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的时候，爸爸有几个关系不错的朋友，我也很喜欢。他喜欢结交人，家里虽然穷，却动不动要留人家喝酒吃饭。他的朋友常是些狐朋狗友，或村长书记一类，到我家只是为钓几条鱼走，还要累得妈妈烧饭，我们要喊人，要跑前跑后，到小店赊酒，给人拿酒碗，拿筷子，端饭。而我爸爸一到酒桌上，就有陶然忘机的本事，哪怕下午田里再多事，也要慢慢喝到两三点——他是喝慢酒的。因此一有这样的人到我家来，我们就很烦厌，但是有两家人，我们却都很喜欢的。
这两家都是泾县的。一家在泾县的大园里，大园里是一个村子，我们那里地名常有叫“XX里”的，除开“大园里”之外，还有“花园里”。我们地方在南陵县和泾县的交界，村子往上走一两里路，就是泾县的地域了。泾县有很多的山，站在我们家门口往南望，一重一重青隐隐的山，有的是靠近青阳那边了。我的大姑姑很早以前嫁到泾县孤峰，逢年过节我们有时去她家玩，要走三四十里弯弯曲曲的田畈和山路。几字岭是行经的第一座大山，山很高，山缝中间稍微矮一点的地方，开了一条细细的山道。这条山道很幽静，大人吓唬哭起来不肯歇的小孩子，就喜欢说：“把你丢到几字岭高头喂老虎！”翻过几字岭以后，接连一片一片环抱的山，山间平地种植庄稼，聚住村落。大园里是翻过山以后第二个村子，进村之前，要拐一道长长的弯。
我也不知道他们怎么认识的，大概有些千丝万缕的亲戚关系，总之在我读小学的时候，他们夫妻就常常到我家来做客。男人瘦瘦的，女人个子矮，胖胖的，脸色红润，她的话很多。我二姐和他们大女儿差不多大，后来就互认了干亲，我二姐认他们做干爸干妈，他家的大女儿也认我爸妈做干爸干妈。我们跟着姐姐，也喊“干爸”“干妈”。他们来常是夏秋之间，或深秋晚稻收过以后，农忙过了，彼此都有空闲。有一年夏天双抢过后，他们来玩，脸上晒得起了一层黄釉，头上戴的草帽，因为整个夏天在田里做事都戴着，拿下来时，头发都很服帖地贴在头皮上，有了帽筒的形状。他们家田少一些，不像我家那么多，到了我家，才知道我们晚稻秧还没栽完，于是两人脱了解放鞋，重新戴上帽子，不管我爸妈的千拦万阻，和他们一起下田栽秧去了。秋天来的时候，常常会带些山里的东西来，山里的板栗子、晒干的蕨蕨禾子（蕨菜）、干笋子什么的。泾县山上多毛竹，风过时声音很碎，很温柔，年年毛竹笋子是很多的。到了过年边，拎的就是一般拜年的东西：两瓶酒、一包蜜枣、一条泾县有名的糕、橘子罐头、梨子罐头一类的。我们也一样地拎东西过去。
他们喝酒不喝多，人很和气，身上有一种踏实人家的笃定祥和，使人见了不禁欢喜，好像自己家也融和起来。我每遇到他们来时，几乎有过节般的快乐。我们这一天常常要杀只小公鸡，和着田埂上拔来的青豆子红烧。我要比平常多吃一碗饭。我还有额外的快乐，他们到我家来做客，总是骑两辆自行车来。那时乡下只有家境较为殷实的人家才会买自行车，称为“脚踏车”，一般一户也只有一辆，很少有两辆的。车多是男人骑的大车，很高，周身漆作黑色，前面有大杠，钉一只金色凤凰的标牌。小孩子都喜欢骑脚踏车，我也想学，但那种大车我根本骑不了，大杠太高，车子太重，我抬不过去腿。也有很调皮的小男伢，把脚穿过大杠下的三角形空档，猴儿似的斜挂在车上骑。那种我做不到，何况我家里没脚踏车。我只能趁人到我家来玩时，把人家的车子推到大路上趟趟，一条腿很寂寞地始终在地上蹬。
干妈的脚踏车在乡下很难见到，是一辆桃红的小车，没有大杠，这辆车我坐得上去！她来的时候，我格外高兴，推了她的车就跑去学骑。她也不担心我会把她的车摔坏，或者至少没有表现出这种担心。有一天我忽然就会骑了，车子稳稳当当向前，再也不踩一圈就要倒了。我就一直往前踩啊踩啊，心里高兴得像做梦，马路两边全是刚栽下不久的晚稻秧田。正得意间，忽然迎面来了一辆车，慌慌张张等那辆车过去，我就一头冲到田里去了。糊着一身泥水爬上来，车子龙头也歪了。到家不免被取笑一顿，大人把前轮夹住，两手掰住龙头，左右一正，车子就修好了。
