伏的波澜,那样一种对手的不明朗(虽然薛宝钗在表面上要常常有意识把自己置身于局外),会耗费薛宝钗的多少心思去努力猜测呀。但类似的内心活动,我们是难以予以坐实的,一如我们无法把贾宝玉的梦中世界加以清晰勾勒。至于张新之论及的第二层理由,却值得我们在此做进一步的探讨。
我们知道,在此之前,是袭人坐在贾宝玉的床头来为他绣这一鸳鸯戏莲的肚兜的,这样一个特定的位置,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图案,其内涵的意蕴是不言而喻的,也恰恰是在这一回,袭人的侍妾身份得到了正式的承认。其互相间的呼应关系是显而易见的。而她的暂时离去,使这一特殊位置成了一个空缺,薛宝钗对这一位置的填补,也就显得特别意味深长,作者似乎有意要提醒我们注意这一事实,因此,就特别以“不留心”“刚刚”“不由的”类似的字眼,把薛宝钗所处的位置以及她的举动,凸现到我们读者面前。就薛宝钗而言,不管她是否意识到她是多么不适于这样的位置和举动,更不论她是否已经不自觉地沉浸于一个妻子角色,其行为本身的可笑特别是与她一贯的行为之矛盾、自相冲突,都会直接注入读者内心中。面对作者为我们展现的此情此景,也无怪乎清代的评论家洪秋蕃要发一声感叹说:“噫,此何所在,而可蹲身坐乎?宝钗一身精细,到处留心,行影之间,也必筹度行走,以避嫌疑。
而况孤男旷女,枕席帷床,反至漫不经心乎?”正是由于这一道理,林黛玉从窗户外见此情景不由得暗暗好笑,也就十分自然了。不过,因为史湘云念及薛宝钗对她的种种好,不但没有参与到林黛玉的偷偷嘲笑中,而是把林黛玉从窗户外拉开了,中断了这种偷笑的扩大化和明朗化,使这种偷笑既不为身处其间的薛宝钗所察觉,也使这种冲突再一次转入林黛玉的内心世界,所谓“林黛玉心下明白,冷笑了两声”。
如同梦将贾宝玉与薛宝钗所处的不同世界作了一个隔与不隔的单向反应,窗户也将薛宝钗与林黛玉等人的环境做了一个似断非断的单向的投射,使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在各自的内心世界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冲突,并在自身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将一种冲突传递到他人的内心,犹如波纹一样一圈一圈荡漾开来,并最终撞击到读者的心壁上,飞溅起朵朵的浪花来,使读者在生活的最平静的水面上感受了其内在的深广与丰富。
当然,在这里,窗户的阻挡的一面,使屋内人并不知有屋外人的存在也使这里的冲突都是在不同空间里相对独立地发生,其一个空间向另一个空间所发生的影响也是单向的,并没有逆向的回流。而与宝钗扑蝶,隔窗听到坠儿与小红《滴势》的十时则仲。时为众姐妹都在大观园内玩耍,独不见林黛玉前来,宝钗就自告奋勇地去潇湘馆寻找,却见宝玉去了她那里,她想回避,就折回了。她看到一只蝴蝶,随着一直来到水池中的滴翠亭,隔了闭着的窗户,听到里面有两丫鬟在说着要赠贾芸小礼物的事,又说要把窗户打开,可以观察到外面的动静。而此时的宝钗已经来不及转身,又怕她们看到了自己,心里要恼她,干脆加重脚步,呼着林黛玉的外号,说:“看你往哪里藏。”正好她们推开窗来,吓了一跳,而宝钗好像不知道她们在此似的,笑着问她们是否看见黛玉,说是看她往这里藏了。
结果把小红他们吓得不行,都以为自己的悄悄话,被林黛玉听去了。由于这段描写富有戏剧性,且很能够见出宝钗明哲保身、急中生智的性格,所以经常为红学家所引录,有些拥黛贬钗的红学家也拿这个例子来说明薛宝钗为人的不厚道等等。不过,这里的窗户作用,还较少有人提及。当小红提议要打开窗户以留神周围的人时,却只想到了窗户的空间性的作用,可以用它的敞开,把她们自己与周围的人纳入到同一个空间中,以互相的透亮、不阻隔,来为自己的内心留一点别人无法窥视的秘密。但是,她显然忘记了,生活中的窗户也是开在时间里的,当她把窗户突然打开,把宝钗一下子拉入到同一个空间里,宝钗以她编造的谎言,为小红她们设计出一个先在的人来,并把自己的先在从中解脱出来。于是,宝钗与小红他们在空间的同在,似乎成了一种共同分享的经验,并且掩盖了宝钗在时间上的先在,而空间上不在的黛玉,反倒被锁定在先到的位置上了,并且也因为空间上的不在所带来的不可捉摸,更加重了小红她们的心理恐慌。
