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狐狸围脖的太太一听，就炸了，决定大打出手，以解心头的气愤。
到这时，我不能不干预了。
“朋友们！”我叫道，“你们全是好人。你们说的话全是好话，可是你们不能及时把伤害别人的最后一句话放在心里。你们应该学会不说这种多余的最后一句话，那就万事大吉了。”
“你是什么人？”两位太太合唱一般异口同声地问。
“最好别教训人！”大学教师补充了一句，他是知识分子呀！
年轻人突然大发脾气。“您别说了，大叔！”他大声喊道，“还有多余的最后一句话！这辆电车上的乘客都是傻瓜，就你例外，是吧？眼镜蛇！”
家庭市场经济
——［前苏联］布特罗
我与妻子商定，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实行完全的个人经济独立。
于是，我们每当为对方做一件事都要索取报酬，甚至睡觉。
直到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提出离婚。
现在，我们希望由自己来解决家庭财产分割问题。
我和妻子安娜斯塔霞·德米特里耶芙娜在吃晚饭时做了一个决定：我们要跟上时代的步伐，实行完全的个人经济独立。然后，晚饭一结束，我的结发妻子安娜斯塔霞·德米特里耶芙娜就给了我一张八千六百卢布的账单。
我对妻子转入新经济政策的速度之快有些吃惊。但我心里还是赞成的，的确，如果是在自由市场，她这样做是对的，所以我说：
“塔欣卡，我的小兔子，你这样做原则上是对的，要知道，你只让我吃了两个煎蛋和一杯昨天的剩茶。那么，你是根据什么标准算出价钱的呢？”
“我是按议价商品价格计算我的服务费的。”妻子平静地说。
“塔欣卡，”我说，“我的小鸟，这样两个煎蛋哪个商人也做不出来。”
“你，”塔欣卡吩咐道，“最好把水桶提出去。”
我照妻子的话做了，然后向她要一千卢布的劳务费。塔欣卡猛吃一惊。她说，如果是这个价她可以不停地去倒，那么一个月后就可以在港口建一幢漂亮的别墅了。我一点也不示弱地反驳说，港口根本不允许建别墅。而她说，她不是那个意思，她是说理论上可以建一幢别墅了。我试图向她解释，一个人吃了她的煎蛋后，也按她的价格去计算，那么，此时这一千卢布也就根本不叫钱了。
我们谁都不肯让步，越吵越凶。但到了晚上，众所周知，我们又和好了。看得出，塔欣卡可能有些内疚，这一次特别温柔和热情。然而，早晨一起来她就又改变了态度，要求我付三万卢布。
我一下子愣住了。我坚决反对，但塔欣卡却说：
“报上报道说，很多妓女要得比这多得多。”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对她说：
“你去镜子前照一照，你能和她们比吗？”
塔欣卡很委屈：
“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那好吧，在市场经济下，你看该怎么办？”
我想了想，为了一点儿也不伤害妻子，我说：
“算了，就三千卢布吧。”
妻子听后勃然大怒：
“这么点钱，你以后一次也别想和我睡。”
虽然她觉得三千卢布少得可怜，但还是拿走了。我接着说：
“亲爱的，我无法一晚上付这么多钱。因此出于经济目的，我想找个别的什么更便宜的人陪我。”
塔欣卡回答说：
“当我制订了经济增长计划时，我就已经想到了这笔钱，但不是向你挣。我想别人会比你更慷慨些。”
一星期后，塔欣卡又躺进了我的被窝里。她说，这样做是出于领导的帮助。但一到早晨，她就扳起脸要我做买新皮大衣的保证人。
公平地说，她在我这里过一夜，所得的报酬太少了。
过了两天，塔欣卡真的买了一件新皮大衣，但保证人并不是我。
我想该是游戏结束的时候了，于是我便提出建议说：“塔欣卡，我的小鱼，咱们还是回到原来的计划经济好吗？”
