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类，既无西王母之类的尊神，亦没有凤鸟形象，莲花成为重点突出的对象。此类枝叶较为少见，以贵州兴仁交乐M2钱树莲花枝叶为代表。此片枝叶略有残损，以略带弧度的叶脉为界，分为上下两区，上区左端有一盛开的莲花，花形硕大，花叶有芒刺，右端有一人作面向莲花奔跑状；下区悬挂有五枚钱币，边缘皆有芒刺。莲花是中国古代自先秦以来就较为流行的一种吉祥纹样，佛教传入中国后，莲花纹样逐渐被赋予较多的佛教文化因素。在汉代，莲花纹样虽然可能已受到佛教的一些影响，但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其文化因素应仍以本土色彩为主。两汉时，莲花的主要寓意可能有三重，一是作为政治的祥瑞，如纬书《孝经援神契》即云：“王者德至于地，则华苹感，嘉禾生。”注谓：“华苹，并头莲也。”二作为辟除火灾的压胜物，如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佚文》即谓：“殿堂宫室，象东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也，所以厌火。”三是暗喻天国仙境，如东汉闵鸿《芙蓉赋》曰：“乃有芙蓉灵草，载育中川，竦修干以陵波，建绿叶之规圆，灼若夜光之在玄岫，赤若太阳之映朝云。”三国曹植《芙蓉赋》亦谓：“览百卉之英茂，无斯华之独灵，结修根于重壤，泛清流以濯茎，其始荣也，皎若夜光寻扶桑，其扬晖也，晃若九阳出旸谷。”故汉代人常以莲花装饰宫殿的藻井，如东汉张衡《西京赋》载：西汉宫殿“蒂倒茄于藻井，披红葩之狎猎”，唐李善注云：“茄，藕茎也。以其茎倒殖于藻井，其华下向反披。”又如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载：西汉鲁恭王灵光殿“尔乃悬栋结阿，天窗绮疎。圆渊方井，反植荷蕖。发秀吐荣，菡萏披敷”。李善注谓：“反植者，根在上而叶在下。《尔雅》曰：‘荷，芙蕖，种之于员渊方井之中，以为光辉。’”在汉代墓葬中，亦常见将莲花纹样装饰于墓顶的现象，如山东沂南画像石墓、河南密县打虎亭2号汉墓等。因钱树乃是一种丧葬用品，故其上之莲花图案显然与政治祥瑞和辟除火患无关。在西南地区汉墓画像中，莲花常与羽人、仙禽、神兽等共同构图，如四川彭山县梅花村2号东汉崖墓出土的一方画像砖，画面正中有一朵形体硕大的莲花，其周围环绕有三足乌、九尾狐、蟾蜍等神禽瑞兽，由于三足乌、九尾狐、蟾蜍皆为汉代画像中西王母图像志的必要图像，故此砖图像，应如罗二虎先生所言，可能与昆仑仙境有关。又如四川昭觉出土的东汉莲花羽人画像砖，中央一朵盛开的莲花，莲花左右各有一羽人，羽人腹部各有一圆，内各有三足乌和蟾蜍。罗二虎先生曾指出，在西南地区汉代画像上，“莲花可能并非是莲池中的普通植物，而是作为仙境天国的珍草灵木，以此来象征天国仙境”。从上举二例来看，这是很有道理的。那么，第三类枝叶的构图也有可能与象征天国仙境的意图有关，而它又与彭山县梅花村2号东汉崖墓画像砖同样突出莲花纹样，则这个仙境或许还与昆仑仙境存在某种联系。
第四类，枝叶整体呈树枝状，满饰圆形方孔钱，而几乎没有其他图像。此类枝叶较为常见，有两种形态，一是整体呈树形，树干两侧的枝条上满饰钱币，以四川绵阳何家山M1钱树树形枝叶为代表；二是枝叶叶脉弯曲，略呈横向“S”形，叶脉上下皆满饰钱币，以国家博物馆藏钱树钱形枝叶为代表。考虑到钱币形图案在钱树具有财富生殖、烘托仙境的寓意（详见本章第四节），而第四类枝叶的边缘皆有芒刺，故此类枝叶的象征意义亦应在此。
第五类，无西王母之类的尊神，乐舞百戏图成为枝叶的主要图像内容。此类枝叶较为少见，仅见于四川三台胡家崖墓钱树杂技枝叶、绵阳石塘乡汉墓钱树杂技枝叶、宁夏固原北塬M5钱树杂技枝叶，通常叶脉上部为乐舞百戏图，而下部则悬挂带芒钱币。三台胡家崖墓钱树杂技枝叶末梢还有一形似太阳的饰物，固原北塬M5钱树杂技枝叶上部还有建鼓、神兽和华盖图像，下部钱币之间还有云气纹、人物及四灵等图像。钱树上的乐舞百戏图通常有两重寓意，一是展现人们对西王母的祭祀热忱，二是营造仙境氛围（详见本章第六节）。考虑到第五类枝叶上的钱币皆有芒刺，而胡家崖墓钱树杂技枝叶末梢有太阳纹，固原北塬M5钱树杂技枝叶上还有神兽、建鼓、华盖、云气和四灵等图像，则此类枝叶的象征意义应该主要是表现天国仙境的欢快愉悦氛围。