有一回夏天我跟着妈妈和姐姐们到他们家做客，因为远，夜里就留在那儿过夜。他家也是三间并排的瓦房，中间堂屋，两边各一间房，灶屋附在正屋旁边。他家二女儿长得好看，脸圆圆的，晚上我们就睡她的房间。山里晚上很静，她带我们去打井水，推开大门，满天落雨似的星星。我们想，会有流星吗？星星一颗也不落。她的房间里有一个自己编的风铃。那时候乡下女孩子都流行编风铃，我们隔壁邻居的姑娘就编过，我们家，我们姐妹几个也编过一个。用一种像纸又像胶的彩色带子编成，编许多花，串成许多串，再一串一串缀成一圈，每一串的长度都比上一串略微长一点，这样缀成一圈后，有一种回旋的美。每串花下缀一只小铃铛。这种风铃的声音其实不好听，一般颜色是绿的黄的粉的，现在想来也不大好看，但是那时却很流行。有的新娘子结婚，房间里也挂两架这样的风铃。
再后来，有一年，这个叔叔忽然得病死了。他们家败落下来，两家渐渐也少来往些。我们去大姑姑家，过了几字岭，山边许多坟，爸爸还会指着其中一座说：“那就是他干爸的坟。”这些坟上清明前后总飘几根白色的纸幡，过年前后则堆着火炮炸过之后的红纸。过了一两年，我爸爸想把干妈介绍给我们村主任，一个叫叶南方的中年男人，他几年前死了老婆。他们似乎好过一年半年，最终也没在一起。后来我们渐渐搬去南京，两家就完全断了音信了。
去年正月，我们回家过年，爸妈忽然怀旧，要去干妈家找她。从我们村到大园里已修了新的大路，沿路横过正在修筑的高铁高架桥，水泥桥墩在村田间耸立得触目，乡下除了山，很少这样巨大的东西。我们开车，不过一二十分钟，人还在恍惚之中，已到了大园里他们从前那个家了。屋子不知道哪一年重新盖过，换成了后来乡下流行的“西式罗马”风格，墙壁漆作蓝色，门却锁着。门外一面旧墙上，贴着很高一摞柴火，上面用枯斑茅枝和芦穗盖住，不知是谁家的。他们对门就是干妈的弟弟家，我们从前喊“舅舅”，有时他们也一同骑车到我家来玩。这时里面还住着人，两层楼的砖墙瓦房，从前也很气派的，十几年下来，早已破败，瓦顶屋檐下石灰脱落，漏出里面的竹木结构。前几天刚下过雪，屋顶上积着最后一点没化尽的雪，融化的雪水把屋檐下一片水泥地浸得黑黑的。楼上阶檐上晾着不干的衣服，门口一只圆竹簸里晒着淘洗出来的葛粉。
舅舅还在，他出了房门，看见我爸妈和我们，惊异得不知如何。这么多年他似乎没有变过，还是矮矮的，胖胖的，脸红红的，只是变老了。他说姐姐现在在黄连树那边生活了，今天应该在杨泊湖一家吃酒，那边一位亲戚嫁姑娘。那位亲戚，和我家正好也有些关联，五十多年前，我爷爷因肺痨去世，身边无人照管，是那家的爷爷把我爷爷埋在孤峰山脚的。因为这层关系，我爸爸一直心怀感激，当下就一起去杨泊湖那家。干妈却不在，我们只得先留下来吃酒。
吃完酒后，太阳已经有些斜斜的，舅舅让他的儿子开车在前面带我们，到黄连树去找干妈。关于这个舅舅的儿子也有一笔可说的，他是个很瘦的、很内向的人。从前他跟了父母一同到我家来做客，我二姐也常常到干妈家去玩，后来他便慢慢地有些喜欢我二姐。我二姐也未曾不喜欢他，可是他那么沉默，家里又穷，而二姐小时候生得很美，辫子很黑很粗，喜欢她的男孩子很多，就不大在意。后来她去芜湖念卫校，事情也就断了。现今这个人在外面做技术工程，似乎过得不错，还是很瘦，很内向，裤子上沾了一点泥。这时他们见面，二姐抱着儿子，他的妻子则刚刚从车上下来，抱着他们的小孩，彼此点一点头，笑笑打过招呼了。
