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泽
为何要在这里摆开架势，给这个名叫杨的家伙写序，原委我就不细说了。我连他的名字都不会念，我是说杨之后的那个怪字。我料定，杨也不完全知我是谁，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的书要由这个名叫李敬泽的老家伙先在前边叨叨几句；对我将要说什么他也未必感兴趣。但是——还是写了这些字。
留学，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叫“洋插队”，很苦。最近读《邓小平时代》，发现当年留法勤工俭学，照片上是西装革履，实际上革命前辈在法国过的是无产阶级日子。过得比较好的是清末民初的那批官费生，当年胡适等人，徜徉于长春藤名校，“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俨然翩翩浊世佳公子，根本原因还是囊中大洋叮当响。现在，据说中国人有钱了，网上报上，只见中国孩子在欧美校园里鲜衣怒马，睥睨不可一世。当年政府的大洋为中国换回一个新文化运动，也算物有所值，而如今，能换来什么，难言矣。
但读了，发现网上报上得来的印象也靠不住，比如杨，他和他小说里的主人公，日子过得亦如“插队”，杨在《后记》里说：
“现在我正在黑森州打工，从事插队一般的工作，每天面对弄不完的包裹。居住的地方在山上，连网络都没有，出发去工作的地点得坐一个小时的大巴。每天的任务就是盘算着等休息的时候抽根烟，以及下班回到食堂跟各种老外依靠犀利的走位和卡位抢饭。还记得临走前和一帮哥们畅想如何花销这点打工工资，瞬间有一种自己穿着羊皮袄包着土黄的头巾抽着旱烟，膝下正睡着四五个身高呈阶梯状的孩子，在热炕头上和自己婆姨美妙地畅想务工收成的打算的错觉，一种莫名的苦逼感涌上咽喉。”
我没那么变态，非得看到人家出去受苦才长出一口气，心中为之踏实。我只是觉得，诸如这样的小说，有助于校正错觉，让我们意识到，有些事情变了，但有些事其实没变。
变的事情包括留学的心态。留学题材的小说，在现代文学中自成一脉，到了杨这里，可以明白地看出，家国之忧愤已经不是主题。当然，这也是因为时代变了，这一代年轻人，他们未必再像郁达夫他们那样直接地感受文化上、政治上的压迫感，他们不再时刻背负着家国命运的巨大重量。但是，当你相信你的苦也是祖国的苦时，这份苦尽管深重，但也可能由此得以转化、升华，直接成为公共化的东西。但现在，这个苦只是你自己的，你得自己咽下去、消化掉。
就是这样一部个人化的“西游记”。九九八十一种苦辣酸甜，杨写得兴致勃勃。他专注于个人经验、也专注于个人梦想，但他的追逐与离合故事，在跨国的、全球化的背景下倒有了别样的意味：
这也是一种中国经验，由于其个人化而更具普遍性，或者说，这种普遍性不是依靠宏大叙事支持，而是，在此时，很多很多中国的年轻人，其实就是这样看待自我和世界，就这样开始他们的探险和长征。
杨有才华、有个性。这是他的第一部小说，当然，也许还有第二部，也许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对于杨来说，写作还远没有成为定数，这也许只是他的人生路上的一处风景，前边还有无数的风景，山阴道上，目不暇接——写序者一般是鼓励作者好好写、写下去。但是，对于杨，我倒觉得，写是好的，他已经证明了他的才能；但不写也是好的，因为他还有很多时间和才华和空间可以挥霍，有种种可能性在面前敞开着，而生命正如春天之盛大，“再不疯狂就老了”。
是为序。
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０日上午
（李敬泽，着名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