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庞德的诗歌和作家的写作立场
先说一段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逸事：有一位老医生背着药箱去出诊，半路上被一群气势汹汹、舞棍弄棒的年轻人拦住了。年轻人厉声问他：“你是什么派的？”医生不清楚对方的立场，不知道他们是“保皇派”还是“造反派”，不敢乱说，便想支吾过去，说自己要去出急诊，不好耽搁。对方大叫起来：“不说就不准走！”他突然灵机一动说：“我是‘建’字派，叫彭建煌（建字代表了彭姓宗族内部的一个辈分）。”“我们问你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彭医生坚持说：“我是‘建’字派。”几个回合下来，年轻人被他弄得没有耐心了，便气急败坏地说：“滚！”你想想，如果彭医生说自己是造反派，而对方恰恰是保皇派呢，或者相反，那他就要倒霉了。回来后，彭医生惊魂未定地对同事说，他们问你什么派，千万不要乱说，就说你辈分的那个“派”。
三十多年过去了，什么“派”的问题又变得严重起来，换了一个说法叫“作家立场”。你是什么立场？官方的还是民间的？保守的还是激进的？新左派还是自由主义？“短裤党”还是“拆白党”？不过目前的涉及面还不太广，只是局限在所谓“知识分子”内部的内讧。有人因此提出“知识分子写作”的概念，意思就是要表明立场，还说法国作家纪德的《苏联纪事》就是“知识分子写作”，而《伪币制造者》则是“创造性写作”。好像是说前者出了问题，后面的就白搭。我看过一些关于“立场”争论的文章，其火药味几乎要达到“文革”的水平了，如果有群众参加的话，那将会有过之而无不及。稍稍留意一下就会发现，这些文章中出现概率最高的一些词是：危机、破产、颠覆、捍卫、改造等，很像“文革”时的大字报。
下面我就要讲一个与“作家立场”有关的故事，一个甚至有些荒唐的故事，也就是侨居欧洲的美国诗人埃兹拉·庞德（1885—1972）因一个他自己也说不明白的“立场”问题，同时遭到了意大利、德国法西斯和“自由美国”的双重迫害的故事。
诗人庞德是什么立场呢？简单地说，他就是“左派”的立场、批判的立场、反抗现代性的立场、新权威的立场。庞德认为，造成现代社会的一切苦难（暴力战争、不公平、混乱不堪等等）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制度，也就是资本主义。庞德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激烈批判并不只是情绪化的泛泛而谈，而是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经济理论”。庞德的关键词就是“高利贷者”，也就是那些操纵金融资本的资本家，特别是银行家，并且认为这些人的代表就是犹太人。他们为了放高利贷而聚集大量的金融资本，钱生钱而不创造财富，对社会物质财富没有丝毫增加。这种道德价值观助长了私欲，增加了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维护了少数人的利益，损害了整个社会的利益。他在诗中写道：
两个最大的骗局
是转换货币值
（货币的单位，转换货币）
以60%的高利或借贷
从无造有……
——《比萨诗章》第74章
庞德对操纵金融资本的银行家（他有时就直接用“犹太人”来称呼）极端反感，并且激烈地批评支持这种金融政策的政府。他的国家美国就是这样一个政府。1939年他重返美国后，到处发表演讲，还认为所有的人都要读他的关于美国经济弊病的专论。他认为美国的经济政策将要把这个国家带向灾难的边缘。他的演说在美国遭到了激烈的攻击，人们认为他有“法西斯”式的狂热，是疯子，其经济理论中有反犹太主义成分。那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就要爆发了，而庞德却还在自信地预言，说“二战”不会爆发，因为人们都知道战争是愚蠢透顶的行为。
按照庞德的经济理论，要解决这种放高利贷式的金融资本所带来的社会不公问题，根本办法就是通过某种权力来合理控制货币。比如，反对囤积货币的方法是，货币在一定的时间内不花掉就作废，以防止少数人大量聚积钱财，从而实现更公平的社会分配。
“不再需要”，老式的税已不再
需要，如果它（钱）在一个制度里
