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例子，当时西充也有一个县长，叫康冻，是黄埔五期，在新繁等地都做过县长，很有名的草鞋县长，穿得很烂，为了查一个案子，他就扮演拉黄包车的人，学问也很好，书、诗，都很好，还送给我，我好的东西都送给当地图书馆，包括我从家里带去的一些名家字画。
能慧：是不是有张大千的？还有哪些人的？
昌老：啥子张大千哦，说实话，当时看不起张大千的，清代著名的何绍基、张船山等的字画，还有一对联，很好的。虽然舍不得，但想都是身外之物，就一下都送了。通过这些事，我深信有佛菩萨加持，如果没有肯定过不了这一关，假如说凭我们的聪明才智来应付社会经验，肯定就脱不了手。
当时做了很多很危险的事。
赵壁光这个人与我们是有不同，他当时想起义，还包含得有求个人发展。当时国民党高级将领孙某（时任重庆绥靖公署主任兼川东绥靖司令，驻四川万县，防守大巴山一线。——笔者注），是逃亡走西充过，他（赵）就喊到我说：我们还是要应付他（孙），当然要欢迎他（孙）。
孙某一下来就打哈欠，他的车子都压塌了，用油布遮住，四支卡宾枪保护到，一看就晓得是金条，显然看起来是昼夜都在跑。当时，重庆以下宜昌等地都是他在管，听说他要走时召集那一段的银行负责人开紧急会议，说因为军事需要，要把所有库存的黄金，其他一切都不要，银元都不要，全部交出，限期如不交，按军法处理，后来才晓得他拿起跑了。
我们欢迎他，他没有把我们小小县长看上眼，他说，你们要抵到（四川方言，“坚持”之意。——笔者注），你们是打游击的。他一个人跑路，除了命就只要财，其他都不管了。他叫他的副官把委任状拿来，当场要填，赵就立刻过去和他（孙）谈。说，你的指示很重要，我们按你的办。当时就委任，还有另一个西充人为军长、“川北反共救国军总指挥”；赵为师长兼副指挥。（在《西充县志?大事记》中，这样记录了一笔：1949年12月初，国民党川鄂靖主任孙震溃逃过境时，秘密筹备“反共救国军川北总指挥部”。——笔者注）
孙放下委任状就走了，我拉到赵说，这个哄人的东西，扯了，有啥用处？赵说不要扯，你就不懂了，这个东西很有用处，很有用处。当时就我们俩，他说：“我们起义，用这个名义起义就好，就很有用处了。你一个县长起义就太小了，这个东西起义就有用了，就可以得到保护了。”
我当时想，我又不懂，怕过分坚持自己的意见，又怕他不干，我就没法了。我想，他能弄出啥子名堂来？哪晓得他整就整出个大问题。
他去刻了一个官章，把“反共”两个字取掉了，他想起义嘛规模搞得很大，三个县：西充、盐亭、南部，他是当军人的，每个地方都要委一个军长、师长。我啥都没管，认为是空事。他委了三个县的，从师长、团长一串委任状。他让我找制高点，在山上。他是本地人，他说在山上有一个庙子，以那里为制高点。
他说把县政府搬到那儿去，人家问我们，我们就说打游击，他说，这样好武装，安全好控制。他堆了几大捆委任状，到处忙。当时过路的国民党特务多得很，到处都有特务，他在铺子里印的东西，哪里有不传出去的呢？
一天，巴蜀中学的一个老师，地下党员，一下找我说：国民党特务已经发现你们刻的那个东西把“反共”两个字取消了，你们要干啥子？他说这个问题很危险，我当然不晓得。
我知道这个消息后就开始注意了，马上把委任状打开看，的确没有。我马上叫人烧掉并将灰往山底下扫（这当然也是佛菩萨加持。——法师语），这个事很惊险。
过了两天，我们山坡上，下面门卫那里就吵得很，说有人要上来检查法务。我一看，来人就是歪人（四川话，很厉害的人。——笔者注），斜戴着博士帽，不说话，他一摸腰上，我还以为他是要开枪，因为隔得远，看不清。结果他摸出一个文件说：奉命检查。
