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前，俄国总人口1.41亿，陆军常备军约105万，但90%部署在西部地区，战争初期，辽阔的远东地区仅有9.8万正规陆军及60只战舰。有线电话只到军和集团军一级，师级以下一律采用徒步和乘马通信。另外，西伯利亚大铁路的贝加尔湖路段没有修通，每昼夜只能开通两三列军车，使得后勤补给困难并且出现混乱——想要炮弹时，却领到了一堆神像。而其海军扩充亦未完成，旅顺要塞的构建也远未完成，加上一系列的指挥失当，决定了俄国人的失败。
日本此时总人口约4400万，战争初期兵力约37.5万，其中25万可用于日本岛外作战。而其海军战舰多为英国所建造，性能良好。所以，虽然俄国人口和陆海军数量都大大超过日本，但具体到远东战场，则日本的实力超过俄国。加上其他有利条件，如补给线短，训练和装备较好，指挥能力较强，对我国东北情况熟悉等，则日本的优势更为明显。
此次日俄战争并不只是发生在远东战场——日本特工还在欧洲资助列宁发动革命，将俄国腹地闹得天翻地覆。在对马海战之后，俄国方面完全失去了赢得战争并利用战争的胜利扼杀国内革命的希望，而日本方面鉴于人力物力的巨大消耗，也认为继续打下去对自己不利。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欣然出面斡旋。经过讨价还价，俄国被迫于1905年9月5日在朴茨茅斯与日本签订和约——承认并且不得阻拦日本在朝鲜的利益和行动，将旅顺口、大连湾及附近的租借权让给日本，等等。此外，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岛屿亦让给日本。
这场战争对于当时的中国清政府而言是可笑而无奈的——日本居然要求中国严守中立，并让出东北地区作为战场。当时的清政府显然无法阻止或约束交战双方，只得接受这种屈辱的局面。
而在某种程度上，这场战争刺激了中国人的神经及革命意识，加上前面数度丧权辱国的战争及条约，催生了近代中国新民族主义思想，客观上加速了清王朝的死亡。
鸦片战争以前，由于几千年的农业立国思想，以及清政府的自闭决策——事实上，清政府首脑并不自闭并乐于接受西方文明，但仅限于此，而出于统治需求，整个社会处于自闭状态。此时尽管中国的国民经济体庞大，但仍处于自给自足，对国外商品需求量有限。
1717年，清政府下令不许中国商船到欧洲人控制下的南洋地区进行贸易——政府担心的是，外国人和汉人结合起来反对刚建立数十年、并没有完全站稳脚跟的清政权。这个担心并非没有理由——这个时期的清政府，国内民族斗争一直没有断过。
17世纪末，清政府允许天主教在中国传播。而教会的发展壮大，开始干涉到清朝的内政。1704年，罗马教皇订立禁约——禁止中国教徒尊孔祭祖，而这显然与中国的传统相背。1720年，清政府开始实行禁教。1727年，清政府明确规定外国商船只能到广东的虎门和福建的厦门两处。至1757年，乾隆皇帝干脆只准西洋商船在虎门一处停泊贸易。后来，又规定外国商人只能在规定的5月至10月期间在广州贸易，并且必须由官方进行约束。
严格的闭关锁国、禁海政策，使沿海地区的经济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某种程度上亦导致了沿海居民由此扬帆下南洋，由此丰富了南洋诸岛国的人文经济。而对清政府而言，这种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社会文明的进步——不仅体现在经济贸易上，更体现在工业科技上。
所谓的“乾隆盛世”，严格上说只能算是农业文明的回光返照，无论如何“强盛”和“繁荣”，都不能与改变人类历史进程的工业革命相提并论——就像再发达的石器时代亦不能与铜器时代相比那样。当西欧诸国响彻铿锵的机器声时，中国亿万生灵仍在清政府的愚昧统治下在地里刨食。
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起源地的英国，1800年时生产的煤和铁比世界其余地区合在一起生产的还多。具体地说，英国的煤产量从1770年的600万吨上升到1800年的1200万吨，进而上升到1861年的5700万吨。同样，英国的铁产量从1770年的5万吨增长到1800年的13万吨，1861年则达到380万吨。
