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78年底，在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要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新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标志，是历史作出了郑重的选择，即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从此，我们党和国家进入了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国人民走上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
中国之所以能在这个时候结束长期“左”的指导思想的束缚和“文化大革命”后两年徘徊的局面，与以往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积累的经验教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场灾难的沉痛教训有直接关系，是历史反思的必然结果。而伟大历史转折的实现，是与邓小平这个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段历史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是两年间中国共产党内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力量和“两个凡是”的政治力量较量的结果，是在历史和现实的比较中中国人民历史性选择的结果。在这场较量中，邓小平以其杰出的才能和勇气，以一个伟大政治家的敏锐、坚毅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始终把握历史发展的走向，取得了这场较量的主动权，为顺利实现伟大历史转折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又一个面临重大选择的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
1976年9月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与世长辞。
毛泽东的去世，在饱受煎熬的中国人民心中又一次带来了巨大震撼，他们感到悲痛，感到迷惘，没有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后的中国将向何处去？人们仿佛少了主心骨。
俗话说：“龙年不祥。”1976年这个龙年真是给中国带来了太多的悲伤，然而，中国人民在这一年也看到了黎明前的曙光。
毛泽东去世后，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加紧了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9月11日，王洪文撇开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在中南海另设值班室，并通知各地，企图切断中央同各地的联系。他们还通过毛远新伪造毛泽东的所谓临终嘱咐“按既定方针办”，公然以党内正统自居。对“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露骨活动，叶剑英等老一辈革命家深感忧虑。他们通过各种渠道互通信息，酝酿解决“四人帮”问题的办法。身为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华国锋在“四人帮”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也意识到解决“四人帮”已是刻不容缓。
他和叶剑英、李先念共同研究，并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同意，于1976年10月6日采取断然措施，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消息传开，举国欢腾，亿万人民举杯同庆胜利。
粉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可谓大快人心。深受“文化大革命”之害的广大干部和群众，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发自内心地感激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都衷心地拥戴毛泽东亲自选定的接班人。1976年10月10日，邓小平也致信党中央和华国锋，对这场伟大斗争的胜利表示由衷的高兴和支持。
粉碎了“四人帮”，结束了令人窒息的“文化大革命”，实现了党和人民的共同愿望。喜庆之余，面对当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的局面，人们把希望寄托在华国锋身上，期待他能带领大家拨乱反正，走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藩篱，进行“四化”建设。然而，得到的回应则是积重难返。尽管华国锋也试图走出“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也想抓经济、搞“四化”建设，但是，历史的局限和思维的定式使他难以承担起这千钧重担。特别是在对待“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和错误实践方面，他缺乏清醒的认识，从而在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关头与一些老革命家产生了原则上的分歧。华国锋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由毛泽东迅速推到领袖位置上的。因此，在思想上和理论上他都以毛泽东的正统传人自居，自觉地推行一条与“文革”没有本质区别的路线。这样，在历史的巨大转折关头，他就注定只能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
粉碎“四人帮”后，当时摆在人们面前现实而又紧迫的问题，就是怎样认识“文化大革命”，如何评价毛泽东的晚年理论和实践，中国应该走什么道路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在这些大是大非问题上，是坚持以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果断地停止“文革”路线，还是继续停留在“过去方针”。
以上徘徊，这是摆在领导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政治家面前的首要任务，而华国锋显然只能选择后者。
华国锋是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走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的。
1959年7月，毛泽东亲自提名华国锋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
1966年10月，华国锋任湖南“欧阳海”灌区工程党委书记兼总指挥。
1967年8月，华国锋参加筹建湖南“三结合”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
1968年4月8日，华国锋任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0年12月，中共湖南省委恢复，党中央任命华国锋为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1972年，华国锋经毛泽东提名，继任公安部部长。
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并决定王洪文、华国锋、吴德三人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与筹备中共十大。
1973年8月，中共十大举行，华国锋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在1975年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华国锋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
周恩来逝世后，华国锋由毛泽东提名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四五”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点名批判，并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
1976年4月，华国锋由毛泽东提名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毛泽东逝世前亲笔书写了“你办事，我放心”的“最高指示”，将接班人的重担交给了华国锋。
十年，仅仅十年，华国锋就在毛泽东的提拔下，从副省级干部走上了权力的顶峰——毛泽东的接班人。
华国锋的一步步升迁，以至成为全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确是由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使然。在国人还不十分了解他的时候，在他还没有练就管理一个处于非常时期国家的能力的情况下，他就被推上了毛泽东接班人的位置。因此在当时，他除了借重毛泽东的威信，自觉地、有意识地以毛泽东的最好学生来认定自己，接过毛泽东的旗帜，继续毛泽东当时推行的政治思想路线、方针政策外，他又可能有什么别的方法立足政坛并管理国家呢？
1976年10月26日，华国锋在听取中央宣传口汇报时指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点过头的，都不要批评；天安门事件要避开不说；“四人帮”的路线是极右路线；要集中批“四人帮”连带批邓小平。
同年11月24日，华国锋在毛主席纪念堂奠基仪式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说：要继承毛主席的遗志，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次日，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华国锋又重申：只准批右，不准批“左”；一定要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