第六类，枝叶构图较为简单，整体呈一龙形，龙首上昂，张口或衔一巨。此类枝叶较为少见，以云南昭通桂家院子M1钱树龙与怪兽枝叶、四川西昌杨家山M1钱树龙形枝叶为代表。前者叶脉上部有二人形怪兽，其间又有一株盛开的花卉，二怪兽皆作向花卉奔跑、采摘状，下部悬挂一人；后者龙首作反向回头状，龙身有四足，腿部有羽翼，腹背皆饰有带芒刺的钱币。从本章第三节的讨论可知，龙在钱树上的主要寓意有二，一是作为坐骑承载墓主升天成仙，二是保护墓主的平安。从通桂家院子M1钱树龙与怪兽枝叶上的花卉与怪兽，西昌杨家山M1钱树龙形枝叶的龙身有羽翼来看，第六类枝叶的图像在整体上应主要是在模拟墓主人升天成仙的过程，暗示他或她已到达幸福的彼岸世界。
第七类，枝叶有龙首和璧构成，图像较为简单，通常一端为龙首，另一端为璧。此类枝叶较为常见，以云南昭通桂家院子M1钱树龙与璧枝叶、重庆国友博物馆藏钱树龙与璧枝叶为代表。这类枝叶上的龙、璧构图方式，极易让人联想到汉代画像砖石上十分常见的一类图像：双龙穿璧图。这种构图的相似性使我们有理由相信，钱树龙与璧枝叶的构图很有可能是渊源于汉代画像砖石的二龙穿璧图。对于二龙穿璧图的象征意义，不少学者皆作过深入研究。朱存明先生认为，“二龙穿璧象征着天地交感，化育万物的原始母题。同时又象征着阴阳合气，人神沟通、祖先崇拜、生殖崇拜的文化原型”；吴佩英先生主张，这种图像的“主题是升天”，人们希望通过刻画出这种纹样传递升天的信息；李立先生则以为，包括二龙穿璧图在内的龙璧画像的象征意义在于，“它可以承载或者寄托任何关于吉祥或者美好的祈盼和祝愿，并借助简单的‘穿’或‘连’的构图方式，将这种祈盼和祝愿无限地扩展和衍伸，以至无穷”。李建先生则指出，这种构图是汉代生殖崇拜的一种反映，其寓意是子孙繁衍不息。综合各家意见，二龙穿璧图的象征意义应有二重，一是象征天国仙境，导人升天成仙；二是反映生殖崇拜，寓意子孙绵延昌盛。由于第七类枝叶的构图与汉代画像砖石的二龙穿璧图十分相似，故其亦可能拥有与后者相同或相似的象征意义。
第八类，马占据枝叶上部比较突出的位置，图像中没有西王母之类的尊神。此类枝叶较为罕见，仅见于四川三台胡家崖墓钱树的对马枝叶和交媾马枝叶上。二者均以弯曲的叶脉为界分为左右两区。前者右区有六枚方孔圆钱，其中三枚位于上部略呈一线排列，边缘有芒刺，另三枚位于下部，略呈“品”字形排列，上部三钱的中间一枚钱币上有二马相向作嬉戏状，下三钱之间似有三人，身躯较小，最右一钱有一鸟作飞翔状；左区有三枚方孔圆钱呈“品”字形排列，最上一钱亦有一鸟作飞翔状，下二钱之间有二人作跳跃状。后者形态和图像与前者相似，只是二马作交媾状。从形态上来看，此类枝叶与前述第一类枝叶中的西王母枝叶比较相似，又钱币边缘饰芒刺，可见其亦应有仙境的象征意义。马作嬉戏、交媾状，显然带有生殖崇拜的意味。因此，这类枝叶可能有两重寓意，一是象征天国仙境，二是寓意墓主人子孙绵延。
第九类，枝叶略呈弧形，一端有乐舞图像，而另一端有人跽坐，作观看乐舞表演状。此类甚为罕见，目前仅见于四川西昌杨家山M1钱树多人枝叶上。此枝叶以叶脉为界分为上下两区，上区右侧有一人躬身作击节状，中间有二人作舞蹈状，左侧有二人跽坐，头戴冠，穿右衽衣，面向舞蹈者作观赏状，下区悬挂有六枚带芒方孔圆钱。与此片枝叶上区图像内容相似的画像，在四川地区汉代画像砖石上十分常见，如四川成都市郊出土的一方宴乐画像砖上，“图的右下方，一人长袖起舞：舞者头上戴冠，长袍拂地，衣袖翻折。其左一头上戴冠的人，正击鼓为之伴奏。左上方坐二人，其右一人正操琴挥弦，想必为‘乐正’之类。右上方一男一女，席地而坐：男者头上戴冠，身着宽袖长袍，女者头着双髻，二人皆为观赏者。中间有两几，一奁，一盂：奁、盂都有勺”。又如郫县新胜M1画像石棺右侧棺神画像，画面中部有一个两层楼房，第1层正厅内有宾主五人并排而坐，其前有几案宴席；左侧有乐舞百戏图，上部近楼处有一人托竿顶盘，其右有一人正在表演叠案倒立，此人右侧有二人席地而坐，一人抚琴，一人伴唱，下部有舞伎二人，细腰长袖，翩翩起舞；右侧有楼观、厨房、辎车等。对于这一类图像，学者通常认为是墓主人生前生活的一种艺术再现，但是，正如罗二虎先生所指出，这些画像中常常直接出现凤鸟、白鹤之类寓意仙境的瑞鸟，说明“此为仙境而非人间”，“表达了墓主希望死后能升仙和享受仙境生活的强烈愿望”。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钱树第九类枝叶的图像可能亦有这种寓意，而跽坐之二人可能亦为墓主夫妇。