我们跟着他的车，开到黄连树，在一个小水沟前面一户人家门口停下来，看到干妈了。她年轻的时候，就胖胖的，现在还是胖，只是人老了，变黄了，头发烫了很多卷，短短的，看起来很奇怪。她把我妈和我们姐妹几个一一抱过，说着想不到我们会来的话。然后倒茶给我们喝，拿正月里的茶盘给我们吃。她后来改嫁的这户人家，似乎儿子女儿都在外面过得不错，家里干干净净的。堂屋里一张红色的八仙桌（我们那里称八仙桌为“大台子”），四条板凳，中堂上贴一幅“红太阳”。桌上放了三只茶盘，一只放着炒瓜子、炒南瓜子，一只放炒花生，一只放时兴的东西，手剥杏仁、旺旺奶糖和泾县特有的墨子酥，这是一种黑黑的芝麻酥糖，很好吃。他们都站在门口说闲话，讲这些年的境况，为了让眼前的一切显得更完美些，话语里难免有些许不诚实的地方。我们原本都吃了很多苦，如今的状况也并不十分如意，然而在相会的这个下午，似乎生活就应当是嘴里所说的那样，安定，有希望，暖洋洋的。我听了一会儿，就一个人坐到桌子边，把所有的墨子酥都剥来吃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些温和的寂寞，二姐也老了，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很细的皱纹。
妈妈说，做姑娘的时候她们看戏，都是走几十里路到黄连树来看。这里照例很多山，隔着一块田的距离，路边就是一条一条山的抛物线，堆列着往深处延展。四野雾气笼在山间，消散不开，一边是眼前太阳晒得黄黄的，一边是山间雾蒙蒙的。黄连树从前也许有很多黄连树，或者一棵很大的黄连树，我不认识，只看到水边许多苦楝，叶子落尽了，枝头上悬挂累累的黄色苦楝子，皮皱皱的。苦楝子鸟儿似乎都不吃，虽然古语说“凤凰非梧桐不栖，非楝实不食”，显得它很珍贵的样子。这个地方田间都有很多苦楝树，常常田埂上长了很大的一棵。苦楝树开花的时候是很好看的，一树淡紫，香气浓烈，像很粉的胭脂。我们并没有特别的话，喝了会儿茶，说着以后一定要常联系的话，终于就走了。
第二个故事要简单得多，那个叔叔是个猎人，也住在泾县的山里，只是在另一个方向。平常日子他也种田，只是会上山打兔子，打野鸡，打野猪。那时候山上还是有野猪的。他有时来跟我爸爸喝酒，两个人讲山上的野猪，所用语言神乎其神，讲得我对野猪十分敬畏。他们说野猪平常老在泥荡子里打滚，把身上泥巴滚得很厚很结实，子弹轻易打不进去。又说，野猪力气很大，可以把杉木树撞倒，所以打野猪不能给它看到。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打过野猪，他倒是带过两只野兔子来，兔子肉里有铁砂。我并没有觉得很高兴。野兔子毛灰灰的，死了以后，看起来很长。但是我很喜欢这个叔叔，他很瘦，个子高高的。有一年秋天，他带了一袋新鲜板栗过来。我们家没有板栗树。新鲜板栗吃起来很甜的，淀粉的甜味，又有一点浆水，很清澈、耐久的甜味。
有时候他带他的小女儿一起过来，她也高高的，瘦瘦的，眼睛很大，圆圆的，略微有一点鼓，使人想起一头小鹿。那时候她十六七岁。我们到他家做客，就去过那么一次，他家屋子在山坳下，门口铺了块水泥地平，扫得干干净净的。屋檐旁边一棵很大的蜡梅树。他家妈妈有时也到我们家来玩，她一面抽烟，一面和我奶奶说话。七十多岁的老人，走几十里路，一点也不疲倦。她很瘦，脸上许多皱纹，头发挽成一个圆圆的花白小髻，额头上有一颗明显的肉痣。我们做客的时候是冬天，蜡梅树开了花，很香，我小时候是很少见到蜡梅树的。
晚上我们煮年糕吃。年糕收在陶坛子里，用冷水泡着，特别冷，硬得像一块石头。我妈妈客气，非要她来做，我们就去坛子里取年糕。他们的年糕和我们的不一样，我们的年糕是切成长条的，他们的则都是捣成圆圆的小粑粑。妈妈在坛子里抓了几把年糕，手冻得很，那个奶奶用葫芦瓢舀了半瓢热水，招呼她说，快到滚水里洗洗手。我很奇怪，滚水是什么？他们说滚水就是开水（这里自然是指热水），我还犟了一回嘴，开水怎么能说是滚水呢？晚上睡下了我还哭，闹着要回家，妈妈劝也没有用。我觉得晚上太黑了。即使是现在，在乡下，也是有很纯粹的黑夜的。后来这个叔叔也死掉了，也是生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