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在墓地神道两侧的天禄、辟邪石像，据张松利、张金凤的研究，其意义在于用以“驱邪避害，遇难呈祥，既有祈护祠墓，冥宅永安之意，亦作为升仙之坐骑，并成为权贵与地位的象征”。从钱树“辟邪”的形态、所在位置及墓葬规模来看，其当亦有此象征意义，且更偏重于驱邪避害的功能，但应不反映墓主社会地位的高低。这也比较符合汉代人对辟邪这类神兽功能的认识。西汉史游《急就篇》云：“射鬾、辟邪除群凶”，颜师古注谓：“射鬾、辟邪，皆神兽名也。鬾，小儿鬼也。射鬾，言能射去鬾鬼。辟邪，言能辟御妖邪也。”汉晋时，辟邪神兽可能还与昆仑神话存在某种联系。大约魏晋成书的《十洲记》云：“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地方三千里，北接昆仑二十六万里，去东岸二十四万里，上多真仙、灵官宫第，比门不可胜数，及有狮子、辟邪、凿齿、天鹿、长牙铜头铁额之兽。”
由此可见，钱树辟邪像的象征意义应是驱除邪恶，保护墓主人在死后的“旅途”中平安吉祥，使之顺利到达昆仑仙境。
第四节 钱币图像
在钱树上有一种图像十分常见、复杂，这就是圆形方孔状的钱币图像。这种图像广泛分布于钱树的顶饰、枝叶、主干、树座各个位置。根据钱币文字、纹饰以及结构的不同，大体可分之为以下几种情况：（1）钱币边缘带芒刺，钱文为“五铢”，可称之为“带芒五铢”；（2）钱币边缘带芒刺，无钱文、图像，可称之为“带芒铜钱”；（3）钱币边缘有芒刺，钱文为“五五”，可称之为“带芒五五钱”；（4）钱币边缘带芒刺，钱文为“五利后”或“利后五”，可称之为“带芒利后钱”；（5）钱币边缘有芒刺，面文为“五铢作□”，背文为“五铢北□”，可称之为“带芒五铢四文钱”；（6）钱币边缘有芒刺，钱体上饰有星象图案，可称之为“带芒星象纹钱”；（7）钱币边缘带芒刺，无钱文，钱体饰蒲纹，可称之为“带芒蒲纹钱币”；（8）钱币边缘无芒刺，一侧另系有一金属条作为挂钩，钱文为“五铢”，可称之为“带系五铢”；（9）钱币边缘无芒刺，一侧另系有一金属条作为挂钩，钱文为“半两”，可称之为“带系半两”；（10）钱币边缘无芒刺，一侧另系有一金属条作为挂钩，无钱文、纹饰，可称之为“带系铜钱”；（11）钱币边缘有两翅，无钱文、纹饰，可称之为“带翼铜钱”；（12）钱币作花朵状，可称之为“花朵钱币”；（13）钱币成组排列，钱币之间或有绳系相连作钱串状，可称之为“钱串纹”；（14）钱币呈菱形排列，其间有绳索穿连，可称之为“联币纹”；（15）有一树挂满钱币，树下有人作击打钱币、挑走钱币状，或者无树而有人挑钱行走，可称之为“摇钱场景图”。
在上述钱币图像中，前面12种皆位于钱树枝叶上，后三种皆分布于钱树座侧面。带芒五铢和带芒铜钱最为常见，主要分布于钱树枝叶上；带芒“五五”钱，仅见于四川新津宝资山崖墓钱树枝叶上。带芒“利后”钱有4例，分别发现于绵阳涪城区石塘乡崖墓、广汉万福镇汉墓、新津宝资山汉墓、三台金钟山ⅡM4出土钱树枝叶上；带芒五铢四文钱，仅见于云南昭通温家营后汉墓出土钱树枝叶上；带芒星象纹钱，仅见于四川绵阳石塘乡崖墓钱树、成都金牛区凤凰山汉墓钱树、青白江区文管所藏钱树枝叶上；带系五铢发现略多，发现于金堂猫头山M1、M2、宝兴柳罗沟M1：13、简阳鬼头山崖墓钱树枝叶上；带系半两，仅见于宝兴柳罗沟M1：13钱树枝叶上；带系铜钱仅1例，发现于三台新德乡东汉崖墓钱树枝叶上；带翼铜钱，仅发现于梓潼羊头山汉墓钱树枝叶上；带芒蒲纹钱币，仅发现于西昌丧坡M101钱树枝叶上；钱串纹发现有6