综合前面所述钱树主要顶饰和枝叶的图像内容来看，它们可能主要有四重象征意义，一是模拟天国仙境景象，二是表现墓主人的升天成仙过程及其在仙境中的生活状态，三是传达墓主人子孙繁荣昌盛的信息，四是为墓主人及其后人生殖源源不断的财富。从图像的多寡来看，前二者最为常见，后二者较为少见，可见前二者应是最主要的象征意义。从顶饰的图像构成来看，钱树所模拟的仙境应该与汉代神话中的昆仑仙境有关。就在钱树体上的位置来看，图像的分布似乎有一定的区别，即顶饰以西王母与璧（环）或佛像与璧等图像来模拟昆仑仙境，而展现后三重象征意义的图像则主要位于枝叶上。
第八节 余说
从前面所讨论的几种主要图像来看，它们的象征意义无外乎三种，一为勾画天界、仙境氛围，引导墓主人升天成仙；二是保护墓主人死后的“旅途”平安，保佑墓主人的子孙后代；三是给墓主人及其子孙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图像象征意义的多重性，在汉代画像中乃是一个较为常见的现象，如“射爵射侯图”、“胡汉战争图”、“捞鼎图”、“猴与马图”等，据台湾学者邢义田先生的研究，即皆具有数重寓意。从功能的角度来看，前面所讨论的几种图像在钱树上的分布还很难看出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模式，但仍大致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代表仙境的图像多分布于钱树体上，如西王母、佛像、龙、天马、乐舞百戏图等，而具有趋利辟邪意义和可以带来财富的图像则多见于钱树座上，如辟邪像、摇钱场景图等。
此外，通过前面七节的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出，钱树与汉墓墓室画像（画像砖、画像石、壁画）之间既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不少的相异之处。相似之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内容上，钱树上所见的许多的图像，如西王母、佛像、羽人、龙、天马、鹿、钱币、璧、乐舞百戏等，在汉墓墓室画像上也多能见到；（2）分类上，墓室画像通常可分为升天的天人感应题材、传统的辟邪题材、祭祀的祖灵感应题材三类，与我们前面总结出的钱树图像的三种象征意义比较接近；（3）终极目的上，钱树与墓室画像都是意欲引导墓主人升天成仙。相异之处主要表现在：（1）内容上，二者存在一定的差异，钱树上有的图像基本不见于墓室画像之中，比如重兽、摇钱场景图等，墓室画像中也有一些图像不见于钱树，比如伏羲女娲、宴饮、庭院建筑等，即使二者共有的一些图像也存在着差异，比如乐舞百戏图，在钱树上其多与西王母这类尊神共存于一个画面，而在墓室画像上其基本不与各类尊神共处，而是常与宴饮等家居生活图景共存；（2）图像技法上，一件钱树上往往能发现浮雕、圆雕、透雕等多种技法，而墓室画像中的画像砖、画像石通常限于浮雕一种技法，壁画则限于彩绘；（3）表现方式上，钱树往往是多层次的、立体的，墓室画像则多是平面的、连环画式的。相似性的存在，使得钱树与汉墓墓室画像在内涵上表现出了一致性；相异性的存在，使得钱树表现出了一定的独特性。汉代墓室画像，无论是壁画、画像砖，还是画像石，在西汉时就已产生，都远早于钱树。因此，笔者以为，我们大致可以将钱树定位为受到汉墓墓室画像影响的汉代画像艺术的又一种表现形式。从考古发现的情况来看，迄今为止，出土钱树的墓葬已有两百余座，而其中仅有16座有墓室画像（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这或可说明，随葬钱树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代替墓葬画像装饰的功能。这值得今后进一步予以关注和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