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1978年9月视察东北时，他提出要利用有利的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指出：“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他强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新经验的基础上，对这个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并作了比较系统的初步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至关重要但在以前又是讳莫如深的问题。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和《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三卷出版后，人们的思想豁然开朗：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我们以往和现实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1986年邓小平在会见贝宁总统克雷库时说：“文化大革命”我被打倒两次。这种经历并不都是坏事，使我有机会可以冷静地总结经验。因为有了那段经历，我们才有可能提出现行的一系列政策，特别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是什么。社会主义一定要体现出优越于资本主义。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就要朝这个方向努力。努力的标志就是发展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速度。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我们长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总起来看，这主要就是不完全懂社会主义。因此，我们提出的课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他指出：这个问题不光我们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要靠发展生产力。只有我们实现了在21世纪的发展目标，我们才可以大胆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还没有资格讲这个话，我们只能说，社会主义总的来说比资本主义优越，但要靠我们的发展来证明这一点。我们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自己。要发展自己就要坚持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
正是邓小平抓住了这个根本问题，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改革开放20年来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就是我们党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
正确分析国情，邓小平和我们党作出了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指出了我国现阶段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据此，他把中国人民引入了真正走向现代化的现实之路，第一次解决了实现民富国强的现代化的途径和步骤。他设计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搞好、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是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现代化。实现这个现代化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战略步骤是分“三步走”，即解决温饱—实现小康—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在设计、领导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反复指出，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他说：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所以，他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观察和思考一切问题、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把“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一切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他要求党员和各级干部密切联系群众，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心中时刻想着人民，和人民群众一起长时期艰苦奋斗，实现我们的发展目标。他希望全体中国人对我们的国家要爱，要让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大家共同努力，振兴中华民族。
我们真正的转折点是在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去世。中央政治局代表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和国家，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当时，面对百废待举、百业待兴的局面，人们，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衷心拥戴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期待他能够带领大家拨乱反正，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藩篱，进行“四化”建设。然而，尽管这位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同志也想抓经济，搞建设，但却“坚持左的政治路线，又提出了错误的思想路线，叫做两个凡是”。拨乱反正举步维艰，平反冤假错案阻力很大，经济工作中求成过急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在继续。历史在徘徊中前进。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由“照过去方针办”。
的领导人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正确路线和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经历了长期“左”的痛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场深重灾难的中国人民，将期望投向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身上。中国共产党内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和“两个凡是”的力量展开了较量，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不负众望，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转折关头，担负起历史的重任，以其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胆略，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领导和推动了拨乱反正的工作，为我们党和国家一步步拨正了航向。
新时期的开创是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先导的。“两个凡是”，就是要将历史在“过去方针”中定格。当时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率先反对“两个凡是”，提出要“用完整的准确的毛泽东思想”。
指导我们事业的主张，实际上就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毛泽东思想严格区分开来。邓小平强调：“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他恢复党政军领导职务之后，即与叶剑英、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一起，呼吁恢复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旨在解放人们的思想，突破长期“左”的指导思想和“两个凡是”的精神束缚，从而拉开了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理论工作者也力图对多年来指导思想上的大是大非问题给予哲学上的澄清。1978年5月，经胡耀邦亲自审定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在党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但也遭到了坚持“两个凡是”观点的人的非议、责难和压制，由此展开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这场讨论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站出来给予了旗帜鲜明的支持。
邓小平在不同的场合多次指出，那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要求不要再“下通知”、“划禁区”。在邓小平等的支持下，真理标准的讨论进一步深入，并很快超出了思想理论界的范围，成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曾指出：真理标准讨论是基本建设。这场讨论为重新确立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基础。
新时期的开创是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客观要求。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很快，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国际间的竞争向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支柱的综合国力的较量转移，相互间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改变着世界的政治格局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对中国来说，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1978年5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时指出：现在我们的外贸，我们的管理，我们的经济政策，都受这些思想（指“两个凡是”）的影响，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很多事情都不敢搞。现在的国际条件对我们很有利。现在亚洲有的国家经济发展很快，我们难道就不能吗？我们的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是空的。在严峻的挑战和巨大的机遇面前，邓小平以大战略家的敏锐，认识到这是我们融入世界、振兴民族的极好机会，并积极推动了这个进程，使之成为开创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有利条件。
新时期的开创是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和反思的结果。在致力于解决思想路线问题的同时，邓小平还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1978年9月，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在东北、天津等地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视察。他先后发表了六次重要谈话，核心内容是冲破禁区，破除僵化，开动脑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次历史性的“北方谈话”，集中反映了邓小平在新时期前夜的理论思考。他一路“到处点火”，深刻地指出：“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是在这次谈话中，他提出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的问题和体制改革的任务。邓小平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要实事求是，开动脑筋，要来一个革命。“北方谈话”实际上是邓小平不久后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的先声，对实现历史转折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此前后，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还就改革和开放问题、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问题、民主与法制建设问题、历史重大是非问题等提出重要意见，这些都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和讨论的重要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1978年底，以邓小平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力量，已经逐步在党内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发挥了主导作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改变了原定的议程，成为拨乱反正的会议；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的报告，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正如邓小平所说，全会对过去作了系统的总结，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历史转折的实现，标志着新时期的开始。
十一届三中全会实际上是在邓小平的主持下进行的，全会作出了重要的机构和人事变动，选举陈云为党中央副主席，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以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为主要成员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这是人民的愿望，时代的要求，历史的选择。
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
在新时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历史建树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正确地解决了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两个重大课题，从而做出了两大历史性贡献。一个是领导全党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另一个是创立和发展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理论，制定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确立了党在经济、政治、外交、教育、科技、文化、军事、祖国统一、党的建设等方面的一整套方针政策，成功地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
邓小平曾这样概括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新时期的工作：“我们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拨乱反正，二是全面改革。”
进入新时期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继续推进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和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我们党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平反了包括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内的一大批冤假错案，落实了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各项政策。1979年，经过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叶剑英在国庆三十周年的报告中，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重要历史是非进行了初步的清理，对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提出要在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加强民主和法制建设，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些，都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在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深入思考和探索下进行的。
新时期刚开始，我们面临着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性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了个人迷信，批判了“两个凡是”，但是“左”的思想根源还没有完全消除，影响仍然存在。同时，党内外又出现了另外一种思潮，就是在要求纠正毛泽东晚年错误理论和实践，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发生怀疑和动摇，进而全盘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面对这样的情况，邓小平和党中央领导集体以巨大的政治、理论勇气，排除了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干扰，将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和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坚持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邓小平主持起草并在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史的经验教训，根本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维护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肯定了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决议》
标志着新时期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基本完成，为我国进入全面改革的新阶段奠定了基础。
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所说：随着国内局势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变化，越来越显示出党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勇气和远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