例，分别发现于贵州兴仁交乐M7钱树主干和四川遂宁船山坡M6、西昌天王山M1、三台百顷、重庆丰都汇南乡M25、涪陵北岩M4钱树座上；联币纹发现1例，见于重庆奉节赵家湾M5：46钱树座上、摇钱场景图发现有12例，分别发现于四川茂汶钱树顶饰和宜宾山谷祠M1：9、10、宜宾黄伞M23、彭山豆芽坊M176、彭山寨子山M550、彭山寨子山M560、彭山汉墓、三台郪江紫荆湾M5、三台永安电厂崖墓、江油、成都龙泉驿区长远村魏晋墓、重庆武隆蔡家村石室墓钱树座上；花朵钱币发现3例，分别发现于彭山双江公社崖墓、西昌马道杨家山M1、陕西汉中铺镇砖厂M5出土钱树枝叶上。
对于钱树上的钱币图像，张茂华先生认为，“带有‘五铢’字样的只是少数，不仅多数没有‘五铢’或‘半两’之类的实用铜钱文字，而且很多在圆边之外还有类似光芒一类的纹饰”，有的还在钱面铸出其他文字和图像，这些都表明“所谓‘摇钱树’的‘钱’和代表财富的铜钱无关”，“而是取其外圆内方之形以示天圆地方之意，是天与地的象征”，“它有时可能还代表天上的太阳或其他星辰”。应该说，张先生的这个意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从前面三节所讨论的几种图像来看，钱树的图像往往具有多重的象征意义，钱币图像亦应如此，其含义应该不止一个。钱树上钱币图像的复杂性似乎也表明了这一点。
笔者以为，钱树的钱币图像应该有三重象征意义。第一，取象流通钱币，企盼钱财生生不息。首先，汉时崇尚财富之风盛行，在尚富心理的驱动下，人们常以钱币图案装饰铜器、陶器、瓷器，甚至将其作为画像砖的主要图像内容，以展现他们对财富的渴望，而钱树的钱币无论文字和图像如何，皆呈圆形方孔状，而且文字也以“五铢”为主，模仿的对象明显是当时的通货“五铢”钱，显然也是崇尚财富的一种表现。其次，不仅钱币图像模仿现实的流通货币，而且在前述一些钱树座上还出现了十分生动的摇钱场景图像，比如在三台永安电厂崖墓钱树座的下部，“右面图像中部为在一座有五峰的山峦中生有一棵钱树，一只展翅翘尾的朱雀面对钱树站在山峰上，钱树左右各分二枝干，枝干上悬满钱币，有三人在枝干上摘钱，两人站在地上用竿打钱，另两人拾掉在地上的钱”，又如彭山豆芽坊M176钱树座下部，“为钱树及人。右半为一钱树及左中右三人，其左、右两人皆椎髻裤上身似裸露，左手提一钱，右手举一钱。左一人腰间还横一长杖，中一人头上高起，但不作椎髻状。也着裤，腰上裤束结明显。上身裸露，左足立树枝上，左手托树上一钱，右手持一钩柄之物，似以击钱。左半亦有一钱树及左中右三人。左、右二人左肩上各横一杖，杖端挑六钱，前后各三，左手挟杖而行。左一人右手提一钱。左、中两人首饰皆不清晰，均着裤。右一人上身似裸露；左一人着方领衣；中一人腰部裤束结明显，上身裸露，左膝跪地，两手棒一筐状物，中盛一钱”，它们都淋漓尽致表现出了祈求财富的意图，极具货币崇拜的色彩。其三，在彭山双江公社崖墓、西昌马道杨家山M1、陕西汉中铺镇砖厂M5出土钱树枝叶上所发现的花朵钱币图像，皆有寓意钱财如树木开花结果一般源源不断之意，特别是彭山双江公社崖墓钱树的花朵钱币所在的枝叶，“该枝叶长出三枚花朵和两枚花蕾。正中花朵的花蕊为方孔圆钱形，花蕊外缘长出五枚花瓣，花瓣略似菱形；两侧花朵的花蕊为圆形，花蕊边缘则长出四枚菱形花瓣。花朵两侧为圆形花蕾。从该花朵枝叶的两侧逐渐由简到繁依次向中间增加、完善的结构来看，它似乎试图演示该花生长的如下规律：先是小枝条，然后长出圆形花蕾，接着长出四枚菱形花瓣，最后花蕊变成方孔圆钱，花瓣变成五枚，定型为菱形”，更是将财富的生成过程完美地表现了出来。