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的写作是一次令人愉快的经历，有许多美丽的学术邂逅与因缘际合。事情的缘起当说到2003年夏天，首都师范大学的杨乃乔教授主编一部《比较诗学》教材，其中列有《刘若愚的比较诗学体系》一章，他约我承担撰写任务。我虽早就对刘若愚的学术思想有所关注，但当时对刘若愚的了解只限于1987—1988年在南开大学进修时读过《中国文学理论》和《中国诗学》两部书而已。在接下这个任务不久，我就受邀赴台湾逢甲大学担任一年的客座教授，其间曾应邀去台东师范学院作过一场演讲。听讲的学者中有一位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返台任教的王万象教授，他听我演讲中谈到对刘若愚很感兴趣，就告知我他从美国带回两箱有关汉学家的资料，并欣然将其中的刘若愚专著和论文复印一份送给我。为了撰写《刘若愚的比较诗学体系》一文，我又专程去了两趟台湾大学图书馆寻找和复印资料。这样，当我2004年7月返回北京的时候，囊中已拥有八部刘若愚的英文专著及其部分中译本和若干论文。凭借这些资料，我写成了《刘若愚的比较诗学体系》一文，先交给杨乃乔兄编教材，后又稍加修饰，交给《文艺研究》发表。适逢北京大学德高望重的乐黛云教授正在主编“跨文化沟通个案研究丛书”，有关刘若愚的那本是她自己与北京出版社签约的写作计划。当她得知我的研究成果后，毅然决然地向北京出版社推荐，说是目前读过刘若愚的全部著作并能够撰写此书的合适人选，非詹杭伦莫属。乐教授在学术界一言重于九鼎，北京出版社于是欣然与我签约，但那已经是2004年年底的事了。乐教授主编的这套丛书预定于2005年7月出版，以迎接8月在深圳召开的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出版社要求给他们留下三至四个月的编辑时间，所以我承担的这本书约定在4月底之前交稿。此时我虽然已经掌握了刘若愚的全部专著，但是有关刘若愚生平和学术道路的资料、刘若愚的单篇论文、其他学者对刘若愚著作及其学术思想的评论等等，许多资料尚付阙如，刘若愚其人在我的脑海中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印象。情急之下，我向在美国、韩国，以及香港、台湾学术界的朋友发出了求援的电邮。美国莱斯大学的钱南秀教授向我推荐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林理彰教授。林教授是刘若愚的大弟子和遗著托付人，他非常赞同我关于刘若愚的研究计划，欣然将他珍藏的全部刘若愚论文、书评、著述目录，包括部分手稿复制一份，用特快专递寄给我，让我大喜过望。随后，美国斯坦福大学David Palumbo-Liu教授、韩国龙仁大学张铉根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周建渝教授、台湾大学刘少雄教授、逢甲大学陈铃美教授也寄来了他们收集到的资料。加上我在斯坦福大学网站发现的资料，于是我拥有了由八部专著和五十多篇论文、书评等组成的刘若愚资料库，也许除了斯坦福大学图书馆的特藏之外，我处掌握的刘若愚研究资料算是相当全的了。
资料搜集完备后，接下来的工作是翻译和解读。以我个人之力要在短时间内处理如此庞大的英文资料是非常困难的，好在此前我已经将《语言·悖论·诗学》和《语际批评家》两书的翻译托付给我的博士生曹丽萍，将《李商隐的诗》托付给陈尧。两位弟子中英文皆佳，不仅很快完成了翻译任务，而且写出了《语言·悖论·诗学》和《李商隐的诗》的评述初稿。2005年年初，我承担中国人民大学2004级硕士班“中国文论专题”的教学任务，遂以“刘若愚的比较诗学”作为教学专题。我与同学们约定，我写完本书的一章就给大家讲一章，同学们则分头作部分刘若愚论文的翻译，译出初稿后，再就各自的译文内容作课堂讨论，由我主持讲评。全班有十三位硕士生（包括一位越南留学生），每人都完成了一两篇论文的翻译。大半学期下来，同学们觉得颇有收获，而他们在讨论中提出的观点也不时对我深有启发，充分体现了教学相长的好处。