此外,《红楼梦》还通过人物的隔窗通话,让窗起到了既阻隔又联系的作用,如第二十一回,在贾琏的卧室内,贾琏想搂着平儿求欢,被平儿逃出屋外,然后隔窗对答。第九十一回,宝蟾替夏金桂勾引薛蝌,宝蟾在外隔窗一再挑逗薛蝌,薛蝌不答。以及第一百十三回,贾宝玉来到紫鹃屋外,要向紫鹃解释他并非负情于黛玉,紫鹃闭门不纳,宝玉只得隔窗诉说。这三处窗户起到的特殊作用,舒芜在《说梦录》一书中有过精彩的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不过,需要补充一句的是,这三处的隔窗通话,虽都是两人间的,但都关涉到另一个人,第一次是凤姐,第二次是金桂,第三次是黛玉,使隔窗双方对话的意趣变得更加复杂。但有所不同的是,第一次隔窗对话中因为凤姐的突然插入,不但使对话发生了戏剧性变化,贾琏由对平儿一变而为欣赏,也使我们对前此对话的意义产生了更深入的理解。这一点,续书的处理就较为单薄了。
(第三节)从桃花源到大观园
清代的评点家二知道人曾经对大观园有过一个判断,认为:“雪芹所记大观园,恍然一五柳先生所记之桃花源也。其中林壑田池,于荣府中别一天地,自宝玉率群钗来此,怡然自乐,直欲与外人间隔矣”(《红楼梦说梦》)。他的话,当初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只是后来俞平伯研究时,把大观园与桃花源的关系又重提了一下,但也被大家所忽视。直到海外的余英时,因其《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一文,指出了大观园世界的理想性,起了整个红学界的热烈反响,才使人对大观园与桃花源关系回过头来重新认识,从而渐渐梳理出这一理想世界发展的脉络。当然,我这里所说的梳理,主要是着眼于文学作品,并以《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作为最后的落脚点,至于思想界对传统的“大同世界”的研究,其实开始得要比研究《红楼梦》这样的理想世界远为早而且深入。
当然,寸有些人来说,也许这一问题本不存在,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承认大观园的理想性。他们一方面也注意到了二知道人的判断,但另一方面,他们也引用二知道人所谓大观园是一醋海的说法强调其内部的窝里斗,来说明这一理想世界并不存在。但我桃源问津认为,只要不是机械和形而上学地来理解理想世界,只要不是把理想性与现实性绝对对立起来,只要能够明白理想与现实有着互相渗透和互相制约,那么,大观园的理想性还是显而易见的,大观园作为一个理想世界也是存在的。
在此,我们杂揉程千帆、宋淇、余英时等学者的研究,参以自己的判断,对文学作品中描绘的理想世界作一简单论述。一般认为,理想世界的描绘是以对现实的逃避而作为逻辑的起点的,所以在先秦,最早记录对理想世界向往的一段话,也是从否定现实的角度来展开的,即《论语·宪问》中的孔子语录:“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这里的四个回避或者说逃避,也应该有相对应的正面的内容,否则将难以安身立命。可惜,孔子并没有给人们指出这种出路来。而在《诗经·魏风·硕鼠》中,则明确出现了正面的内容:“硕鼠硕鼠,莫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誓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那就是诗中反复歌咏的“乐土”。但这乐土,毕竟只是写一种心理感觉,并没有写出客观的细节,我们也只有从反面来猜测诗人所谓的乐土,应该是没有“硕鼠”对其口粮进行掠夺的,是能够解决温饱问题的,是能够对其物质生活有一定的满足度的。只是,能够对这一理想世界的向往有具体的客观的描述,不但写出人们的物质追求,也写出他们的精神需要的,是老子。在《老子》第八十章中,他写道:“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领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这样的一种理想世界,后来一直以“小国寡民”来指称之。这里,对自己生活方式的绝对满足,使得百姓互相来往都已经没有必要,而当时那种诸侯争霸开疆拓土更是为这样的理想世界中人所不屑的。