以完成的工作为基础，以人们的需要为准绳
在一个国家或制度里
按照使用和磨损的程度
定量消除……
——《比萨诗章》第78章
谁能控制货币呢？当然只有国家的权力，甚至只有意大利、德国这些主张国家、民族、社会整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极权政府才能做到。庞德的激进批判立场、反自由经济的权威主义，就这样不知不觉地与“法西斯主义”搭上了边，尽管他反复强调作为一个作家他不属于任何个人，而是属于全人类。
庞德在罗马电台的第一次反美演说是1940年2月，直到1941年12月美国向意大利等国宣战了，他还在疯狂地说着。他讲话的特征是冗长的谩骂和大发雷霆。他一会儿说到美国的经济政策，一会儿谈到反战的观点，一会儿说到罗斯福和犹太人，一会儿又说到孔子的社会理想。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反对社会不公和美国的经济政策。
他喜欢发表演讲，这能让他感到满足、踏实，谁给他机会他都会去讲的。过去，他在伦敦和巴黎的文学沙龙里经常呼风唤雨：意象主义！意象主义完了！旋涡派！说什么都成，只要他一开口，总能引起轩然大波。他的虚荣心、冒充内行的个性、英雄情结，常常使他丧失作为一个诗人的基本立场。他这个本质上非理性的书生、诗人怎么知道，此时此刻的一切问题：经济的、道德的、社会理想的、批判的、赞扬的等等，全都变成了民族问题、政治问题、军事问题。而他还在那里发疯似地演讲着。他说：“我讲着讲着就乱了头绪，所以我不能相信任何人的理智。”
他的罗马演讲的确又引起了轩然大波。战争爆发后，意大利政府怀疑他是美国间谍，一度中止了他的演说，并秘密监视他。（他曾经劝说墨索里尼采纳他的反高利贷者的经济方案，而墨索里尼根本不理他的茬。）在庞德缺席的情况下，美国的法院于1943年宣判他犯有叛国罪。1944年，德国人为了修军事设施，将他一家人从他自己的房子里赶了出来。1945年5月庞德被美军逮捕，关进了美军设在比萨的集中营的钢丝囚笼里，受尽了折磨。同年11月，因患了健忘症、幽闭恐惧症、歇斯底里症，他被转移到华盛顿；1946年2月转入圣伊丽莎白精神病院。
由于文学界许多知名作家的努力，12年后，即1958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撤销了对他的指控，他才获释。1972年他死于威尼斯。
1948年，写于比萨集中营的《比萨诗章》出版。庞德在《比萨诗章》中继续表达他的经济理论和社会理想，继续批判资产阶级和“高利贷者”（犹太人）。因为诗集《比萨诗章》，美国国会图书馆于1949年将“波林根诗歌奖”授予了被指控犯有叛国罪的诗人庞德。许多曾经参与营救庞德的著名作家都是这个诗歌奖的评委：艾略特、奥登、洛威尔、安·波特、潘·沃伦、威廉斯等。而庞德从来就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有什么错。他曾给美国司法部写信申辩说：“我没有谈论这场战争，但我反对这样一种制度，它接连不断地、有规律地制造一场又一场战争。”事实上，庞德已经不是谈论了与否，而是自己的行为已经不自觉地介入了那场战争。按照社会历史的逻辑，他被认为是站到了法西斯的一边。这无疑不是庞德的初衷，他不过是想表明一下自己的立场。你看，社会和历史多么阴险哪！
庞德因历史的误会被扔进钢丝囚笼，但他还为人类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不过，在对他的评价问题上，政治学、经济学与文学批评之间一直有针锋相对的意见，以至于最后不得不求助于心理分析学。
这就是我要讲的一个关于“作家立场”的故事。之所以讲它，就是因为我发现，我们身边许多从前像庞德一样对文学十分狂热的人，突然讨厌起文学来了。他们到处表明立场，对什么事都要谈立场，尤其是对政治、军事、历史、哲学、经济等问题（而不是文学问题）十分敏感，张嘴就是“立场”，唯独讨厌文学本身的立场。他们身上也有庞德的毛病：在文学之外的领域里冒充内行，四处饶舌，获得认同的欲望过于强烈，以各种各样大而无当的问题作幌子来哗众取宠。不同的地方在于，庞德自始至终都是一位诗人，十分任性的诗人。而我们周围的这些人呢，已经渐渐地露出了狡猾的政客嘴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