走进工业文明的英国，其生产力远超过其国内市场需求，故而急需对外输出纺织品等重要工业产品——当时的中国是极好的目标。对于清政府，除了纺织品外，英国还输出金属制品、棉花等。后两种虽然能赚钱，但贸易数量极为有限。作为最大宗的纺织品则是亏损——中国对这方面的需求可自给，而闭关政策也限制了成交量。此外，英国实行金本位货币政策，而清廷则用银为货币。由于和中国的贸易需要以白银折算，英国人不得不从欧洲大陆采购白银，一买一卖之间，英国人利润受损。而在税率方面，中国对英国人的工业品收取20%的关税，英国人大为不满。
另一方面，英国又极需中国的茶叶，以及其兴盛的纺织业所不能缺的生丝。所以，中国方面一直保持着对英国的贸易出超地位。直到19世纪30年代初，每年依然能从双边贸易中赚取200万至300万两白银。
英国人最终找到了一个法宝——鸦片。这种能使人上瘾的东西，一下子扭转了英国在双边贸易中的不利地位。英国人不惜采取贿赂官吏甚至武装走私等手段，将之输入中国。19世纪最初20年中，英国从印度输入中国的鸦片年均4000箱。30年代开始疯狂增长，1839年达到了惊人的4万箱。而从30年代开始，鸦片占到了英国对华贸易的一半以上——简单说，这时英国人已经能从中英贸易中赚到钱了。到了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的白银外流量达到1000万两以上。由于银价的上涨，造成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
出于自身统治考虑，清政府在鸦片尚未泛滥时，便多次提出禁烟，但未见实效。甚至有人提出公开买卖鸦片、放开国内种植鸦片等做法，认为国产鸦片多了，洋商便无利可图。
道光皇帝经再三权衡，决定实行禁烟。
1839年，林则徐到达广州，整顿海防，严查烟贩。他对外国鸦片贩子采取严厉措施，责令外商将船上所存鸦片登记造册，听候收缴。他禁止外国商船夹带鸦片，如有带来，尽数没收并正法。此番禁烟，英国鸦片贩子被迫缴出2万余箱鸦片，美国烟贩交出1500余箱。
中国禁烟的消息传到英国，1839年8月，国会对此辩论，最终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对中国的军事行动。
工业革命后的英国，拥有着坚船利炮——海军的火炮射程远超清军。另一方面，清廷的八旗兵和绿营兵虽在编制上达到八九十万，但缺额极多，且武器远远落后，军纪败坏。每年消耗2000万两以上军费，占当时清朝年财政收入的将近一半，整体可谓腐朽不堪。在这种落后的国防系统面前，英军战舰及地面部队先后仅以不满2万之数，在中国海岸线来去自如。双方在两年内多次交手，清军虽多有英勇之举，但无奈武器落后太多，死伤比例惨不忍睹。
1842年6月，英军占领上海。8月，英军准备进攻南京。此时，清廷已经决定求和。1842年8月，中英签订《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放五个口岸通商、赔款2100万银圆。
显然，《南京条约》不能完全满足英国对华输出工业品的需求。而有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的经验和基础，英国人提出了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减税免税等。
清廷拒绝了这一要求。
1856年，英法已经结束了克里米亚战争，可以将精力转到远东地区。10月，英战舰闯入虎门，炮轰广州。次年12月，英法联军在珠江口集结。此时的清廷陷于捻军起义和镇压太平天国，已是气喘吁吁，对远道而来的联军采取息兵策略。12月，英法联军陷广州，继而北上，至大沽口外，要求谈判。1858年5月，大沽失守，联军侵入天津，扬言进攻北京。清廷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增开口岸通商、允许传教、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赔款600万两白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