此外，20世纪70年代，贵州赫章可乐发掘一批古代墓葬，其中甲类M15出土钱树的一片枝叶上发现有“千万”铭文，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汉代压胜钱和铜器上常见的“日入千金”、“日入千万”、“大富千万”之类的铭文，明显反映出钱树的制作者和使用者对“一夜暴富”式致富的渴求。所以，五十年前于豪亮先生所言“钱树的出现，正反映出当时货币的使用已很发达，人们认为掌握货币就算掌握财富”，还是很有道理的。
第二，寓意礼天的玉璧，希望以此沟通天地，使亡灵能够由此达到仙境或天界。汉代人认为，璧的外形不仅有外圆内圆，也有外圆内方。班固《白虎通?瑞贽》云：“方中圆外曰璧。……内方象地，外圆象天也。”虽然外圆内方的璧在汉代考古中迄今没有发现实物，观念上却为汉代人将璧与钱币联系起来甚至互相置换提供了一定的想象空间。从考古发现的汉代画像来看，汉代人已在艺术创作中开始这方面的尝试。在四川地区的汉代画像砖上常见璧与钱币图像共存一个画面的现象，而且还常见图像模式非常相似的所谓“联璧纹”和“联币纹”，这说明在汉画中璧与钱币不仅关系紧密，而且还可互相置换。有时汉代人还将璧与钱币融合为一体，或是将钱币装饰在璧形图案内，或是在璧形图案上标注“五铢”钱文，前者如金堂县出土的联璧纹画像砖，后者如梓潼县出土的联璧纹画像砖和重庆巫山县淀粉厂基建工地出土的东汉鎏金铜牌饰。不仅在画像砖和铜器上璧与钱币的关系是如此，而且在钱树上也有类似的情况。前述西昌丧坡M101钱树上有带芒蒲纹钱币，而蒲纹乃汉代玉璧上的一种常见纹饰，前者明显是在模仿后者。而蒲纹璧形图案在钱树上也有发现（详见本章第五节）。此外，据报道，四川彭山双江公社崖墓钱树座下部曾发现“用绶带贯穿四璧所形成的”联璧纹画像，而在前述的重庆奉节赵家湾M5：46钱树座下部又曾发现联币纹画像，看来，钱树受巴蜀地区画像砖习俗的影响，也出现了璧与钱币图像互相置换的现象。所以，笔者以为，钱树上的钱币图像有寓意玉璧之意应无疑义。据巫鸿先生研究，在汉代的丧葬语境中，璧的主要象征意义乃是“为死者魂魄提供特殊通道，引导魂魄在墓中活动甚至上升天堂”。任义玲先生也认为，汉墓画像中玉璧图像的终极“功能”是“导引灵魂升天国、入仙界”。钱树钱币图像既然寓意玉璧，自然也应当拥有玉璧引导亡灵升入天国仙境的这个象征意义。
第三，代表天上的星辰，以此构建、烘托一个天国胜景的氛围。在中国古代墓葬艺术中，“象天地”一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人们常以式盘、星象图、穹隆顶墓室和覆斗形墓志等来象征他们所认为的宇宙模式。而在汉代墓葬中，汉代人则多采取在墓室顶部或墓壁上部绘制、雕刻星象图的方式来“象天”，具体做法是，以圆圈或圆点代表日月、二十八宿等星辰，圆圈（圆点）之间连以短线，然后再辅以一些人物、动物形象组成某种星座；有时直接用圆圈（圆点）辅以云气纹代表星象；也有直接以神人、瑞兽、祥禽图像构建星象图。在西南地区的汉墓中，星象图没有中原地区那么风行，但也有一定的发现，比如四川成都市郊出土“龙凤星辰”画像砖，新都出土的“龙车星辰”画像砖，梓潼曾出土“星座凤鸟”画像砖，三台郪江崖墓金ⅠM1、紫M3、松M1、柏M1、坟M1、黄M1、洞M1墓室顶部天花藻井内皆曾发现有雕刻或彩绘的日、月图案，如此等等。从上述考古发现来看，西南地区的汉代人亦以圆圈或圆点来代表星辰，新都出土的“龙车星辰”画像砖更是圆点外加饰以芒线代表星辰闪耀。钱树钱币皆呈圆形方孔状，与汉代以圆圈代表星辰的做法接近，而多数钱币边缘又饰以芒刺，更是极易让人联想到夜空中闪耀的群星，与新都“龙车星辰”画像砖有相似之处，而前述绵阳石塘乡崖墓钱树、金牛区凤凰山汉墓钱树和青白江区文管所藏钱树枝叶上带芒星象纹钱的发现，也表明钱树有勾画天界星象的意图。所以，笔者以为，钱树钱币当有表示天上星辰的象征意义，其用意在于进一步勾画、烘托钱树天国仙境的意境。