我说这是县政府，你检查什么？他说我检查法务。我说，这儿有啥子法务？奉命检查，不管哪一道关都要检查，我说好，你们看（我心里有数，因为该处理的已经处理了。——法师语），他们进入我房间，到处搜、挖，床底下也挖，弄了几个钟头，当然找不到东西，他们不知道已经有人通风报信，我已经处理了。
临走时，他们的一个头头，过来给我一个鞠躬说“对不起”就走了。唉，如果这些东西拿给他们抓到就完了，非把你拿去枪毙不可，这当然是佛菩萨的加持。后来，我批评赵壁光，我说，你还是当师长的，怎么没有一点警惕性，你就可以这样做？你就可以随便下委任状？如果调查喊你把孙震下的委任状拿来看，你就脱不了手，就凭这一点，你就脱不了干系。
那时我一天到黑都在念佛，军事的东西也不懂，思想上有些害怕，跑又不能跑。所以就一心念佛。
隆顺：前面你讲到国民党派人来查你，你老人家将委任状全部都烧了，后面结束你就没讲了……
昌老：那段事情告一段落，当时通过那个事，我就给赵说，你办事没有找我商量，做得太粗枝大叶了，很危险。现在在西充境内还有两个师，他们咋说也是部队，他们要制服我们随随便便的，那个时候要求一个县成立一个师，当时国民党无法了，乱搞的。
隆顺：你们后来起义是咋起的？
昌老：当时就考虑，一个要加紧和解放军取得联系，因为地下党也弄不清楚解放军的进军路线，这是一个很困难的事。当然要派人去，弄不好出问题，就研究由地下党提供一个党员，20来岁的女的，避免别人怀疑。他们选好了人，叫她来见我，我一看，这么年轻的一个女娃娃，我心想就说：你，这个事情很危险的，要穿过很多敌人的关卡，这个事情是有生命危险的，不要把事情看简单了。
她说：“你放心，我是党员，这些事情我不考虑，生死问题我不考虑。”说得很了不得，我很惊异。当时要我开介绍信，还要盖县印，要说是派哪个来联系。她就装害病回娘家，她将信绑在身上，用了两个可靠的警察化装陪她。
我很担心，在哪个环节出问题都脱不了手。当时，我就求菩萨加持，（给菩萨）说真心话：我说：我当官也就错了，现在这个时候，我希望保身家性命，不发生战争，能和平过渡过去我就下来，请加持平安地解决。
那女的走后，就没有消息。一天半夜，有人叫我接电话，我们没有砍电杆，还能保持联系，电话在原来的县政府，我们住的庙子里没有电话的，当时是半夜，当然有很要紧的事情。
我以为出了问题，赶紧赶回去，解放军的这个人已经联系上了。是营的指导员，是先头部队的有事情要直接给我说，表扬我说我做得好，但是我们没有这个任务，不走你们的方向，我们的人也不多，也不能分配人来支援你们，这个问题你衡量一下，如果有把握，你们可以起义；如果你们要等解放军来，那你们就隐蔽起来，等到有条件时再起义。
他说他对这个地方的情况完全不了解，你去斟酌解决。又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回娘家的人”就回来了，回来吓人了，她带了很多文件，解放军进军西南的文件，轿子底下垫满，我就找地下党派人来研究咋办。
这时，赵起作用，他说，不能一直等了，特务很警觉。他说还有两个师，他提出一个办法，跟两个师联系，给他们提供假情报，说共产党在民盟人不少，我们得到情报说那里要暴动。国民党一大批人跑那里，想弄清楚情况，这样，把两个师吓跑了。当然那个假情报做得逼真，一会儿那里放枪，一会儿这里放枪，他们是惊弓之鸟，也不想把自己牺牲在这里，他们又没有保护地方的责任，这就见效了。赵说：那些师都走了，我说：赵壁光，你要弄清楚，不要我们得到的也是假情报，后来又派人去侦察，证实了确实是走了，我们就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就决定起义。