“不，这样过多好啊！”妻子温柔地抚摸着皮大衣一口回绝。当时我很难过，就声明说我要离开这个家去独立生活。可是真正实施的时候，最大最严重的障碍却是家庭财产分割的问题。
现在，该问题仍存在于我们的观察期里。但我们希望有别于其他的主权实体，我们能够自己解决，不需要警察、坦克和电视媒体介入。
魔盒
——［英国］大卫·洛契弗特
初到伦敦的我因思家而情绪低落。
女房东贝格斯太太的热茶冲走了我的乡愁。
而她那件珍贵的纪念品，
让我的心中又腾起了一个更深刻的思想。
夜幕徐徐落下，一抹夕阳缠绵而又朦胧，四周高耸着的伦敦城的房顶和烟囱，似乎就像监狱围墙上的雉堞。从我三楼的窗户鸟瞰，景色并不令人怡然自得——寂寞的庭院干净整洁，死气沉沉的秃树刺破了暮色。远处钟声不绝于耳。
遥远的钟声仿佛在提醒我：我是初次远离家乡。这是１９５３年，我刚从爱尔兰的克尔克兰来伦敦寻找运气。眼下，一阵乡愁流遍了我全身，这种伤心的感觉让我感到沉重。
我回到房间，手提箱映入眼帘。“也许我该收拾一下吧。”我自语道。说不定正是这样整理一番，便能在这陌生的环境中创造一种安宁感和孜孜以求的自在感呢。我打定主意说干就干，甚至没有心思去费神脱下那天下午穿着的上衣。我伤感地坐着，凝视着窗口——这一刻令我感到沮丧。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
不是别人，是女房东贝格斯太太。刚才她带我上楼看房时，我们只是匆匆见过一面。她身材纤细，银丝满头，我开门时她举目望了望我，又扫了一眼漆黑的房间。
“就坐在这样一片漆黑中，是吗？”我这才想起，我居然懒得开灯。“瞧，怎么不脱去那件沉甸甸的外衣？”她带着母亲般的慈爱拉了拉我的衣袖，一边嗔怪着，“你就下楼来喝杯热茶吧。哦，我看你是喜欢喝茶的。”
贝格斯太太的客厅活像狄更斯笔下的某一场面，褪色的英格兰风景画和昏暗的家庭成员的肖像照片贴满了墙壁。屋子里挤满了又大又讲究的家具，满头银发的贝格斯太太在这重重包围中宛如天使。
“我一直在倾听……”她一边准备茶具一边说，“可是听不到一丝动静。你进屋时我注意到了你手提箱上的标签。我这一辈子都在接待旅客，所以我一眼就看出你情绪低落。”
当我们坐下来交谈时，她时时殷勤献上的热茶渐渐地驱散了我心头的忧郁。我思忖：在我以前，有多少惶惑不安的陌生人，就坐在这个拥挤的客厅里面对面地听过她的教诲啊！
只坐了一会儿，我便向贝格斯太太告辞。然而她却坚持临走前给我看一样东西。她在桌上放了一只模样破旧的纸板盒——有鞋盒一半那么大，还用磨损的麻绳捆着，看来有些历史了。“这就是我最宝贵的财产了，”她一边向我解释，一边几乎是带有敬意地抚摸着盒子，“对我来说，它的价值胜过皇冠上的钻石。真的！”
我估计，破旧的纸盒里也许装有什么珍贵的纪念品。是的，连我自己的手提箱里也藏有几件小玩意——它们是感情上的无价之宝。
“赠我盒子的人是我亲爱的母亲，”她告诉我，“那是在１９１２年的某个早上，那天是我第一次离家的日子。妈妈嘱咐我要永远珍惜它——对我来说，它胜过一切。”
１９１２年，那是４０年前，这比我年龄的两倍还长！那个时代的事件倏地掠过我的脑海：冰海沉船“巨人号”、南极探险的苏格兰人、依稀可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炮声……
“这盒子已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了，”贝格斯太太继续说，“１９１７年凯撒的空袭，后来希特勒的轰炸……它是跟我进入防空洞才保存到今天的。失去房子没什么，可我怕失去它。”
我感到十分好奇，贝格斯太太却显得津津乐道。
“此外，”她说，“我从来没有揭开过盖子。”她的目光越过镜片打量着我，“里面装的是什么，您能猜出来吗？”
