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出土分布看，钱树在今四川北部、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和甘肃、青海、宁夏一带呈三条线分布，一是在四川北部分布于成都、广汉、绵阳、安县、江油、剑阁一线；二是在陕西南部和湖北西北部分布于陕西勉县、宁强、汉中、城固、洋县、湖北郧县、房县一带，基本上是沿汉江流域一线分布；三是在甘肃、青海一带沿河西走廊分布。在今四川东北部与陕西南部之间，四川西北部与青海之间，皆明显存在较大一片空白之地，而陕西关中地区也没有发现钱树。
综合上述情况，笔者以为，汉中郡的钱树应主要是沿“剑阁道”自巴蜀地区传播而来的，然后再沿汉江流域东向传播。而凉州地区的钱树则可能有两个来源，一是逆汉江主干和支流由汉中郡传播而至，二是沿“阴平道”从巴蜀地区传播而来。
根据上文的分析，对于钱树主要的传播方向和路线，我们大致可以作如下勾勒：钱树从三蜀地区沿“涪江—嘉陵江道”和“沱江道”东向传播至巴郡区，再沿长江而下传播至巴郡各地和南郡地区；从巴蜀地区沿“越雟道”、“僰道”和“乌江道”南向传播到南中地区，并继续沿“乌江道”向牂牁郡西部传播，沿“西南丝绸之路”南段向永昌郡传播；从巴蜀地区沿“剑阁道”和“阴平道”向北分别传播至汉中郡和凉州地区，并沿汉江而下向东传播至汉中郡东部，沿丝绸之路河西段向西传播至凉州安定郡、汉阳郡、金城郡和武威郡，部分钱树又从汉中郡逆汉江主流和支流而上西向传播到凉州地区。
当然，我们讲钱树传播，并不是说传入地的钱树都是由钱树的分布中心直接输入而来的。各个传入地在接受钱树实物和钱树观念直接输入的同时，也在结合本地实际的基础上，赋予其新的地域性文化因素，创造、组合出具有本地特色的钱树，选择性地流行一些钱树体和钱树座类型。各区钱树都有自己的独特类型和流行类型（详见本书第二章第四节），就是这种情况的反映。这大概也是钱树类型十分复杂的原因之所在。
第三节 钱树的传播方式
传播，不仅存在于文化与文化之间，也存在于同一个文化体系之内的不同区域之间。钱树的传播就属于后一种情形。古代文化的传播机制，据美国学者维斯拉（Wissler.C）的分析，大体有上两种形式，一种是自然的传播，“它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即某一特色无目的地得以传递”，另一种是有意图、有计划的传播，“文化通过人们有意识的开拓活动、战争、传教活动等，得到积极的宣传”。钱树的使用者主要是地方豪强，又主要流行于远离政治中心的西南地区，且不见载于包括官方文献在内的古代文献中，可见它的传播应该属于前一种形式。无论是哪一种传播形式，都离不开人员的流动，人员的流动乃是文化传播得以实现的重要媒介。在古代中国，人员流动的方式主要有四种情形，一是移民（含流民），二是商业贸易，三是战争中军队的移驻，四是官员异地任职。正是通过这些人员流动，文化的实物、技术和观念才得以实现在异地的传播。钱树的传播方式可能亦与这些人员流动方式有关，下面尝试分析之。
（一）钱树随西南地区移民的迁徙而传播
向西南地区不断迁入汉族移民，是秦汉王朝经营该地区的主要方式之一。经过战国、秦朝以来持续不断的移民，到西汉时，汉族移民已经广布于今四川的成都平原、川中、川南和重庆的长江沿岸，三蜀地区已成为移民的主要分布地。从西汉中晚期起，随着汉王朝经营西南民族地区的大力进行，移民的重点开始转向巴郡和南中地区。
板楯蛮（人）、廪君蛮、五溪蛮等“南蛮”民族，是巴郡地区的主要土著居民。两汉时巴郡地区的汉族移民来源地大体有三，一是来自于西面的蜀地，二是来自于东方的楚地，三是来自于北方的中原、关中地区。不过，由于巴、蜀两地地域相近，交通较为便利，文化上自先秦以来就同属于一个文化圈，亲缘关系较近，故巴郡地区的汉族移民应当主要来自于蜀地。考古发现似可印证这一点。据研究，巴郡地区所发现的汉代汉式墓葬虽然带有一定的地域特色，但是，从墓葬的结构特点、随葬品的种类与组合诸多文化因素来看，与蜀地汉墓相比，两地汉墓具有更多的共性，联系相当密切，属于同一个区域文化系统。通过持续不断的移民，到东汉时，汉族移民已广布于巴郡地区的各个城邑和长江、嘉陵江等主要交通要道沿线地带，以及主要的河谷平坝地带，而板楯蛮等少数民族则已移居于渠江流域和部分山区地带。