我以几乎每星期一章（约两万字）的速度完成了本书的写作，在2005年4月底如约将书稿交到北京出版社编辑李君伟手上。虽然“书被催成墨未浓”，写作的过程很辛苦，常常在电脑前工作到晚上两三点眼睛困得睁不开为止。不过这次研究和写作的经历对于我来说，借用一句凤凰卫视主持人胡一虎的话，是“又一次心灵版图的扩张”。我以前在唐宋诗学、金代文学、辞赋学等课题上用力较多，这次又一步跨进海外汉学和比较诗学领域，内心感到充实而愉快。这本书也是我完成的第九本学术专著，可以想像，当手捧一本心血凝成的新书，所有的辛劳都化成了欣慰和感恩。到明年，就是刘若愚先生逝世二十周年了，但他的学术影响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消退，也许本书可以作为献给他在天之灵的一个纪念。
本书得以快速写成，有诸多感受可与学术界朋友分享：
首先，得力于刘若愚学术研究品格和思想的启迪和激发。刘若愚一生以每两三年一部专著的速度从事研究和写作，他不断超越自己，为自己定下新的探索目标，在国际政治文化的风云变幻中，坚定不移地开拓出一条融合中西诗学之路。张隆溪教授在为《语言·悖论·诗学》写的书评中指出：“如果说在更早的作品中，刘若愚超越了其他用英语写关于中国文学理论的著作的人，那么公正地说，他在这最后一本书中超越了自己。”刘若愚所走的学术道路不是没有争议的，他顶住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或责难，认准目标，坚定地走自己的路，他的奋斗精神令人感佩，应该得到我们的敬重；他所指引的融合中西诗学之路，应该得到继承和发扬光大。
其次，从事比较文学的学习和研究，从海外汉学入手，恐怕是一条值得提倡的学术门径。刘若愚认为，“任何一位用英文撰写有关中国文学著作的人，离开比较文学就无路可走。”海外汉学家置身于跨语种的学术环境中，他们比本土研究者更早更敏感地触及到语际批评和比较文学面临的问题，他们的学术经验，他们的解决方案，对本土学者往往很有启发。我在阅读刘若愚著作时常常发现他所指出的英美学术界的一些学术偏向和弊端，往往十年或二十年之后，在中国学术界重演甚至更甚。如果早一点了解他的警示，也许我们会少走一些弯路。
第三，需要充分利用国际互联网提供的学者间沟通，以及搜寻资料、解决难题的便利。“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在过去也许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在今天则毋庸置疑地变成了现实。利用电子邮件，我在约二十天的时间里就从世界各地得到学术界朋友的帮助，征集到如此丰富的刘若愚资料，这在过去的时代是不可想像的。国际互联网上无奇不有，一个字典上查不到的英文单词，一个尚不了解的学者，一个命题的解释，总之只要有问题就上网寻找，总能有所收获，甚至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这些应该拜谢“E时代”的恩赐。
第四，一位高校教师有责任引导研究生进入学术研究前沿阵地，最好的办法是让同学进入自己最新的研究领域，与同学分享研究的困难、进展和点滴心得。这本书的撰写工程留下了三部译著和大约五十篇论文译稿的副产品，虽然同学们都愿意“先生有事，弟子服其劳”，但那是我与同学们合作的成果，待仔细修订达到出版和发表的水平后，我会署上那些同学的名字发表，把他们引进学术界。也许我会与他们以及其他学者继续合作，以刘若愚为基点，扩大研究范围，在今后若干年内编出一部“海外汉学家丛书”。“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一代的学者肯定将以优异的学术表现令世人刮目相看。
刘若愚曾有一首诗谈到他怀念故国的心情：
未老谁能尽忘情，天涯梦里忆燕京；
门前幸有东流水，在涧出山总是清。
我在此续貂一首，以作本书本文的结束语：
海外游龙掉尾行，彩虹飞架跨神京；
天生八部丰碑在，心雨纷纷别样清。
詹杭伦
2005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