1977年1月，华国锋要求为其准备讲话提纲的写作班子要体现“两个凡是”的思想，由此，在1977年1月21日的讲话提纲中出现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必须维护，不能违反；凡是损害毛主席的言行，都必须坚决制止，不能容忍”的字样。
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即十多年来被视为神圣的“两报一刊”发表了经汪东兴决定、报华国锋批准的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即“两个凡是”）的方针。一个月后，华国锋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了这个方针，其实质就是要把毛泽东晚年的思想和路线延续下来。
华国锋的这些行动告诉人们，他没有别的办法，只能“照过去方针办”，只能依靠“两个凡是”。华国锋的这些做法，犹如一盆冷水泼向人们喜庆的心头，人们的心又紧缩了、下沉了。
在坚持“两个凡是”、阻挠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华国锋在经济上继续坚持“左”的指导思想，沿用“大跃进”的办法搞建设，掀起了一股盲目“跃进”的热潮，提出了一系列不切合中国实际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坚持农业以粮为纲、工业以钢为纲的方针，盲目上项目，搞“跃进”。一年中造成国家财政大量赤字，整个国民经济处在徘徊的困难局面中。
拨乱反正举步维艰，平反冤假错案阻力很大，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和其他一些“左”倾政策在继续，人民群众对此很不满意。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由“照过去方针办”的领导人来领导纠正党内的“左”倾错误，特别是恢复党的正确路线和优良传统是不可能的。经历了长期“左”的痛苦，特别是“文化大革命”那场深重灾难的中国人民，将期望寄予在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一代杰出人物身上。
历史在徘徊中前进，在又一个面临重大选择的十字路口，中国向何处去？
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不负众望，在转折关头，担当起历史的重任，显示出了卓越的才能和非凡的胆略，为我们党和国家一步步拨正了航向。
我出不出来没有关系，但天安门事件是革命行动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能否尽快出来工作，天安门事件能否有个新的说法，是党和人民面临的两件大事，也是国外舆论普遍关心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很快就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
就在粉碎“四人帮”的第二天，叶剑英提出，应该赶快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以后他又多次向华国锋提出这个问题。他说，小平同志具有治党治国的全面经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人才。毛主席、周总理多次赞扬过他。现在，党内、军内的大多数同志和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应该顺应民心，顺应潮流，尽快把小平同志请出来。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顶着压力，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我建议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在座的同志总不会害怕他吧？参加了政治局，恢复了工作，总不会跟我们挑剔吧？”为了便于邓小平以后出来工作，叶剑英安排邓小平一家搬到了北京西郊的西山居住，并委派自己的秘书送文件给邓小平。
1976年10月12日，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前去看望胡耀邦。胡耀邦对他说，祝贺你爸爸同华主席他们一道为我们党和国家立下了不朽的功勋。现在我们的事业面临着中兴，中兴伟业，人心为上。什么是人心？我说有三条：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务必把这个话带给你爸爸。你能够想办法见到华主席，也把这个话转告给他。
在自己的问题尚未解决的情况下，胡耀邦敢于讲这样的话，是有勇气和远见的。
当时，全国人民都热切期盼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果断停止“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以便全党上下齐心协力，搞好揭批“四人帮”的斗争。
然而，华国锋等人却阻挠让邓小平出来工作和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在中国的各新闻媒体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之声仍不绝于耳。
在华国锋看来，“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是毛泽东亲自决定的；把天安门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是他自己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并由毛泽东批准的，因此，无论广大干部群众如何强烈要求，这两个既定的案件是绝不能平反的。其实，这也是他提出和坚持“两个凡是”的直接动机。
在粉碎“四人帮”后随即召开的高级干部打招呼会议上，华国锋在谈到揭批“四人帮”时，提出还是要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说明新时期开始时，华国锋的基本意图是揭批“四人帮”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同时并举，一方面彻底清除“四人帮”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想压制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老干部复出。
1977年3月中央召开工作会议，在起草会议报告时，叶剑英几次提出，对涉及邓小平的内容和提法要写得好一点，以利于他快一点出来工作。并且说，天安门事件是个冤案，必须平反。然而，这些正确意见并未被采纳。华国锋在会上的长篇讲话中，继续大谈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
广大人民群众对华国锋等人坚持“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复出越来越不满。人们开始采取行动，呼吁让邓小平尽快出来工作。1977年1月，寒风凛冽的北京长安大街，十几位热血青年公开刷出大标语，要求邓小平出来工作，要求为邓小平平反。同月8日，一位名叫邓可的青年，也给一位政治局委员贴了两张大字报，对其错误说法提出批评意见。随后，在北京市委、市革委会门前也出现了一些大字报，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坚决拥护邓颖超为人大委员长”和“坚决拥护邓小平为国务院总理”，等等。全国不少地方都出现了一些同样内容的大字报，表达了人民的正义呼声。
对此，华国锋等人继续采取压制态度，以“追查政治谣言”为名，在1977年2月到3月间，先后批发了中共中央五号、六号文件和国务院三十号文件三个文件。文件规定，对写大字报、大标语的人要坚决逮捕法办，“对少数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要坚决杀掉”。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地方又制造了一些错捕、错判的新的冤假错案。
在人民的正义要求一再遭到粗暴压制的紧急关头，党内的老一辈革命家陈云、王震勇敢地站了出来，公开要求让邓小平出来工作，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在1977年3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顶住华国锋等人的压力，在小组发言时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我对天安门事件的看法：（一）当时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总理。（二）尤其关心周恩来同志逝世后党的接班人是谁。（三）至于混在群众中的坏人是极少数。（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帮’是否插手，是否有诡计。”“邓小平同志与天安门事件是无关的。为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听说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让邓小平同志重新参加党中央的领导工作，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
王震，这位转战南北、戎马倥偬的老将军生性耿直，他在会上的讲话坚决干脆。他说：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这是毛主席讲的，周总理传达的。1975年，他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工作，取得了巨大成绩。他是同“四人帮”斗争的先锋。“四人帮”千方百计卑鄙地陷害他。天安门事件是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是我们民族的骄傲。谁不承认天安门事件的本质和主流，谁实际上就是替“四人帮”辩护。
陈云、王震的发言义正词严，虽然遭到华国锋等人的压制，没有登在会议的简报上，但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同，致使华国锋在讲话中的基调也不得不有所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