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表明，钱树兴起于东汉早期，而衰亡于魏晋南朝时期。那么，钱树为什么会在东汉早期兴起？又为何会在魏晋南朝时衰亡？钱树的渊源又是什么呢？钱树衰亡后是彻底消失于历史长河中，还是发展为别的什么器物呢？所有这些都是钱树研究领域中应当给予关注的话题，也是本章所欲重点解决的问题。
第一节 钱树的渊源
对于钱树的渊源，不少学者撰文进行过分析讨论，提出了各自不同的推论。俞伟超先生对钱树与河南济源泗涧西汉晚期墓M8出土的绿釉陶树（桃都树）之间的造型和图像相似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后者“虽然不像钱树那样在枝叶上悬挂了许多五铢钱，但座部贴上了裸体之人、猿猴、飞蝉、奔马等泥塑，极似钱树之座；其枝叶九出，并有鸟、蝉和小猴停留、登攀其间，亦和钱树形态相通，应当和钱树是同类随葬品，是钱树的前身”。张茂华先生亦分析了桃都树与钱树的关系，主张“‘摇钱树’应该是中原地区西汉墓中出土的神树传入四川之后，吸收了本地土著宗教神话成分融合发展而来”。赵殿增、袁曙光先生将三星堆文化铜树和东汉钱树联系起来，分析比较了二者之间的异同，提出“‘树崇拜’是早期人类所信奉的原始崇拜习俗之一。在以四川为主体的西南地区，曾出现过三千年前以三星堆文化铜树群为代表和一千七八百年前以‘钱树’为代表的两次‘树崇拜’习俗发展高峰。这两组文物表现了不同时期‘树崇拜’在神灵世界、升天思想、社祭风俗等方面有不少相似之处，反映了两者具有文化传统上的渊源关系。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东汉时期的钱树正是三星堆时期神树的延续与发展”。何志国先生从材质、形态、图像、分布地域等角度分析了四川广汉三星堆铜树、盐源枝形器、河南济源桃都树与钱树的关系问题，认为它们都与钱树没有渊源关系，指出“摇钱树造型出现和现实依据就是王莽时期流行的钱币叠铸法中出现的类似摇钱树立体造型，给人们带来的启发，使摇钱树产生”。
钱树主要流行于东汉时期的西南地区，这个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探讨钱树的渊源问题，必须要立足于汉代这个时代背景，立足于西南地区特别是四川地区这个区域的文化传统，如此方有可能全面而准确地把握住这种器物的渊源问题。上述学者的意见皆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都不全面，或是仅注意到了钱树的时代背景，或是仅注意到了钱树的地域文化传统，所得出的结论都有所偏颇。笔者以为，钱树的渊源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具体来说，我们可以从文化渊源、造型渊源和图像渊源三个角度来进行分析。
（一）文化渊源
《山海经》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本奇书。据著名历史学家蒙文通先生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与产生地域》一文中的研究，这本书成书于先秦时期，“可能是巴、蜀地域所流传的代表巴蜀文化的典籍”，在全书的四个组成部分中，《海内经》“可能是出于古蜀国的作品”，《大荒经》“可能就是巴国的作品”，而《五藏山经》、《海外经》则“很可能是接受巴蜀文化以后的楚国作品”。也就是说，《山海经》一书记录了不少先秦时期巴蜀地区的神话、传说、地理和宗教观念。
