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代人的宗教观念中，神仙世界、鬼神世界同现实世界一样，也存在着地位高低的不同，也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史记?孝武本纪》载方士薄诱忌语云：“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汉书?郊祀志》载王莽辅政时的规定云：“今称天神曰皇天上帝，泰一兆曰泰畤……地祇称皇地后祇，兆曰广畤。……分群神以类相从为五部，兆天地之别神：中央帝黄灵后土畤及日庙、北辰、北斗、填星、中宿中宫于长安城之未地兆；东方帝太昊青灵勾芒畤及雷公、风伯庙、岁星、东宿东宫于东郊兆；南方炎帝赤灵祝融畤及荧惑星、南宿南宫于南郊兆；西方帝少皞白灵蓐收畤及太白星、西宿西宫于西郊兆；北方帝颛顼黑灵玄冥畤及月庙、雨师庙、辰星、北宿北宫于北郊兆。”1935年山西某地出土东汉灵帝熹平二年解注瓶朱书文谓：“天帝使者告张氏之家三丘、五墓、墓左、墓右、中央墓主，冢丞、冢令、主冢司令、魂门亭长、冢中游击等。”这些都约略反映出了汉代人对彼岸世界等级划分的想象。不仅如此，汉代人还认为，这个神仙、鬼神的世界里也存在着奴役与被奴役的情况，如陕西长安县三里村汉墓出土东汉桓帝建和二年解注瓶朱书文所云，墓中随葬铅人能代替墓主从事各种活动，“故以自代铅人，铅人池池，能舂能饮，上车能御，把笔能书”，就是一个生动的例证。
既然如此，想办法在神仙世界里谋取一个好位置，自然便成了许多梦想成仙之人的通常想法。如果不能达此目的，有时甚至放弃升入天界，而只寻求一般的长生不死。时代略晚于汉代的《神仙传》所载一则仙传，或可说明这一点。《神仙传?白石生》云：“白石生者，中黄丈人弟子也。至彭祖之时，已年二千余岁矣，不肯修升仙之道，但取于不死而已，不失人间之乐。……彭祖问之：‘何以不服药升天乎？’答曰：‘天上无复能乐于此间耶！但莫能使老死耳。天上多有至尊相奉事，更苦人间耳。’”钱树上多有猴和鹿的图像，在本书第四章第三节，我们分析认为，它们一方面作为祥瑞具有勾画仙境的作用，另一方面具有官位、禄位的象征意义。综合上面的分析，这些猴、鹿图像应该就是寓意钱树墓主人在仙界官运亨通的。
不过，汉代人在人世间的官瘾更大，故在汉代铜洗之类的铜器上常能见到“宜侯王”之类的吉语，汉代五铢钱文压胜钱上有“宜官秩吉”之类的铭文。为了实现这种愿望，汉代人不仅在现实中作出各种努力，而且还向各路神灵（包括亡去的先祖）发出这种祈愿。如河南灵宝张湾M5：14号东汉晚期解注瓶朱书文，即要求亡者帮助“令后世子子孙孙仕宦，位至公侯，富贵将相不绝”。四川三台汉墓出土铭文砖谓：“子孙高千（迁）”。既然钱树能给亡者带来官运，生者自然也希望自己能有此好运。也就是说，帮助钱树墓主人在仙界谋取职位，保佑钱树墓主人的后人在人世间仕途通畅，应该是钱树的另一个功能。
从图像的多寡来看，在钱树的上述四个功能中，反映第一个功能的图像最为丰富，故其应是钱树最主要的功能；反映第二、三个功能的图像略少一些，故其应属于次要的功能；反映第四个功能的图像最少，则其显然应是一个更次要的功能。钱树墓主人既想升天成仙，又想在仙界继续享受人世间的荣华富贵，这看似矛盾，却是汉代人对彼岸世界的真实想象，与汉代墓室画像所表现出的“汉人的具体死后生活设想是鱼与熊掌俱得的，即生人享受的欢娱与升仙长生不老同时具备”的特点，是一致的。综合钱树四个功能的终极目的来看，它们实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满足亡者，一是满足生者的。既为了亡者，更为了生者，实是中国乃至世界古代丧葬活动中的恒久主题。
第四节 钱树与早期天师道的关系（上）
钱树的宗教属性，是钱树研究中学者们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1995年鲜明先生发表《论早期道教遗物摇钱树》一文，基于钱树图像充满宗教氛围，又主要分布于西南地区，与张陵、张衡、张鲁二十治的分布基本相合，故推测钱树可能为早期道教特别是天师道的遗物。此后，这一观点陆续得到了部分学者的响应。不过，其间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异议。从已发表的成果来看，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异议者，都没有根据钱树出土分布的时代变化，结合早期天师道的活动地域，更没有立足于钱树图像内容与早期道教教义的异同，进行详细而深入的分析。这对于探明钱树的宗教属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故本书拟从这两个方面对钱树与早期道教特别是天师道的关系作一分析讨论。本节先讨论钱树的出土分布与早期天师道的活动地域之间的关系。
