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早在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评价邓小平时就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难得的人才。”新时期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与实践，更是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的结合和统一。例如，反对霸权主义问题上，在坚持原则的前提下，我们也不使正常的国家关系僵化。我们不会因为反对他们的霸权主义，就不同他们改善关系；不会因为要同他们改善关系，就放弃反对霸权主义的立场；在处理诸如南沙群岛等问题时，我们在坚持主权在我的前提下，灵活地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主张；在反对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倾向的同时，又特别强调发展正常、友好的中日关系；特别是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后，我们一方面坚决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强权政治和干涉我国内政的行径；另一方面又积极争取打破封锁和制裁，改善和发展同这些国家的关系。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结合，使我国取得了外交上的主动，改善了国际环境，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
五、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世界在变，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也要随之而变。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但天下并不太平。这就要求我们根据不断变化的新情况和出现的新问题，提出新办法。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从实际出发，邓小平提出了许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现实问题的新思路和新办法。如：用“共同开发”的办法解决与一些邻国的领土争端问题；用“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办法实现与东欧各国和前苏联的关系正常化问题；倡导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以代替冷战时期形成的旧的国际秩序的问题；等等。还有针对近些年来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运用自己庸俗的人权观，假借人权问题干涉别国内政的情况，提出要维护人权概念的完整性，国权比人权更重要，人权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先是实现独立权、生存权和发展权。这些都是邓小平求实创新思想特征在外交战略上的具体反映。
六、根本的问题是中国的自身发展问题。邓小平的外交战略思想是中国人民最根本利益的体现，所以他特别强调自身的发展问题。他反复指出，现代化是中国面临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的总任务，是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基础。包括外交工作在内的各项工作都要服从服务于这个总任务。“先把经济搞上去，一切都好办。”只要我们经济搞上去了，实现了我们的发展目标，我们就可以在世界上理直气壮地说，从十二亿人的中国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就会优于资本主义。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就会提高，对世界和平和人类的进步就会有较大的贡献。“一国两制”是富有天才的创造。
1986年9月2日，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在采访邓小平时问道：“台湾有什么必要同大陆统一？”邓小平回答说：“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他强调：中国的统一是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是一百几十年的愿望，一个半世纪了嘛！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统一是包括台湾人民在内的中华民族的共同愿望，不是哪个党哪个派，而是整个民族的愿望。
纵观历史，我们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反对分裂，维护和追求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是自古以来中华民族的传统，是我们国家历史发展的主流，是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本体现，是一切爱国者的奋斗目标，因此也就形成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意志和精神追求。
如果说，我们为中华民族曾在世界上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而自豪的话，那么，我们却为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和遭受侵略瓜分而痛苦。从19世纪的那场鸦片战争起，中华民族被推入了苦难的深渊。列强入侵，国土沦丧，独立主权横受侵害，江山社稷满目疮痍；人民大众惨遭奴役，骨肉同胞被迫分离。帝国主义通过侵略战争强迫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侵占了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等地在内的大片神圣领土。一百多年来，争取国家独立和获得民族解放，结束四分五裂和实现祖国统一，摆脱贫穷落后和走向繁荣富强，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民族夙愿。为了实现这一夙愿，中国人民前仆后继，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多少志士仁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从20世纪之初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宣布不承认外国强加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提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口号，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才真正站了起来，中华民族独立的目标才得以实现。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香港、澳门、台湾和祖国大陆还处于分离的状态，国家统一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香港、澳门、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港、澳、台同胞都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他们与大陆同胞有共同的文化传统、共同的生活习惯、共同的民族情感和共同的血脉联系。海水悠悠，相思不尽。骨肉要团聚，国家要统一，这是海内外同胞的共同心声。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是顺应历史潮流，合乎人民要求的大事。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一直致力于早日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一代伟人毛泽东为祖国的统一思虑了一生，1974年他在会见英国首相希思时曾不无遗憾地说：中国统一这件事，我恐怕看不到了。