南中区的土著居民为夜郎、滇、昆明等“南夷”民族。向南中地区大规模迁入汉族移民，始于西汉武帝时期平定“南夷”、设置郡县之后。《史记?平准书》云：武帝时，“汉通西南夷道，作者数万人……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晋宁郡，本益州也。……汉武帝元封二年，叟反，遣将军郭昌讨平之，因开为郡，治滇池上，号曰益州。……汉乃募徙死罪及奸豪实之。”现代学者的研究表明，这些移民亦多来自于巴蜀地区。这些来自巴蜀地区的汉族移民，在南中地区遗留下了大量的汉式墓葬。这些墓葬分布于今贵州清镇、平坝、安顺、兴仁、兴义、黔西、赫章、务川等县市，以及云南呈贡、大理、保山诸县市。在今云南地区所发现的这些汉式墓葬，古人称之为“梁堆墓”，据有的学者分析，梁堆墓中“几乎看不到土著文化的影子，无论从墓葬形制还是随葬品、葬式等各种角度来看，梁堆墓都体现出了一种比较纯粹的汉族文化”，而且“梁堆墓的形制演变和四川地区汉墓保持一致，器物如摇钱树、陶俑、石棺、淘井、陶仓等的风格与出现时间也与巴蜀汉墓相似或相同。因此，云南的梁堆墓表现出的汉文化因素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巴蜀地区向南的一个延伸”。南中地区汉式墓葬的这种分布状况表明，当时南中地区的汉族移民主要集中分布于“自然条件较好的小型盆地和一些较平坦的河谷地带，以及交通要道的沿线地区”。
移民往往会将其原居地的文化因素带进迁入地。无论是在巴郡地区，还是在南中地区，这些外来的汉族移民是有可能将钱树的实物、技术和观念带入新居地的。在巴郡地区，钱树主要出土于嘉陵江流域的今重庆合川，四川达县、渠县，长江干流沿岸的重庆、丰都、忠县、万州、云阳、奉节和湖北秭归，以及乌江干流沿岸的重庆涪陵、武隆等地；在南中地区，钱树主要出土于今贵州沿河、务川、黔西、安顺、赫章、兴仁、兴义，以及云南呈贡、大理、保山等地，钱树的出土分布明显与汉族移民在这两个地区的地域分布存在着重叠的现象。这种地域重叠显然不是巧合，反映出钱树在这两个地区的传播与当时该地域的移民活动可能存在着较为紧密的联系。
（二）钱树随西南地区军事活动中士兵的移驻而传播
调用各郡军队镇压西南民族的反抗和起义，是汉王朝经营西南地区的又一举措。汉王朝在西南地区的军事活动，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向南镇压“南夷”各民族的反抗和起义，二是向北防御西羌民族对汉中和广汉郡的袭扰。
自汉武帝平定“南夷”，在南中地区开郡列县之后，由于民族众多，民族关系较为复杂，一旦地方官吏处置失当，当地少数民族往往起而反抗，一旦这种情况出现，汉王朝常常就近调拨巴蜀各郡军队进行镇压。比如，《汉书?西南夷传》载：“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牂柯、谈指、同并等二十四邑，凡三万余人皆反。遣水衡都尉发蜀郡、犍为奔命万余人击牂柯，大破之。”又载：“王莽篡位，改汉制，贬钩町王以为侯。王邯怨恨，牂柯大尹周钦诈杀邯。邯弟承攻杀钦……三边蛮夷愁扰尽反……莽遣平蛮将军冯茂发巴、蜀、犍为吏士，赋敛取足于民，以击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骚动。……更遣宁始将军廉丹与庸部牧史熊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广汉、巴、蜀、犍为吏民十万人，转输者合二十万人，击之。”《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建武十八年，夷帅栋蚕与姑复、楪榆、梇栋、连然、滇池、建伶、昆明诸种反叛杀长吏。……十九年，遣武威将军刘尚等发广汉、犍为、蜀郡人及朱提夷，合万三千人击之。”《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安帝元初四年，益州、永昌、越嶲诸夷封离等反，众十余万，多所残破。益州刺史张乔遣从事蜀郡杨竦将兵讨之。”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又载：“灵帝熹平五年，诸夷反叛，……太尉掾巴郡李颙建策讨伐，乃拜颙益州太守，与刺史庞芝发板楯蛮击破平之。”有时，汉王朝也会动用凉州地区的军队，进入西南地区参与军事镇压。这种情况除前述《汉书》所载王莽曾调用天水、陇西骑士外，见诸史籍记载的还有一次，即《华阳国志?南中志》所载“灵帝熹平中，蛮夷复反，拥没益州刺史雍陟。遣御史中丞朱龟，将并、凉劲兵讨之”。