根据本书第二章的讨论，我们已得知，钱树的发展、传播和分布有以下几个特点：1.钱树产生于东汉早期，初兴于东汉中期，盛行于东汉晚期，初衰于魏晋时期，终亡于东晋南朝时期。2.从东汉早期到东汉晚期，四川一直是出土摇钱树数量最多的地区，可见该地区应该是钱树的最初诞生地，是钱树分布的中心区域，而在四川地区，成都平原一带又是出土数量最多者，川南和川西次之，川东和川东北地区出土数量很少，近乎是空白区域，可见成都平原应为四川地区钱树分布的核心区域。3.东汉早期，钱树开始产生于成都平原一带，并初步传播到了云贵地区；到东汉中期，钱树不仅开始流播于四川各地，而且在重庆及云贵地区也开始流行起来；至东汉晚期，钱树盛行于西南各省市，并开始传播至西南地区之外的湖北、陕西、甘肃、青海和宁夏；魏晋时期，钱树数量锐减，分布范围开始缩小，除在西南地区的边缘及周边地带还有所发现外，原先的中心区域和核心区域已很少出现钱树的身影；东晋南朝时，钱树数量更是急剧减少，除个别地方偶有发现外，大部分地方均已难见其踪。
由于道书文献和历史文献对于东汉天师道活动地域的记载存在比较大的反差，加之东汉时期天师道的活动，特别是天师张陵、嗣师张衡的活动，历史文献记载很少，主要见诸于道书文献，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天师道的活动，历史文献记载稍微多一些，且与道书文献的差异相对较小，故我们先从道书文献的角度讨论钱树出土分布与东汉天师道活动地域的关系，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天师道的活动则放在后文从历史文献的角度加以讨论。
在道书文献中，对东汉天师道在西南地区的活动地点作系统而详细的描述，莫过于所谓的三张二十四治之说。对于二十四治，学术界的争议颇大，一部分学者持肯定的态度，将其视为信史，认为是三张为传教所设立的二十四个教区，反映了东汉天师道的主要活动地域；另一部分学者则对此有所怀疑，认为其中不乏想象和夸张的成分，不能不加分别就用以考察东汉天师道的活动情况，笔者也有此同感。本书暂从前者的意见。
张陵入蜀创教的时间，道书文献多言为东汉顺帝汉安元年，如刘宋道书《三天内解经》即云：“太上以汉顺帝时选择中使，平正六天之治，分别真伪，显明上三天之气。以汉安元年壬午岁五月一日，老君于蜀郡渠亭山石室中，与道士张道陵将诣昆仑大治新出太上，太上谓世人不畏真正而畏邪鬼，因自号新出老君，即拜张为太玄都正一平气三天之师，付张正一明威之道，新出老君之制，罢废六天三道。”《后汉书》等历史文献亦言张陵于顺帝时客蜀创教。故学术界多将汉安元年定为天师道的创教之年。二十四治的创立时间，据道书所言，也是汉安元年。《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大道家令戒》即云：“故老君授予张道陵为天师……道以汉安元年五月一日，于蜀郡临邛县渠停赤石城，造出正一盟威之道，与天地券要，立二十四治。”
二十四治，据《云笈七签》一书所载，分为上、中、下三品，每品各八治，上品八治分别为阳平治、漓沅山治、葛山治、鹤鸣神山上治、鹿堂山治、庚除治、秦中治、真多治，中品八治为隶上治、涌泉山神治、昌利治、稠稉治、本竹治、平盖治、北平治、蒙秦治，下品八治为云台山治、浕口治、后城山治、公慕治、平冈治、主簿山治、玉局治、北邙山治。在二十四治体系中，治的品第越高，地位也越重要。在东汉益州刺史部辖境中，二十四治的分布是：蜀郡、犍为郡、广汉郡各有6治，越嶲郡1治，巴西郡1治，汉中郡3治，明显偏重于川西和川南一带。