他把这一历史性的任务交给了他的事业继承人和开拓者邓小平。几年后，邓小平说：我们是要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统一事业。当然，实现和平统一需要一定时间。如果说不急，那是假话，我们上了年纪的人，总希望早日实现。他还说，不做这件事，后人写历史要责备我们。他坚信，中国肯定要统一，一百年不统一，一千年也要统一。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愿望出发，从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出发，邓小平为祖国统一提出了最好的方法，设计了最理想的道路，反映了一位伟大的爱国者的宽阔胸怀和杰出的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香港、澳门、台湾与祖国内地近在咫尺，但是，多少年来却天各一方，处于分离的状况，这是历史造成的悲剧。要改变这种状况和结束这种悲剧，是一个艰巨的过程。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实质上就是中国恢复对这两个地区行使主权，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解决台湾问题，实质上就是找一个最好的途径结束敌对和分裂，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开始寻找和设计解决港、澳、台问题，实现祖国统一的方法和途径。
台湾问题是实现祖国统一中的最主要问题。作为中国的宝岛，台湾在历史上饱受沧桑。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强行割去了台湾及澎湖列岛，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才重返祖国怀抱。1949年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后退踞台湾，挟美国财力、武力的支持与大陆对抗，使海峡两岸又处于分离隔绝的状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国际上严峻的冷战局面和国内对阶级斗争问题的认识，我们党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主要是立足于以武力解放台湾。同时，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人也曾坚持不懈地努力探索用和平方式来解决台湾问题。
1955年4月，当周恩来率团参加万隆会议时，毛泽东就发出指示：“可相机提出在美国撤退台湾和台湾海峡的武装力量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台湾的可能。”5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性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次年，毛泽东又提出了“和为贵”、“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以诚相见”和“来去自由”等政策主张。随后，我们党又进一步提出了关于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倡议，提出台湾是我们的内政问题，只要回归祖国，一切可以照旧。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大权均由台湾当局掌握，所有军政建设费用不足之数悉由中央拨付，双方互约，不派人员做破坏对方的事情。这些和平统一的重要设想和主张，由于当时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而无法进一步发展，更不可能付诸实施，但是对我们党以后和平统一方针政策的形成、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香港、澳门问题具有历史的特殊性。香港和澳门都是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通过武力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而从中国获取的。中国人民从来就不承认这些不平等条约。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曾多次阐明对香港、澳门问题的立场，并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维持现状。考虑到这两个地区长期的殖民统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加上他们与资本主义世界的紧密联系，所以我们党对港、澳确定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目的是为了利用这里的资本主义市场，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为国内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条件。但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来解决国与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收回香港、澳门主权并保持那里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尚未提上日程。
20世纪70年代后期，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二战后形成的冷战“铁幕”一步步被撕开，新的政治格局在酝酿之中。
世界新科技革命不断蓬勃发展，大大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世界各国的联系。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此时已与资本主义世界改善了关系，与日本、美国等国逐步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在世界上的交往开始增多。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创了以改革开放为主要特征的历史新时期。在新时期，我们面临的任务是多方面的。但是，邓小平抓住了关系全局的主要矛盾，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和实现祖国统一是我们的最主要任务。时代发展了，世界变化了，冷战思维和方式行不通了，那么，我们用什么方法和途径实现祖国统一呢？这是萦绕在邓小平心中的大问题。他后来这样说道：世界上有许多争端，总要找个解决问题的出路。我多年来一直在想，找个什么方法，不用战争手段而用和平方式，来解决这种问题。求实和创新，是邓小平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最典型特征。他以既尊重历史又着眼未来，既继承前人又开拓前进的气魄和胆略，以全新的视角进行规划和设计，“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构想应运而生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与我们党酝酿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和中美建交谈判取得进展相同步，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构想也更趋成熟。1978年底，他在多次会见外国客人时都明确指出：我们希望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不作不使用武力的承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可以保留其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外国投资可以不动，但祖国要统一；在实现祖国统一问题上，要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统一后，台湾军队变成地方武装。可以看出，此时邓小平关于和平统一构想的思路已相当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