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部分先富”的政策，经过党的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十五大的不断完善，已经成为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党中央在一系列重要文献中，一再肯定和强调了这个政策的重要意义。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着重分析了“部分先富”政策在社会主义建设步骤上的作用，指出：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是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1987年党的十三大从按劳分配的角度肯定了这个政策，指出：我们的分配原则，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在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部分先富”政策被列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内容之一：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制度，允许和支持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鼓励先富起来的帮助未富起来的，以利于全体人民和各个地区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也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当然，在提倡“部分先富”的同时，要注意引导劳动者勤劳致富、合法经营。如果违犯国家的法律，钻政策的空子，搞歪门邪道，为了自己“先富”而不择手段，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这种行为是不允许的，是有害的，必然要妨碍全体人民的致富目标。现在，在一些地区和部门，这种情况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产生了新的分配不公和社会矛盾，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影响了人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劳动积极性。因此，国家必须做好必要的引导和调节，并从法律上堵塞漏洞，加强法制，这样才能使“部分先富”的政策更好地起到它应有的积极作用。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不可动摇的一条基本原则。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改革开放以来，按照邓小平的思想，我们采取了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这个大政策，有效地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个大政策，反映了社会生产发展不平衡的规律。1989年2月，邓小平在会见布隆迪总统布约亚时说：“我们是一个有十亿人口的国家，地区与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也不一样。要我们所制定的政策都能照顾到各个方面，是不可能的。总有一部分人得益多些，另一部分人得益少些；就是得益少的那部分人生活也比过去好得多，但是还要发牢骚。我们的事情又好办，又不好办。好办的是举国一致，十亿人都拥护改革开放政策，拥护发展战略；难办的是完全照顾到十亿人不容易。”“总之，这些问题我们要解决，也是能够解决的。”在向共同富裕迈进的过程中，出现差别是正常的。但是，要努力防止收入分配的过分悬殊和地区差别的不断扩大，避免两极分化。邓小平指出：“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先富起来的地区要采取资金、技术支持等办法帮助和扶持欠发达地区。同时，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制度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运用法律、分配政策和税收等手段，合理调节社会分配关系，缓解社会分配差距过大造成的社会矛盾。要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保护老年人、未成年人、失业和低收入人员的基本生活。
以重点带全局，实现现代化发展战略。
建设和实现现代化，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是中国人民的共同夙愿，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和目标。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行了艰辛的努力和探索，奠定了国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在这期间，有宝贵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由于党在指导思想上的一度失误，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也曾经中断。粉碎“四人帮”后，全国人民现代化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然而，经过一段不切实际、急于求成的“大干快上”之后，我国经济比例失调、基础薄弱、技术落后等以往就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现实已经表明，按照以往的方法搞现代化建设是行不通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开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人民从此走上了一条一心一意搞现代化建设的新路。
搞现代化建设，必须首先摸清我们的现实基础。邓小平指出：至于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框框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的原则。关于国情，他强调，人口多、底子薄是我们的两个基本特点。对各种经济关系和经济结构的分析，他指出，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以前没有安排好经济生活中的各种比例关系，经济结构很不合理。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骨头”和“肉”（就是工业和住宅建设、交通市政建设、商业服务业建设等）比例失调，积累和消费比例失调，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各个领域，包括工业战线很不协调，尤其是能源交通。如果说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协调，那就是科学技术水平不能适应，人才不够。这些，都成为邓小平对现代化建设进行总体战略设计时的重要依据。
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展开头绪纷繁、矛盾交错，这就要求我们采取抓住中心环节带动其他的方法实施战略突破。1979年5月，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时事社代表团时指出：“我们国内经济有个先搞什么、后搞什么，哪些要快一点、哪些要慢一点的调整问题。我们吸收外国先进技术，用在哪些方面，也有一个轻重缓急的问题，什么都干也不行。”以后，他又强调说，要搞重点。要想今后20年能够上去，现在不抓重点不行。保证重点，要搞狠点，这关系到以后的发展速度问题。在摸清了我国的基本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关系的基础上，邓小平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确定在了经济生活中的几个根本环节上：
——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
——中国的经济必须要照顾到农业，我们中国人口将近80%是在农村，农业不前进，一定会拖工业的后腿。
——能源工业不发展，其他工业就会遇到困难。交通如不放在优先地位，也是不行的。
1982年8月10日，在会见几位海外华人学者时，邓小平指出，中国经济发展，前十年要把比例失调解决，打好基础。第一个是农业，第二个是能源、交通，第三个是科学教育。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明确地对战略重点进行完整的概述。