根据王纯五先生《天师道二十四治考》一书对二十四治在当今行政区划中的空间分布位置的考证，阳平治在张陵、张衡时位于四川彭县新兴乡，张鲁时迁移至陕西汉中市；漓沅山治位于四川彭县白鹿乡；葛山治位于彭县万年乡；鹤鸣神山上治位于大邑县悦来乡；鹿堂山治位于绵竹县遵道；庚除治位于绵竹县绵远乡；秦中治位于德阳县孟家乡；真多治位于金堂县火盆山；隶上治位于德阳县寿丰乡；涌泉山神治位于德阳县柏隆；昌利治位于金堂县三学山；稠稉治位于新津县城南；本竹治位于新津县邓双乡文峰山；平盖治先设于泸州，后迁移至新津县境内；北平治地处彭山县公义镇与保胜镇之间；蒙秦治位于西昌市泸山；云台山治地处苍溪县与阆中县之间的云台村；浕口治位于陕西勉县；后城山治位于南郑县；公慕治位于南郑县汉山；平冈治位于四川芦山县；主簿山治位于蒲江县天华乡长秋山；玉局治成都市旧南门；北邙山治地理位置有争议，位于河南洛阳或陕西长安。从这些分析来看，彭县、新津设治最为密集，各有三处，绵竹、德阳、金堂和陕西南郑次之，各有二处。
现在，我们根据考古发现，对钱树的出土分布与天师道二十四治之间的关系，可以大致作如下梳理。首先，在产生时间上，二十四治创建于东汉顺帝汉安元年（142），此时已是东汉中期偏晚阶段，而钱树早在东汉早期就已出现在西南地区。目前所知钱树最早的纪年材料，为云南昭通曹家老包东汉墓红砂石钱树座纪年铭文，铭文为“建初九年三月戊子造”。东汉时，“建初”乃章帝年号，建初九年即公元84年。这说明，钱树至迟在公元84年就已经产生。两相比较，二十四治的创建至少晚于钱树达58年之久。也就是说，在初始阶段，二者没有联系。
其次，在出土分布上，钱树远远超出了二十四治的范畴。二十四治除北邙山治地处河南洛阳或陕西长安外，其余二十三治皆位于四川境内，而钱树则大不相同，除分布于四川地区外，还广泛分布于重庆、云南、贵州和陕西南部，另外在甘肃、青海、宁夏和湖北等地也有零星发现。在这些地区当中，重庆、云南、贵州、甘肃、青海、宁夏和湖北皆没有治点分布。若以道教传播来解释钱树的广泛分布，那么也会产生一些新的问题。重庆、云南和贵州三地出土东汉晚期钱树近四十例，若其为天师道遗物，则说明天师道在这些地方应该已相当盛行，那么，天师道的首领为何不在这些地区设治以便于管理道民呢？为何东汉时钱树尚随天师道的传播而传播，而到三国及其以后，却不再随其在中原和江南的广为流播而流播呢（详见下文）？另外，如果我们将西南及周边地区所发现的钱树全归结为早期天师道传播的结果，势必就会给人造成东汉时天师道势力已非常庞大、影响范围非常广的印象。实际上，天师道还没有强大到如此地步，否则早就引起东汉政府的注意和镇压了。
最后，即便是在二十四治的范围内，钱树的出土分布也缺乏与之一一对应的关系。在二十四治中，有相当一部分治点的所在地迄今未发现有钱树出土，它们是鹿堂山治、庚除治、秦中治、隶上治、涌泉山神治、云台山治、主簿山治和北邙山治，总共8治，占总治数的33.3%。更不可思议的是，鹿堂山治、庚除治、秦中治三治还属于二十四治中最重要的所谓上品八治，而云台治还是天师张陵及夫人与弟子最后羽化升天之地。即使在那些发现有钱树的治点所在地，钱树的数量也是多寡不一，多数上品治并没有发现多少钱树，反而中、下品治发现较多，特别是曾为阳平治、漓沅山治、葛山治这三个上品大治分布地的四川彭县，至今在考古中却仅发现钱树座1件，这些情况明显与治点的品第高低不符，也与治点的重要程度不相吻合。如果钱树是早期天师道活动的产物，甚至如有些学者所说是天师道斋醮符箓所用的法器，出土分布与二十四治有密切关系的话，那么，就应该每个治点都应该有出土，特别是上品各治更应该有发现，而不应出现上面那些现象。实际情况明显否定了这一点。
这就是说，钱树的出土分布与道书所载天师道二十四治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前面我们分析了钱树出土分布与早期天师道二十四治之间的关系，现在从历史文献的角度继续讨论钱树出土分布与早期天师道活动地域的关系问题，大致分为东汉中期、东汉晚期、三国时期和两晋时期四个阶段来讨论。
东汉中期是天师道的创教时期。此时天师道的活动地域可通过张陵的活动来考察。《三国志?魏书?张鲁传》云：“祖父陵，客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故世号米贼。”鹄鸣山，据任乃强、刘琳诸先生的考证，即今四川大邑县境内之鹤鸣山。可见，大邑鹤鸣山实为东汉中期天师道活动的一个重要据点。但是，在大邑县境内以及周边的崇州、邛崃历年的考古发掘活动中，均没有发现钱树，更别说早到东汉中期的钱树。可见，目前还没有证据可以将钱树与张陵及其创教的活动挂起钩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