《山海经》一书记录了大量的“树木”名称，据贾雯鹤统计，达111种之多。在这些“树木”中，颇具神话色彩的就有建木、若木、扶桑、不死树（寿木）等。建木，《海内南经》云：“有木，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缨、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其名曰建木。”《海内经》云：“有木，青叶紫茎，玄华黄实，名曰建木，百仞无枝，有九欘，下有九枸，其实如麻，其叶如芒。大皞爰过，黄帝所为。”若木，《大荒北经》云：“大荒之中，有衡石山、九阴山、泂野之山，上有赤树，青叶、赤华，名曰若木。”扶木，《大荒东经》云：“大荒之中……有谷曰温源谷。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扶桑，《海外东经》云：“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不死树（寿木），《海内西经》云：“开明北有视肉……不死树。”这些神奇之木的传说表明，先秦时期巴蜀和荆楚之地盛行神树崇拜的传统。
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两个祭祀坑的发现震惊了世人。这两个祭祀坑内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具，其中二号祭祀坑内出土的2件大铜树和4件小铜树尤为引人注目，以K2②:94号大铜树保存较为完整，该树下部为一云山状基座，上部为树体，有三层枝条，每层各有三根下垂的枝条，每根枝条弧顶皆有一桃形果实，果实上皆立一鸟，树干自上有一龙盘旋而下，前爪攀附在基座上。对于这些铜树的名称和功能，学术界尚有不同的看法，但都一致认为，它们就是古蜀人所崇拜的“神树”。
2000年2月，湖北荆州长湖西岸的五山村天星观发现一座战国中期的楚国墓葬，出土各种随葬器物达1430件，其中有一件树状遗物颇为奇特，这件器物以天然树枝髹漆加工而成，由方座和树体两个部分构成，树体主干弯曲，上部枝丫四出，共有十四根枝条，“在树杈上或枝头等部位雕有飞鸟、鸟头、爬兽、兽头、螺等动物二十八个”，“树干和树枝用红、黑两色间隔装饰，树枝梢头以及雕刻的各种动物皆饰红漆”，方座通体髹黑漆，四周绘红色卷草纹和点纹等纹饰。张华珍、项章先生研究认为，这件器物是楚人天神崇拜的产物，是一棵楚人用以沟通天地人神的天梯神树，是楚宗庙明堂等重要祭祀场所中必备的一种宗教法器。先秦时，巴蜀和荆楚地区的文化联系较为密切，两地之间的神树崇拜传统完全有可能随宗教文化的传播而相互影响。事实上，楚地的宗教文化观念也的确曾传播到巴蜀地区。《华阳国志?蜀志》载：鳖灵去楚王蜀，“九世有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任乃强先生认为，“谓乐曰荆……盖开明氏本出自‘荆人’，虽阅九世，仍嗜荆楚之乐。蜀、楚之间，虽隔巴国，然蜀曾取楚‘兹方’，则北道固曾相接。此蜀王时，楚夺巴地至枳，置巫、黔中郡，则南道又复相接。即必输入楚乐，故称乐为荆也。‘人尚赤’，亦缘荆楚在南方，五色属赤”。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湖北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的考古发现皆已表明，先秦时巴蜀和荆楚地区的确曾经流行神树崇拜的宗教文化传统。虽然，到西汉中期时，巴蜀、荆楚地区已经融入到了中原地区文化主导的汉文化体系之中，原来自成体系的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皆已消亡，但是作为精神文化的神树崇拜传统，是有可能流传下来，对后世产生影响的。古蜀国的历史能以传说的形式流传到汉晋时期，为不少文人以书面的方式记录下来，形成司马相如《蜀本纪》、严君平《蜀本纪》、扬雄《蜀王本纪》、郑廑《蜀王本纪》和谯周《蜀本纪》等史学著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事实上，的确亦有部分巴蜀神树崇拜的观念流传到了后世，并被赋予了新的内容。如建木，《淮南子?地形训》云：“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景，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吕氏春秋?有始览》东汉高诱注谓：“建木在广都南方，众帝所从上下也……日正中将下，日直人下，皆无影，大相叫呼，又无音响人声。”又如若木，《淮南子?地形训》云：“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再如不死树（寿木），《吕氏春秋?孝行览》云：“菜之美者，昆仑之苹，寿木之华。”高诱注谓：“寿木，昆仑山上木也。华，实也。食其实者，不死，故曰寿木。”西晋张华《博物志》云：“员丘山上有不死树，食之乃寿。”如此等等。