《老子》中描写的小国寡民的理想世界虽然也相当着名,但并没有对后世起到一种示范的意义,人们提及这样的理想世界,更多地是把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观点来予以提及的,而不是从心理上来加以认同和向往的。而真正对后世起到示范作用以至于成为理想世界的代名词的,是陶渊明构想出的桃花源,集中反映在他的《桃花源记》和《桃花源诗》中。这些内容已为世人所熟知,我不再引述。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时,构想类似于桃花源的理想世界的,也并非陶渊明一人,唐长孺曾撰文分析了刘敬叔《异苑》中与陶作相关的一篇文字。其大略是:
元嘉初武陵蛮人射鹿,逐入石穴,才容人。蛮人入穴,见其旁有梯因上梯豁然开朗,桑果尉然。行人翱翔,亦不以怪。此蛮于路砍树为记,其后茫然,无复仿佛。
说明类似的传说在晋宋时期是很流行的。只是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反映得比较充分,它所刻画的这个世界,是没有战乱没有赋税而民风淳朴的理想世界,其记中有老人小孩并“怡然自乐”的句子,而诗中也强调了“秋熟靡王税”的现象。一般学术界都把这样的世界当做纯理想的世界来看待,看做是陶渊明把心中向往的世界形之于文字。但是,也有学者如陈寅恪提出,类似的这种似乎是理想的状况也能在当时的社会现实中找到影子,那就是北方的自给自足的坞壁经济。坞壁不同于城堡或者城市的地方,就因为它不但隐蔽、易守难攻,而且更主要的是内部幅员广大,其农耕经济足以自足,无需与外界交往。指出这一点相当重要,因为即便理想世界如大观园,它也并非全然向壁虚构,同样与现实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自陶渊明刻画了桃花源这一理想世界,后代不断有人对其题咏,而在这题咏过程中,也加以改写,在其中加进了新的思想内涵。比如,唐代王维的《桃源行》,就是将对无税的小国寡民世界的向往,改为对神仙世界的向往。因此他才将桃源中人说成是“初因避地去人间,及至成仙遂不还”,所以最终是“当时只记入山深,青溪几曲到云林。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辩仙源何处寻。”程千帆颇有见地地指出,王维把桃花源写得极其幽美而恬适,这是陶诗中所缺乏的,所以,陶诗中的经济作物,也被观赏作物所替代,即便写到了竹,陶渊明也是“桑竹”连写,而王维诗是“花竹”连写。如“遥看一处攒云树,近入千家散花竹。月明松下房栊静,日出云中鸡犬喧。”程千帆进而指出,道教对于桃花源,一直有着神化的改造,唐代康骈《剧谈录》载:“渊明所记桃花源,今鼎州桃花观即是其处。自晋、宋以来,由此上升者六人。”对此,我想补充两点。其一,桃花源这样一个理想世界在陶渊明笔下虽没有明示为神仙世界,但其与当时神仙世界经常描写到的“别有洞天”的洞窟仙界仍然有着一定的关联性,而这种洞窟仙界,与天上仙界和海上仙界,构成神仙世界活动的三个主要区域,并互相发生关联。《红楼梦》中暗示的大观园与太虚幻境的联系,以及从怡红院迷离恍惚的世界中进入到另一个所谓的江南甄家的后花园,也可以让我们发现这其中与历史叙事的因缘关系。其二,在仙化的过程中,有一点也不应该忽视的是,晋宋以后从游仙变为遇仙的主题变化。在仙界青年女性大量出现,这是桃花源最初所没有的,或者说,是它与洞窟世界如《幽明录》中“刘郎阮肇”的故事的主要区别,包括收录了《桃花源记》的《搜神后妃》同样也收录了“袁相根硕”故事一样,相互之间有着类似的差别。而这样的差别,在大观园中得到了统一,女性成了理想世界的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