这个事情很难估计，国民党部队是不断撤退、不断路过的，起义后，后头来的人，听说这个县起义了，就改道走。可是我们这里还是有特务，怕别人说是空架子，打你也恼火。当时研究决定，全县一起起义，各乡镇都准备好，如果他们来了，我们不正面抵抗，就一起上山去打，摸不到虚实、地形，他们就害怕。
当时，我们成立了一个组织，我不想当一把手，就推荐赵，地下党派了一个秘书长，他不同意。他说，只有你的号召才有威望，赵壁光不行，威望不够，此事非你莫属。我说，这个组织主要是军事方面的事情，我是文人，连枪都打不来，怕误事。赵当一把手，我给他做副手，这样他就有威望了。大家研究决定这个方法还是可行，所以，就由赵做了这个临时机构的主任委员，我是副主任委员。然后就全县张贴布告，造声势。当然，心里还是担心，所以一直在求佛菩萨的加持，结果就真的见效，再也没有部队到这个县。
又过了一个多月，解放军那边打电话给我说，现在，县委书记、县长十余人要到西充来，在县境内期间，要我们负责领导们的安全。心想责任重大，不知到底来的何人，但口里应答没有问题。心里还是担心，结果还好，没发生打仗，市场也没关过门，人民还是安定的。
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考县长的，和我关系很深，湖南人，年龄和我差不多，是不想去捞一把的人，想去做些事情，也就去考县长，考上了。某些原因一直未发榜，就有熟人推荐他去了刘文辉那里。刘文辉见其一表人才，就留其做秘书一职，一段时间后就派他去当县长，刘掩护了很多地下党，还有地下的四川民盟的头头们，他后来是民盟西康省委的负责人之一。他本身很有魄力，敢作敢为，快解放时，他就武装起义。起义后，各种民主人士都很拥戴他。
没几天，胡宗南有个团，经过县城（康定。——笔者注），尽管是被打垮了，但胡的部队是有战场经验的正规军，装备也更好，就来攻他们。一接触，抵不住，一下就崩溃了，他也来不及上山，地下党就把他掩藏起来。
胡的部队占领了县城，特务就出来清查，找到了他，就召开了公审大会，说他是叛徒。他是一个很倔强的人，自知也活不长，就在会上大骂国民党，胡说，这个家伙顽固到底，不能枪毙他，把他绞死，绞一绞，又松，问他投不投降，就这样反复折磨了很久，把他绞死了。
我原来不知，兵荒马乱的年代，早就失去联系。解放后，看到民盟的一份通报，才知道他是烈士，他的妻子后来找到我，摆起来当然是很惨了。
他在当时的条件比我们的状况要强很多，有刘文辉的部队支持，个人又很有胆量，应变的能力也是很强的，但是最后的结果是那样。
这个事情说明了人虽有谋，但是吉凶祸福是人掌握不到的。
当然，我当时求加持不是为个人，不是为自己。是为了整个地区不发生战争，人民不受难，当然自己也沾光了。解放后，赵壁光一下就上去了。赵看得出我自己不感兴趣，他劝我参加民盟，说我还那么年轻，肯定没有问题，说这边是民盟的大本营，你可以为自己提升一大步。我没有同意。因为我想得很天真，就想回来后找点田，过半耕半读的生活。我就说我先应付当前局面，以后再谈，就推了。
好在我没有夹杂个人升官发财，（在里面）捞一把的想法。所以自己觉得自己还有理由求佛菩萨的加持，我觉得我之所以能够保平安，并不是我会观风察事，（个人是）看不到、迷糊的。后来我晓得我的朋友遭起（四川方言，“遇到灾难”之意。——笔者注）了， 晓得真的是佛菩萨的加持。
法师反思：顺加持中，容易贪恋迷惑
昌臻法师严于律己，与他接触过的所有人对此都有很深的感受。他学佛的信心愿力，后生只能望其项背。在他总结自己一生学佛的经验时，总是谦逊真切、细微直言，让我们在温暖中受益匪浅。在此仍然用昌老2003年写在笔记本上没有写完的短文来结束这一章：