第五节 璧形图像
璧形图像在钱树上的位置有四，一为钱树体顶饰，二为钱树体枝叶，三为钱树体主干，四为钱树座。以钱树体枝叶位置最为常见，树座次之，钱树体主干最为少见。
在钱树体顶饰上，璧形图像与西王母、佛像联系十分紧密，其上端坐西王母或佛像，如四川茂汶钱树顶饰、绵阳何家山M2钱树顶饰、安县文管所藏钱树顶饰等。绵阳何家山M2钱树顶饰西王母头上还有一璧形图像。除绵阳何家山M2钱树顶饰西王母头顶之璧形饰蒲纹外，其余璧形表面皆饰卷云纹。
钱树体枝叶上的璧形图像，根据其具体位置和形体的不同，可分为三种情形，一是璧形构成枝叶叶脉的主要部分，侧面出一龙，表面多饰卷云纹，少数无纹饰，如四川绵阳何家山M2钱树的象与象奴枝叶（图2-30）及力士与璧枝叶、梓潼羊头山汉墓钱树的璧与龙枝叶、绵阳何家山M1钱树的骑者与璧枝叶、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一号墓钱树的龙与璧枝叶；二是璧形作为枝叶的挂饰出现，表面饰蒲纹，上部有一挂钩，如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一号墓钱树的凤鸟与璧枝叶；三是作为大型枝叶的插饰出现，表面饰圆圈纹，如安县文管所藏钱树的凤鸟与璧枝叶。第一种情形较为常见，其余皆不多见。
钱树体主干上的璧形图像皆绕于圆雕熊形象之外，边缘或有芒刺，表面饰以蒲纹、卷云纹、蛇纹等，个别无纹饰。如陕西城固县第一中学汉墓汉墓钱树主干、四川新都互助村M3钱树主干、贵州清镇M1钱树主干、云南昭通文管所藏钱树主干等。
在钱树座上，璧形图像皆位于侧面的下部，根据图像的组合特点，可分为三种情形，一是璧形之间以带相连，构成所谓的“联璧纹”，璧间饰以卷云纹，如四川西昌丧坡M101钱树座；二是璧形与龙、虎相结合，组成所谓的“龙虎衔璧图”，如彭山豆芽坊M166钱树座；三是璧形与龟、蛇（玄武）相组合，构成龟蛇戏璧图，如成都天回山M1钱树座。
璧形图像是汉代画像砖、画像石上的一种常见图像，图形复杂，有双凤戏璧、仙鹿戏璧、龙虎衔璧、虎戏二璧、龙穿璧、蛇虎穿璧、套璧、联璧、单璧等。钱树体顶饰、主干上的璧形，以及枝叶上作为挂饰和插饰的璧形，皆应属于单璧图像；构成枝叶叶脉的璧形，皆与龙联结为一体，应是画像砖石上龙穿璧图像的一种衍化；钱树座上的龙虎衔璧、联璧图像，则可看做是画像砖石上同类图像的直接应用。
汉代画像砖石上的璧形图像，据任义玲先生的研究，有四重象征意义，一是象征财富，二是表明墓主人的社会等级，三是礼天通天、代指日月，四是引导灵魂升天成仙。从前面的分析来看，钱树体的璧形图像多饰卷云纹和蒲纹，而顶饰的璧形图像与西王母、佛像之类的尊神关系密切，枝叶的璧形图像多与龙这类神兽联系紧密，均显示出它们与天界、仙界有相当的联系。钱树座上的璧形图像虽然位置不太突出，璧面亦无纹饰，但它们或是璧间饰卷云纹，或与龙、虎、玄武之类的神兽形成组合，亦表明它们与天界、仙界有关联。由此可见，钱树璧形图像的主要象征意义应与引导墓主人升天成仙有关，而与财富、社会等级关系不大。
第六节 乐舞百戏图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