根据邓小平的战略设计与决策，党的十二大正式确定农业、能源和交通、教育和科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党的十三大、十四大和十五大进一步强调要把这几个方面的工作和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加强建设力度和加快发展速度。从“六五”计划到“九五”计划和其他中长期发展规划中，国家都在综合平衡的基础上为突出和保证这些战略重点做了切实可行的部署和规划。正是因为我们这些年来抓住和突出了战略重点，从而带动了其他各项生产建设事业的发展，并为今后的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
人口问题是个战略问题，要很好控制。
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由于历史的原因，在过去40多年的时间里，我国人口增加了6亿多。人口过多，人口增长过快，长期以来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给经济发展、资源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等，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邓小平是我们党最早认识到这个问题并提出要控制人口增长的领导人之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他就多次论述过计划生育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指出底子薄和人口多、耕地少是我们现代化建设中必须看到的两个重要特点。1979年3月他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中说：“人多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在生产还不够发展的条件下，吃饭、教育和就业就都成为严重的问题。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若干年后人口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也仍然存在。”同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人口增长要控制。争取到1985年把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10‰以下。他强调说，降不到这个水平不行，国家负担不起。在这方面，应该立些法，限制人口增长。否则，经济的增长就被人口的增长抵消了。以后，他在多次谈我国现代化发展战略时都反复讲到，人口增长过快并不反映经济发达，而是反映经济落后。人多是我国最大的难题，我们难就难在中国人口太多。他说，在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诸因素中，人口太多，使增加人民的收入很不容易，短期内要摆脱贫困落后状态很不容易。所以，人口问题是个战略问题，要很好控制。计划生育工作是一项战略任务，一定要抓好。
70年代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坚定地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逐步地得到抑制，人口自然增长度由1970年的25.83‰，降至1995年的10.55‰，不但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整个世界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我们还应当清醒地看到，人口基数大、增长快，目前仍以每年1400万人左右的幅度增长，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殊困难，控制人口的任务还十分艰巨。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具体工作中，切不可忘记邓小平告诫我们的人口多、耕地少、人均占有资源贫乏这一基本国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在未来的15年里，要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稳定和认真执行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九五”期间，人口自然增长率控制在年均10.83‰，2000年人口控制在13亿以内，2010年控制在14亿以内。努力实现这一目标，是我国经济社会能够协调、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之一。
在我国，与控制人口紧密联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提高人口质量问题。邓小平分析我国国情，讲到人口多时强调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我国人口的80%在农村，即农民多。劳动者的总体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差。通过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提高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通过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提高人民的身体素质，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努力提高人口质量，把沉重的人口压力转化为巨大的人才优势，是邓小平设计“三步走”发展战略的根据之一。我们要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劳动者是关键性的问题。
人口的过快增长，使就业问题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真正解决这个问题，要靠经济的发展，要通过改革来实现。早在1978年4月，邓小平在同教育部负责人谈话时就指出：我们发展的领域要很好研究一下。我们土地少，人口多，从总的发展来看，工业需要的劳动力不会超过现在。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减少而不是增加劳动力。开辟什么领域，哪些方面会增加，要研究。我们还有很多领域没有开辟，比如旅游事业，就业的路宽得很。要研究一下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结构，肯定有些我们是不要的，但是为工农业服务的，有些领域我们现在是没有的。研究社会结构，开辟什么新的领域，与教育很有关系。培养人，中心是把基础打好，然后干哪一行都行。他在1979年10月《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中指出，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他说：“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政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要广开门路，多想办法，千方百计，解决问题。”
对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和中小城镇吸引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邓小平也多次给予了充分肯定。在今后，我国劳动力就业的压力仍很严重，我们必须按照邓小平的上述思想和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精神，千方百计妥善解决好城乡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在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过程中，使劳动力资源得到合理、有效的配置。
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进步。
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和进步，是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和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重要方针，是我国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邓小平十分重视民族宗教问题，在这方面也有大量的论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