西羌是一个长期困扰东汉王朝的西部民族问题。每当东汉王朝处置西羌问题举措失当时，西羌各部常起而进行武装反抗。西羌各部的兵锋所指，虽然主要是三辅地区，但有时也会南下袭扰西南的益州地区。一旦面临西羌的袭扰，东汉益州各郡常常会调拨巴蜀地区的军事力量，在汉中郡及广汉郡北部一带进行防御。比如，《华阳国志?巴志》载：“孝安帝永初二年，凉州羌反，入汉中，杀太守董炳，扰动巴中。中郎将尹就讨之，不克，益州诸郡皆起兵御之。”《后汉书?西羌传》载：汉安帝元初元年，“零昌遣兵寇雍城，又号多与当煎、勒姐大豪共胁诸种，分兵钞掠武都、汉中。巴郡板楯蛮将兵救之，汉中五官掾程信率壮士与蛮共击破之。”又载：元初二年春，“零昌种众复分寇益州，遣中郎将尹就将南阳兵，因发益州诸郡屯兵击零昌党吕叔都等。至秋，蜀人陈省、罗横应募，刺杀叔都。”又载：“武都塞上白马羌攻破屯官，反叛连年。（永和）二年春，广汉属国都尉击破之。”又载：“桓帝建和二年，白马羌寇广汉属国，杀长吏。是时西羌及湟中胡复畔为寇，益州刺史率板楯蛮讨破之，斩首招降二十万人。”如此等等。
此外，当巴郡地区发生较大规模的战事时，汉王朝亦从西南地区的其他各郡调兵进入巴郡地区作战。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载：“灵帝光和二年，巴郡板楯复叛，寇掠三蜀及汉中诸郡。灵帝遣御史中丞萧瑗督益州兵讨之，连年不能克。”
每次战争结束之后，为巩固已有战果，这些远道而来的军队往往会在作战的地区驻留一段时间，甚至有的士兵从此就在当地定居下来。在这种情况下，来自于巴蜀地区的汉族士兵是有可能将他们所熟知的钱树观念甚至钱树实物和制作技术带到他们为之奋战的地方的，而来自于西北地区的汉族士兵则有可能将他们在西南地区所接触的钱树这种“新奇”事物带回家乡。南中地区、汉中郡和凉州地区部分钱树的传入，可能与此有关。
（三）钱树随西南地区官员的异地任职而传播
在行政管理上采取“各以地比”的治理方略，是汉王朝经营西南地区的另一举措。所谓“各以地比”，是指汉王朝在稳固掌控蜀地的基础上，同蜀人一道治理巴地，并依托巴蜀人士，对西南夷地区进行治理和开发。换句话说就是，任用熟悉西南民族地区政情、风俗的巴蜀人士为巴郡、越嶲郡和南中各郡的行政长官。
据严耕望、罗二虎诸位先生的梳理，两汉时期献帝之前的巴郡太守籍贯可考者有十五位，其中六位来自于三蜀地区；牂牁郡太守籍贯可考者有五位，其中两位来自于三蜀地区；益州郡太守籍贯可考者有九位，其中六位来自于巴蜀地区；永昌郡太守籍贯可考者有五位，全来自于巴蜀地区；越嶲郡太守籍贯可考者有六位，其中三位来自于三蜀地区。不仅如此，甚至上述各郡的县令（长）也有由三蜀人士出任的。比如，据近年重庆云阳县旧县坪遗址出土的《汉巴郡胊忍令广汉景云碑》记载，巴郡胊忍县就曾先后有两位来自于广汉郡梓潼县的人士担任县令一职，一位是景云，任职于东汉和帝时，另一位是雍陟，灵帝时出任此职。在巴蜀人士到南中各郡任职的同时，南中地区的部分人士也到巴蜀地区任职，牂牁平夷人傅宝即曾出任巴郡太守。
中国古代地方官吏不仅仅是地方的行政长官，而且往往还是文化的传播者，特别是被称为“循吏”的地方官吏更是如此。在汉代，儒家思想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即与循吏在任职地主动承担儒家教化的责任息息相关，西汉文帝、景帝时期的蜀郡太守文翁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在西南民族地区任职的巴蜀人士中，也有一些人有意识地开展文化的传播活动，如《华阳国志?南中志》载：“章帝时，蜀郡王阜为益州太守，治化尤异，……始兴文学，渐迁其俗。”虽然钱树的使用者多数为无官秩的地方豪强，但也有少数曾经担任过一定的官职，钱树的信奉者中也有官员（详见本书第五章第二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到巴郡地区任职的三蜀人士，到南中各郡、汉中郡和凉州地区任职的巴蜀人士，是有可能将钱树的观念甚至实物带到任职地的，而到巴蜀地区任职的南中、汉中人士，也有可能将其在任职地接触到的钱树观念或者实物带回家乡。钱树在南中、巴郡、汉中以及凉州地区的传播，可能亦与益州地区官员的异地任职存在一定的联系。
（四）钱树随商业贸易的开展而传播。
西汉时，西南地区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蜀郡地区的发展尤为迅速，“至西汉末年，蜀郡已为全国人口稠密地区之一，成都一县著籍民户七万六千余，仅次于长安；加以工商发达，已得与洛阳、邯郸、临淄、宛并列为天下五都，为当时长江流域唯一第一等大都市”。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西南地区的商业贸易活动也日趋活跃，无论是区域内的贸易，还是与区域之外的贸易，或者与境外的贸易，都呈现出一种蓬勃发展的态势，大量的各种商品通过区域内的各个交通线路，行销于区域内乃至全国范围内和境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