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树，又称“摇钱树”，是指主要发现于中国西南地区东汉六朝时期墓葬中的一种树形器物，此种器物通常由青铜树体和陶、石或木质树座两个部分构成，因树体挂饰钱币状物，而部分树座上又有摇钱场景之类的图像，故得此名。钱树研究已有近七十年的历史，特别是近二十年来，更是成为了研究的热点领域，其成果非常丰富。我们需要回顾过去钱树研究成果，反思钱树研究的方法问题，以便发现已有的进展，发现其中的不足之处，这样，钱树研究才有可能在前面的基础上取得一定的进展，因此，回顾与总结钱树研究现状，是本章关注的重点。同时，对于考古学研究而言，材料的真实可靠性非常重要。具体到钱树而言，目前已见诸于各式各样报道的材料非常丰富，来源方式千差万别。而来源方式不同，则研究价值不一。故材料问题是本章关注的另一个重点，希望以此能使本书的研究建立在一个可靠的基石上。
第一节 钱树的名称问题
钱树或摇钱树这一名称，是由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研究四川彭山汉代崖墓所出土的同类器物之后提出来的，1961年于豪亮先生《“钱树”“钱树座”和鱼龙漫衍之戏》一文发表后，此命名逐渐在学术界广为接受。从80年代开始，陆续有学者对这一命名提出异议，认为这一名称并不能准确涵盖这类器物的内涵，并根据各自的认识提出了相应的命名，归纳起来，大致有升仙树、宇宙树、“金花”树和“柱铢”树诸说。
升仙树之说是张茂华先生提出来的。张先生根据钱树的特点和图像内容，分析认为树上之钱币“不应是财富的象征，而取其外圆内方之形以示天圆地方之意，是天与地的象征，同时代表天与地”，“‘摇钱树’是墓主升天的神仙思想的体现物，过去这种定名是不恰当的，是否以改称‘升仙树’为宜，值得考虑”。宇宙树之说为赵殿增先生所主张，认为钱树“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对钱财的企望，更反映出一个相对完整系统的思想观念和信仰习俗。从这个意义上说，汉代钱树是三星堆时期‘神树’的一种发展和演变”，“它们都以高山作为基座，树的主干笔直，树枝分层，树上有神鸟，树枝上挂满饰件，表现它既是天梯，又是祭坛、社树，也是天堂胜境，反映了一个比较完整的宇宙观念。因此也可以用人类学研究中较为通用的名字，称之为‘宇宙树’”。应该说，张、赵二位先生提出的新命名，在一定程度上都抓住了钱树这种器物的主要内涵与功能，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不能否认的是，这两种名称都显得过于宽泛，仍显得不太妥当。
“金花”树一名，是江玉祥先生根据云南昭通桂家院子东汉墓出土钱树上的“金华”铭文提出来的，认为钱树在汉代时或许称为“金花（华）”，其意为“用金（或青铜）铸成的花枝，或曰：金色的花枝”。对于这一种意见，何志国先生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摇钱树上的铭文很少，但也非只此（金华）一例，重庆国友博物馆收藏的摇钱树树枝上就有‘延年’铭文。摇钱树上的铭文无疑表达了某种含义，但不见得就是它的名称。再说，摇钱树的造型是生钱、取钱之树，并非‘花枝’，也非‘金色’，其命名亦不妥”。
“柱铢”树的命名，是邱登成先生首先提出来的。邱先生分析认为，“摇钱树这一命名显系立足于金钱崇拜的。这与摇钱树的内涵抵牾甚多。……其内涵主要是反映仙化升天的思想。因而，对它的命名是不应离开其内涵的。近年发现的四川简阳鬼头山东汉崖墓3号石棺，其图案内容有‘天门’、‘先人博’、‘先人骑’、‘日月’、四灵等。展示的是一幅美好的仙界画面。值得注意的是，左壁图案日月神之下，刻有一粗壮茂盛的大树，榜题为‘柱铢’。‘柱’在此处显系指树。在古人心目中，柱是维系天地平衡的神物，与神树一样具有‘天梯’功能。……‘铢’则应指汉代流通之‘五铢’钱，借以喻日月。由此，则‘柱铢’是为‘有铢的柱’，言树上有铜钱也。这很可能就是当时人们对摇钱树这一随葬明器的称谓”。此说对于探寻钱树在东汉六朝时期的本来名称颇具启发意义，因有考古发现为据，故得到了一些学者的响应。但是，毋庸讳言，此说还存在着一些先天不足。首先，正如邱登成先生在同文中所言，此说仅有简阳鬼头山崖墓3号石棺一个孤证，尚无更多的材料来佐证，孤证难立；其次，就图像而言，鬼头山崖墓3号石棺上的“柱铢”树明显模仿自然之树，在造型上不仅与钱树本身的形象有很大的差异，而且也与宜宾、三台等地所发现的钱树座上的摇钱场景图像中的钱树形象不相符合，共同之处很少。因此，笔者以为，“柱铢”树之说尚需更多的材料来作进一步的验证，在目前情况下，尚不宜采用“柱铢”树来称呼本书所言之钱树。