我想，里面一定装着极其珍贵的东西，因为那是她最珍惜的财产。我无法猜出里面是什么，于是摇了摇头。她忙着又给我倒了点热气腾腾的茶，接着端坐在安乐椅上，默默地注视着我——似乎在思索着如何选词来表达自己的意思。
“什么也没有，”她说，“这里头空空如也，什么也没有！”
这个回答简单得令人吃惊，天哪，究竟为什么将这么一个玩意当做宝贝珍藏，而且珍藏达４０年之久呢？眼前的这位仁慈的老太太似乎变得古怪起来。
“一定感到奇怪，是吧？”贝格斯太太说，“这么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一个似乎是无用的东西。”
我朗声大笑起来——我不想再往下问，如果问个水落石出倒不好。
“没错，是空的。”她认真地说，“４０年前，我妈妈将这盒子合上捆紧——同时也将世上最甜蜜的地方——家的声响、家的气味和家的场景统统关在里头了。从此，我再也没有打开它，我觉得这里头仍然充满了这些无价之宝。”
以装满天伦之乐的盒子作为纪念品珍藏，既独特又不朽——相片早已褪色，鲜花也早已化作尘土，只有家，才依然如自己的手指那么亲切！
贝格斯太太此时注视着那个陈旧的纸盒，指头轻抚盒盖，陷入沉思之中。
就在那个晚上，我又一次眺望着伦敦城。灯火在神奇地闪烁着，这地方似乎变得亲切得多了。我心中的忧郁大多已经消失，是贝格斯太太那滚烫的茶冲走了我的乡愁。此外，我心中又腾起一个更深刻的思想。我明白了，每个人离家时总会留下一点属于他的风味，就像贝格斯太太的旧纸盒永远留有家乡的气息一样。
窃贼
——［法国］康帕尼尔
一个老头给我讲了一个关于窃贼的故事。
就在他讲故事时，我灵巧地将他的钱包偷了过来。
当我付过酒钱离开并拐到一个街角时，
发现他所讲的故事竟然在我身上重演了。
“我是一辈子只偷过一次的窃贼，那是一次最奇特的扒窃。我偷了一个装满钱的钱包。”老头伤心地说。
“这没有什么稀奇的。”我打断他道。
“请让我把话说完。当我把偷到的钱包装进自己的衣兜时，我身上的钱并没有多一分。”
“那钱包是空的？”
“恰恰相反，里面装满了钞票。”
我走过去又给他斟了一杯葡萄酒。他开始讲述自己的经历：
“当时，我登上从斯米娜到苏萨尔的火车。那是个匪盗经常出没的地区。我坐的是三等车。车厢里除我之外，就只有一个衣衫褴褛、正在酣睡的男人，他的左脸颊上有一块明显的伤疤，从相貌到衣着，怎么看都像个罪犯。我想换一个车厢，可是车厢之间没有连通的门。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单独同这个危险的家伙共处三个小时。火车在荒野上奔驰着，车上的旅客寥寥无几。在这种环境里，要想杀死一个人，然后把尸体从车窗扔下去，简直是小事一桩。
“外面已是夕阳西下了，我两眼死死盯住车里的警报器。可是，后来，我打了一会盹儿。我刚睁开眼睛便发出一声惊叫。因为陌生的旅伴正弯腰站在我面前，锐利的双眼盯着我，乱蓬蓬的胡须已经触着我的面颊。我虽然受了惊吓，但是并没有忘记去拉警报器。可是那人抓住我的手臂，哀求似地看着我，说：‘您不用害怕。我只想在离你近一点的地方坐下，用您的毯子搭一搭我的身子。我实在太冷了。’
“他真的冻坏了，声音都在发抖，一股怜悯之情涌上我的心头。但我仍有些犹豫。他又说：‘您把我当成小偷了，对不对？每一个见到我的人，都是这样认为。’
“‘真的吗？’我松了一口气，歉疚地挪动了一下身子，让他坐到我身边。
“‘是的。’那人说，‘我多么喜欢做一个小偷啊！我的整个性格，所受的教育和成长的环境，都证明这个职业很适合我，可是……我不能去偷。’
“‘是什么阻止你去偷呢？’我好奇地问。
“‘看看我这副长相，我怎么能够去偷呢？无论我走到哪里，大家都提防着我。要是碰巧附近有人丢了东西，不用说，我就是第一个被怀疑的对象。’