两汉时神树崇拜之风亦比较盛行。在汉代文献中，除上述建木、若木、寿木之外，《淮南子?地形训》载有珠树、玉树、旋树、绛树、碧树、瑶树、扶木等“神树”，《论衡?订鬼篇》和《风俗通义》载有辟邪驱鬼的度朔山“大桃木”，东汉道书《太平经》中有桑树、枣树、李树、梓树、梗树、槐树、栢树等“命树”，如此等等。在汉代画像中，树形图像是一个十分常见的内容，山东及苏北、陕北及晋西北、河南、四川等地区的汉代画像砖、石皆有发现，形态各种各样，这些树形图像“反映出一种神秘的力量，它可以主宰人间祸福，并能惩恶扬善，驱邪辟鬼，满足人们的心理需要”。它们是汉代神树崇拜行为的艺术表现。
虽然三星堆铜树和荆州天星观二号楚墓漆木树等先秦神树，与东汉钱树之间存在着较长的时间缺环，但以它们为代表的先秦巴蜀、荆楚神树崇拜传统，在流传到汉代以后，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可能与汉代其他地区的神树崇拜相结合，从而产生出新的具有地域特色的神树崇拜。先秦巴蜀神树崇拜传统和汉代神树崇拜，都应该是钱树的文化渊源。
（二）造型渊源
钱树之所以得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在于其外形似树。因此，凡是外形呈“树”状者，皆有可能在造型上给予钱树的制造者以一定的启发意义。在汉代，可能给钱树带来造型启发意义的，主要应有天然树木和灯树、木神树、钱币叠铸件等人造树形器具。
钱树皆作枝叶四出之状，模仿天然树木形态的痕迹十分明显。在众多天然树木中，一种被称为“摇钱树”的树种有可能会给予钱树制造者更多的想象。这一树种又称为“铜钱树”或“金钱树”，是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树种，因其果实形态似铜钱摇之欲落而得名，具有广泛的大众性、独特的民族性和悠久的历史渊源，备受国人乃至海外华侨的喜爱。这一树种有青钱柳、金钱槭、太白金钱槭、云南金钱槭、铜钱树和短柄铜钱树等六种主要种源，广泛分布于包括西南地区在内的中国许多地方，特别是金钱槭和铜钱树两个种源在西南地区尤为常见。“摇钱树”树种枝条上挂有形似铜钱的累累果实，钱树枝叶上亦坠有钱币状饰物，二者在形态上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虽然“摇钱树”树种之命名，是后世因其果实形似圆形方孔的铜钱而给予的，但是，在秦汉时期，圆形方孔铜钱已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形态，对社会生活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汉代人已常用这种钱币形状来装饰器具、画像砖石，以此表达他们对货币的崇拜，因此，当汉代人看到这一树种时，完全有可能产生类似的联想，进而将这种联想融入到钱树制造中去。毕竟这一树种曾经处处皆是，举目可见。