《顺加持中，容易贪恋迷惑》
三宝的加持，有顺有逆。顺加持种种福报，求富贵得富贵，求消灾免难得消灾免难等，是一般人学佛所追求的。这是佛菩萨度化众生的一种方便，所谓：“先以欲勾牵，后令入佛智。”我们这些凡夫，往往在顺境中，贪心会愈大，迷恋会愈深，背离佛菩萨的教化，会愈走愈远，真是对不起佛菩萨，也对不起自己。今生既得人身，能闻佛法，依然执迷不悟，起惑造业，流转生死，不能出离。现在，回顾自己青年时期一些往事，后悔莫及！把它记下来，劝告后人，作为警戒。
我年轻时，由于追求富贵功名、出人头地的思想占了主导位置，曾先后参加“高等文官考试”和“县长甄审考试”（即县训班。——笔者注）。因为竞争十分激烈，自己没有什么把握，便祈求佛菩萨加庇，希望考试顺利。每次进考场，都默念圣号三声，再开卷答题。
说也奇怪，心情就不紧张，思维也较灵活，猜题也猜中，因此侥幸考取。贪心也更增长，我26岁，在原四川省政府秘书处编译室任责任编译，但还想向上爬，又去参加“县长甄审考试”。这项考试，规定年满30岁才有资格报考，那时没有身份证，我报名时填的是32岁，又侥幸考取。引起几位落榜的好朋友忌妒，他们便向考试委员会揭发我伪造年龄，要求撤销录取资格。考试委员会通知我去查询，只得承认错误。
后来决定，因不属于考试舞弊，仍予保留资格，待年满30岁再行分配。经过这件事，虽然认识到官场中争名夺位非常可怕，但是并不悔悟。在我参加考试前七八年，那时尚未出家的隆莲法师，俗名游永康，考取第一名，但她看破富贵功名，毅然走上出家修行的道路，算得是富贵不能淫的大丈夫。对照自己实（在）太迷惑颠倒了！
1947年，我年满30岁，被任命为四川省西充县县长，一直到1949年解放为止。这三年当“芝麻官”的历史，既造了许多恶业，也使我开始觉悟。当时征兵时要政绩，列为主要考绩项目，为了个人升级，不顾百姓的死活，积极推行去“立功”，以后受到应得的恶果，才有所醒悟。至1949年眼见国民党即将崩溃，自己为保身家性命，称病辞职，那时要求辞职的人不少，上级一律不准。并下令积极设防，进驻一个正规师，军事上听其指挥。
自己是文人，不懂军事，又害怕打仗。与同专区（南充专区）八个县长秘密商量，得出的结论：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也是这样看法，但当时县有驻军，命令警告：临阵逃走，就地处决。加上除军车外，其他交通工具均停驶，要离开只有化装取道小路步行。那时妻子怀孕已七个月，真是进退两难。当时看《大公报》上一篇《长春围城记》说：这时城里做官的人，官唯恐其不小；有钱的人，钱唯恐其不少。读后触动很深。古人的名言：“书可读，官不可做。”过去不是不知道，现在领会便不一样了。
我当时一方面想逃跑，一方面又因妻子是孕妇，不能长途步行。在这种情况下，究竟怎样才能保身家安全，怎样能趋吉避凶？拿不定主意，感到十分苦恼。后来，突然想起印光大师对弟子的开示中，说过遇到这类问题，应当在观世音菩萨前，首先忏悔夙业，再虔诚拈阄决定。我当时便决定照办。（此处止，法师未写完。——笔者注）。
法师这篇短文没有写完，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全文的理解，其后半段我们在前面已经有所讲述。老法师对自己过去行为的评析，使我们能深深感受到法师在修学上，对自己的严厉，尤其是在起心动念上，对自己要求极高。他几乎一生都在反思自己的过失，真有“每日三省吾身”之感！不这样，就不足以有力量转凡心为佛心，这正是他由张耀枢庄严转身为昌臻法师的内在动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