“摇钱树”或“钱树”之名，虽然如上述诸家所言并不能涵盖这种器物所具有的内涵，但是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钱树某方面的内涵与功能，而且已广为学术界所接受，并使用了数十年。同时，为避免与后世“摇钱树”的货币崇拜观念，以及明清时期的摇钱树实物（本书称之“吉祥钱树”，详见第六章第四节）相混淆，笔者采用“钱树”来指称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
第二节 钱树研究概况
自著名考古学家冯汉骥先生于20世纪40年代提出“摇钱树”或“钱树”的考古学命名以来，钱树研究已经走过了将近七十年的光阴，在此期间，特别是最近二十年以来，钱树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热点的研究领域，成果不断涌现，研究不断走向深入。根据各个时期的研究内容以及关注的程度不同，大体可将钱树研究的历史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一）前段：20世纪90年代以前
在这个阶段，学术界对钱树的关注不多，成果也较少。1961年，于豪亮先生发表《“钱树”“钱树座”和鱼龙漫衍之戏》一文，对钱树进行了专门研究，对树座的类型和图像渊源进行了分析，认为树座大体可分为“下面大，上面小，横剖面略成椭圆形，无底，中空，顶端有一中空的柱”和“作三山耸立之状，……正中一座山的顶端也有一中空的柱”两种类型，钱树上的图像内容应当与汉晋时期的鱼龙漫衍之戏有关，“钱树、钱树座、鱼龙漫衍之戏以及后代灯中的鳌山，都从同一传说——海上三神山而来”。80年代，钟坚先生在《试谈汉代摇钱树的赋形与内涵》一文中对钱树座及枝叶上的图像进行了分析，认为汉代钱树“系以‘钱’的图象以喻日月，为我国原始天文历法的形象反映，并以高超的艺术手法，表现出我国古老的、有关神话人物、神山、神树、神禽、神兽等多方面的内容，并非单纯崇拜金钱的立意和命题。因此，所谓‘摇钱树’这一称谓是不准确，应为《山海经》所描述的各种神树的综合造型”，“树与座可统称为‘西王母所居之昆仑神山及神树’”。刘世旭和王寿芝则分别报道了四川西昌和陕西城固所发现的两例钱树。
（二）后段：20世纪90年代至2011年
这个时期的成果比较多，研究主要集中于钱树的名称、内涵与功能、宗教性质、起源、图像辨析、类型与分期六个方面，另有少数文章专门介绍钱树的考古发现情况。前面对钱树名称方面的研究成果已作介绍，此处不再赘述。另外，由于这一阶段钱树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无法一一详述，故下面就其他五个方面列举一些较有影响的论点。
在内涵与功能方面，邱登成、王永红、贺西林、何志国、霍巍诸位先生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邱登成先生认为钱树的功能有二，一为驱鬼避邪，一为仙居长生，是作为死者魂灵进入天国的桥梁而出现于墓葬中的，钱树的功用和图像与汉墓画像的仙化主题相一致。王永红先生认为“西南地区摇钱树的形状，借鉴了中原神话传说中的桃都形象，虽然树枝叶上增加了方孔圆钱图像，反映了当地人们求财富的迷信心理，但这并不是摇钱树的真正内涵，摇钱树是作为汉人神仙思想的载体而被随葬在墓内的”。贺西林先生根据对钱树图像内容的分析，提出“东汉钱树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神树造型艺术之最精彩的形式，是西南地区早期青铜神树在后汉时代的继续和发展，它既含有宇宙树、生命树最基本的性质和功能，同时又融入了流行于民间的神仙思想，神仙图像赋予了钱树全新的内容和含义。钱树上极具人格化的正面偶像西王母及其天庭众神的登场，标明钱树是作为一种宗教崇拜对象出现的。它的造型和图像展现了令人向往的、充满祥和安宁的神仙洞天境地，包含着长生不老、羽化升仙、辟邪去灾、生殖繁衍、占有财富，甚至灵魂归宿的观念”。何志国先生的意见略有不同，认为钱树有多层内涵，其表层含义是生产财富和吉祥之树，内涵之二是追求长生不老的升天神树，内涵之三是祈祷丰收的社祭之树，而钱树内涵的源头则是祈望生殖的原始树崇拜。霍巍先生认为，从类型和图像看，钱树“之所以埋藏在死者的墓中，显然寄托着死者的某些祈求与心愿。作为隐藏在西王母以及昆仑山神话背后一个强大的知识背景，则是它们所代表和体现的‘长生不死’、‘羽化升仙’等观念”。
在宗教性质方面，鲜明先生用力最多，先后发表《论早期道教遗物摇钱树》和《再论早期道教遗物摇钱树》，从钱树的出土分布、图像内容和铭文诸方面讨论了钱树与早期道教特别是早期天师道的关系，认为钱树是早期天师道的遗物，是道教中人进行斋醮活动时所用的祭器。笔者曾发表小文对此提出异议，认为钱树的产生远早于早期天师道在西南地区的出现，出土分布亦与后者的活动地域没有必然的联系，它不应当是早期道教的遗物。