灯树是一种树形灯具，因灯枝众多而又被称为“连枝灯”、“多枝灯”、“枝状灯”，材质有铜、陶两种。这种灯具大概自战国中山国王陵铜灯树起就已产生，流行于秦汉时期，主要分布于河南、河北和山东一带，河南地区出土尤多，可见其应为中原文化的产物。大约从西汉晚期开始，灯树陆续传入西南及其周边地区。1996年四川成都市青白江区跃进村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M6出土1件所谓的“人马陶灯”，20世纪70年代贵州赫章可乐西汉晚期甲类M8出土2件青铜灯树，1983年兴仁交乐东汉中期M6出土1件青铜灯树，20世纪60年代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东汉晚期墓出土1件铜灯树，1991年大理大展屯东汉墓出土1件铜灯树，1998年美国纽约曾展销1件据说在重庆巫山盗掘出土的东汉铜灯树。此外，据报道，四川绵阳、德阳一带还曾出土形态与青白江跃进村汉墓“人马陶灯”近似的陶灯树。与西南地区邻近的甘肃、陕西、湖南等地亦屡次发现汉代灯树。1969年甘肃武威雷台东汉晚期墓出土2件铜灯树，1991年酒泉下河清东汉墓出土1件铜“摇钱树形灯”，2002年陕西西安潘家庄东汉中晚期M169出土1件陶灯树，近年西安尤家庄汉代M67、扶风官务村汉墓各曾出土陶灯树，20世纪60年代湖南长沙五里牌西汉晚期墓出土1件铜灯树，如此等等。西安潘家庄M169陶灯树、武威雷台东汉墓铜灯树，与20世纪80年代河南济源泗涧沟西汉晚期墓出土陶灯树、1991年济源桐花沟东汉早中期M10出土陶灯树、1972年洛阳七里河东汉晚期墓出土陶灯树形态非常相似，而四川成都青白江跃进村M6陶灯树亦与河南地区的陶灯树有比较多的相似性。所有这些都显示出中原地区灯树文化向西部和西南地区的强力渗透。无论材质、地域如何，战国秦汉时期的灯树都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即通常由底座和枝干组成，灯枝分为多层，皆作四出状，底座和灯枝上常常饰以各种各样的动物、人物形象，如青白江跃进村M6、西安潘家庄M169出土陶灯树、平山中山国王陵、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铜灯树等，有的甚至在枝干顶部塑一只蹲伏的鸟形动物，如济源泗涧沟西汉晚期墓、济源桐花沟M10、洛阳七里河东汉晚期墓、西安潘家庄M169出土陶灯树和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铜灯树等。这种结构和图像特点与钱树颇为相似。
对于灯树与钱树的关系，何志国先生曾撰文从造型与结构、功能和用途、使用者身份和地位、流行时间和分布地域、文化内涵诸方面，比较分析了钱树与铜灯树的异同，认为二者之间差异过大，缺乏演变的依据，相互之间并不存在渊源关系。重庆巫山出土东汉铜灯树曾被误称为“摇钱树”，甘肃酒泉下河清东汉墓铜灯树被称为“摇钱树形灯”，原因就在于它们具有钱树的某些特征，造型上比较相似，而甘肃武威雷台东汉墓出土2件铜灯树，亦常被认为在造型、结构和图像上与钱树相似。所有这些都表明，钱树与灯树是有可能发生某种联系的。考虑到灯树早在战国时就已产生，并盛行于秦汉时期，而在东汉时又曾经与钱树共存，且自西汉晚期起就开始传入西南地区及其周边地区，加之钱树与灯树在造型和图像装饰上具有某些相似性，故笔者以为，虽然我们不能认为钱树就是从灯树直接演化而来的，但是钱树的制造者在生产钱树时，在接触到灯树之后，从造型上借鉴灯树的某些做法，是完全有可能的。也就是说，灯树与钱树之间有可能存在着间接的渊源关系。
据报道，青海地区曾出土一种木质的神树。1977年，西宁彭家寨大队发现两座东汉晚期墓，其中M1出土有报道者称为“木摇钱树”的木制神树，但已残朽，未能复原。1996年10月，平安县古城乡北村发掘五座东汉早期墓，在随葬品中有“象征吉祥如意、财富有余的木制‘神树’和‘鱼树’”，其中“‘鱼树’器座为山峦形，绘以芝草、树木及神兽等纹饰。其上置一立杆，杆上插有许多竹签，连缀以绘有彩饰的木制鱼形树叶，立杆顶部为一木雕彩绘鱼”。彭家寨汉墓所出木制神树已残，形态不详，但从其质地及出土地域来看，可能和平安县古城乡汉墓所出近似。从这两例考古发现来看，这种木制神树应该是一种主要流行于东汉青海东北部地区的地域性器物。从平安古城乡汉墓出土的“鱼树”来看，其形态和装饰手法与西南地区的钱树有一定的相似性（故有学者因此误称前者为“摇钱树”），加上二者都主要流行于东汉时期，且流行地域邻近，故它们之间在造型上相互借鉴，亦是有可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