“我瞅着他那张窃贼一样的面孔，脑海里闪出了一个鬼主意：我要是把这个窃贼的钱包偷过来，那将是一个多么精彩的恶作剧！眼疾手快，不动声色，上帝保佑！几分钟后，窃贼那鼓鼓的钱包就进了我的口袋。火车停下后，我的旅伴竟免了我再劳神去换车厢。他站起来对我说：
“‘太感谢您了，我到家了，祝您一路顺风。’
“我等他下了车，急忙从衣兜里掏出偷来的钱包，我顿时目瞪口呆：这不是我的钱包吗？那家伙趁我听他诉苦的当儿，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的钱包偷走了。幸好趁他不注意时，我又把他身上的钱包放进了我的口袋。
“这就是我一辈子惟一的偷窃行为。钱包偷到手了，可我的钱并没有因此而增加一分。你看见了吧，我并没有骗你。”
听完老头的故事，我就急忙站起来，大方地付过酒钱，转身走了。我这样做，完全是有原因的：在他向我讲述自己偷窃经历时，我用我那训练有素的灵巧手指，将他的钱包偷了过来，我急切地想知道那钱包里究竟有多少钱。我相信，老头的巧遇绝不会在我的身上重演，我肯定不会从自己的衣兜里掏出自己的钱包来，因为我身上从来不带钱包。拐过一个街角，我把手伸进自己的衣袋。天哪！空空的，什么也没有！这老家伙太鬼了！他的故事在我的身上重演了。
狗约
——［法国］拉萨尔
一个乡村上的小教士因把他的狗像埋葬耶教徒那样埋葬了，而被主教传到了法庭。
在法庭上，小教士说狗为主教留下了一笔遗产，主教收到遗产后便赞颂了狗和小教士。
前天，一个乡村上的小教士，被主教敲诈去了五十金元。
乡村小教士有一只狗，是他从小养大的。这只狗的本领在全教区都很有名。它能捞起投在水中的手杖，也能把他主人遗忘在别处或者有意搁置在什么地方的帽子衔回家。总而言之，凡是好而聪明的狗所知道的和所做的事，它都精通。因此，它的主人非常爱它。
但是，也许是不小心，也许是受了热或者受了寒，也许是吃了有害的东西，那只聪明的狗病了，而且死了，它进了好狗们所进的天堂。而那位小教士又怎么办呢？正对教堂前面，就是个教徒公葬场。当他看着他的狗脱离了这个世界，他想：这么聪明的小动物，该有正式埋葬的权利。于是他就在自家门外掘了个坑，把他的狗像埋葬耶教徒一样埋葬了。我不知道他在坟上竖没竖白石碑或在碑上刻悼词，所以在这件事上，我只能沉默了。
没过多久，这只有价值的狗死亡的消息便传到了邻村各教区中，又从邻村各教区传到了主教的耳朵里，就连用耶教礼仪埋葬的流言也一同传了去。于是主教下令传小教士到法庭。
小教士对传令的人说：“唉！我做了什么事，主教要传我到法庭呢？这是怎么回事？我做错了什么事？”
主教差来的人说：“我只传达主教的命令，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传你。莫非是因为你的狗，外面风传你的狗葬到了安葬耶教徒圣体的地方去了。”
唉！就为了这件事么？小教士想。
直到现在，他才觉得他做得有点过分。同时他也在想：这可要预备遭受最大的厄运了。因为他的主教，是全国中最贪婪的一个；处在主教四周的人，都在找寻道路输运东西去填塞他的欲壑，而他的一切只有上帝最清楚。
小教士知道：要是被主教投进了监狱，那一笔罚款一定是很重的。
于是他说：“钱总是要花的，还不如翻过来用的好。”
他便去面见主教。主教就在这件葬狗的事上借题发挥，说了大大的一通法。照他所说，似乎那教士否认了上帝，他所犯的罪还可以比葬狗轻些。然后便下令将小教士送入监狱。
小教士听说主教要把他关到那石头匣子里去，真被吓得不知所措了。他就求他的主——那主教——先听他说几句话。主教同意了。
众所周知，在审判的时候有形形色色的人在主教身边：有执行吏，有告发吏，有书记，有代书，有状师，有检察吏，等等——他们都像听故事一样听审狗葬圣地的案子。
教士只说了很少的几句话替他自己辩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