在起源问题上，学者们的讨论也比较多。赵殿增、袁曙光先生对西南地区先秦秦汉时期的树崇拜传统进行了梳理，认为“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东汉时期的钱树正是三星堆时期神树的延续与发展。但这种‘树崇拜’习俗的思想内容，前后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由最初作为‘万物有灵观’的灵物，发展为三星堆时期作为立国根基的‘原始宗教’的重要标志性神器，又发展为神话传说中的各种具体‘神树’，最后变成乞福求财用具‘摇钱树’”。这一意见，在学术界得到相当一部分学者赞同。张茂华先生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摇钱树’应该是中原地区西汉墓中出土的神树（陶都）传入四川之后，吸收了本地土著宗教神话成分融合发展而来”。
在图像讨论方面，学术界的研究重点集中在钱树佛教因素上，先后有范小平、宿白、罗二虎、何志国和霍巍诸先生专门著文予以讨论。范小平先生认为汉画及钱树上的莲花、佛塔、白象、胡人、佛陀皆属于佛教因素的范畴，它们的图案构成及所在位置，反映出“早期佛教艺术传入中国后，同道家思想及中国本土的神仙思想相融汇，而佛家思想在中国汉画及摇钱树艺术中，居于从属地位”。宿白先生认为，“钱树著西王母的时间似较出现佛像者为早”，“西王母与佛像皆可处于钱树座和顶的相同位置，且同出器物大多相近，可知这两类钱树对西王母与佛像的含意大体近似。汉晋人视佛同列仙”，钱树佛像两侧出现的胡人形象“似俱在显示此佛像当时主要为西域胡人所侍，作为宗教的佛教尚未出现于广大汉族间”。罗二虎先生对钱树佛像在内的中国西南地区早期佛像进行了分析，认为这些佛像具有这样一些特点，“（1）这些佛像在汉代西南地区的墓葬出现和流行的时间，大致是东汉晚期到蜀汉时期。也就是说，至少在东汉晚期时佛教以某种形式已传入这一地区。（2）看不出这些佛像与佛教教义、寺院和僧侣之间有何直接联系，相反却是被本土传统的神仙和升仙信仰吸收而出现，与神仙思想和天国仙境观念之间关系密切。（3）佛的出现并非是作为膜拜的对象，而是作为天国仙境中诸神灵中的一员，与本土传统的神仙或神兽等神灵同列出现。当时的人们为了死后能升入天国仙境，而通过在墓中的对此竭力模仿，以期死者能顺利升仙。佛是作为这一天国仙境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出现，因而带有较强的与死后世界相关的巫术性质。（4）与画像和钱树的总体数量相比，有佛像者仅占其中极小的比例，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反映出当时佛教在这一区域内并不盛行”。何志国先生亦对钱树佛像在内的汉晋佛像进行了探讨，提出了“佛神模式”的概念，认为“汉晋佛像既不能简单地视为中土人士的佛教信仰，或简单地视为‘胡神’、‘低层次的鬼神’；也不能因为与中土神仙的某些相似，就认为是道教造像，或者具有‘仙佛模式’，或者仅仅是‘对于佛教要素的广泛借用’”，“佛神模式的内涵就是胡人使用佛形象传教，汉地民众则误读为神灵，这是我国民间的敬神传统与胡人的‘设像行道’的契合”。霍巍先生认为，钱树佛像有几个方面的特点值得注意，“首先，这些钱树佛像的特征比较一致，具体而言，可以观察到这样一些特点。第一，佛像的头部均有突出的高肉髻，面部有的能够观察到白毫相，有的唇上还有向上反卷的胡髭。第二，佛像的姿势均为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角下摆。第三，佛像的衣饰均为通肩僧衣，前胸部的衣纹下垂呈‘U’字形”。“其次，钱树佛像与这一时期四川地区出现的其他类型的早期佛像具有相似的造型风格。”“其三，就钱树佛像造像本身而言，其形态虽然相对已较固定，但仍然还遗有一些明显的非佛教造像的痕迹……所以，如果就这批钱树佛像所处的总体环境而言，笔者认为其仍未脱出中国传统的神仙崇拜的体系。”此外，台湾学者施品曲对钱树的图像内容作了比较深入的探析，并立足于此解析了钱树的地域差别，分析了钱树图像所展示出的内涵。
类型与分期问题，是近年学术界重点讨论的一个话题，其中以何志国先生及刘隽、陈太庆等青年学者为代表。何志国先生将钱树的流行时期划分为四个阶段，即东汉早期、东汉中期、东汉晚期和三国时期，认为钱树产生于东汉早期，初步发展于东汉中期，盛行于东汉晚期，衰亡于蜀汉时期。刘隽在其硕士论文中将树座划分为甬钟形、山形、立柱台座式、模铸异形座、泥塑树座和石质树座六型，根据顶饰、枝叶各自的特点将其分为若干式，认为钱树的时代可分为东汉早期、东汉中期、东汉晚期至蜀汉三个阶段。陈永庆在他的硕士论文中则将树座分为人物、动物与丘（钟）形组合座、动物座、山形座和其他座四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