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对金融系统边界控制权的掌握，是主动应对对外金融关系转换的关键。
2.国家政治关系在特殊时期起着左右金融系统关系的重要作用。
3.金融系统边界封闭的结果是金融萎缩和变形。
4.金融渐进开放与金融系统内在协同能力提高的同步进行，是在对外金融关系中兴利除弊的重要手段。
5.金融系统关系演进临界点的正确抉择，会迅速改善一国的对外金融关系，提高其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并自动消除对其不利的外部因素。
6.金融系统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牵制关系随金融一体化的进程而愈加强化。
7.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实力的增强，会招致发达国家的阻力和不安，并可能成为推动世界金融系统演进的动因。
8.当国家利益与金融系统演进的利益取向一致的时候，“二重制度结构”会成为推动金融系统演进和对外金融关系改善的“动力”而不是“阻力”。
9.外向型经济发展需要有发达而完善的外部金融网络的支撑。
中国对外金融战略的确立关系到中国金融系统未来演进方向问题，也就是中国金融系统生死存亡的问题，系统演进存在着一定的“路径依赖”，又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同时又受系统演进“临界点”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从历史和环境的角度把握对外金融关系的变化趋势，明确内外因素的相互影响，从而确定符合国情的对外金融战略，为我国对外金融关系的演进指明方向。
一、对外金融关系演进轨迹
公元前2世纪~公元8世纪，中外金融关系在丝绸之路上悄然展开。当时，中国与波斯、罗马等国实行的是同样的“金、铜”货币体系，但由于中外的制度结构，以及国际贸易在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差异，中外贸易中的货币大量使用的是波斯、罗马等国的金、银铸币，中国的“金、铜”货币体系仅仅是为了适应对外贸易中的货币结构而存在，中外货币体系因贸易关系而协调；在新疆西域中西交界的贸易重镇上，出现了中外货币文化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的现象，但在当地的商品交易中，大宗国际贸易以金银币为媒介，小额、零星交易则以铜币为媒介，两种货币的流通领域和使用范围上相互补充、相互协调。
由此可见，早期的中外金融关系是以相互协调的货币关系为主要特征和内容的，但是由于制度结构差异和对对外贸易追求程度的差异，在这一时期却出现了经济实力强弱与货币制度先进程度反差的现象，这种初始状态对中外金融关系的后期演进有着重要的影响。
公元8~16世纪中期，世界上出现了“东亚、南亚、地中海、北欧”几大贸易圈，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很快使货币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凸显，系统间出现了对金属货币的共同需求和竞争。几大贸易圈之间以无意识地争夺银币为主，中国由于存在对外贸易上的优势，因此出现了对中亚、欧洲金银的吸引，欧洲则因白银外流出现了普遍的“银荒”；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贸易区内，则存在周边地区和国家对中国铜钱有意识地“争夺”，导致中国铜钱大量外流，不得已出现了向下“铁钱”和向上“纸币”的替代使用，中国的货币结构遭到破坏，中国的货币体系从此陷入了脆弱和动荡的阶段，这种局面直到16世纪中叶白银大量流入后才有所改观。
在西欧与中国同样面临系统失稳，和巨大的通货紧缩压力的时候，西欧采取的是限制流出和扩大流入的措施，而且重点在于扩大流入；而中国除了采取限制流出措施外，更采取了替代措施，如铁钱对铜钱的替代，纸币对金属货币的替代，着重从系统内部解决问题。采取不同的系统稳定策略的结果是加大了中国金融制度与西欧金融制度的落差。
美洲金银的流入对欧洲的金融体系和制度结构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欧洲金融从初级的商业金融过渡到高级的商业金融形态，商人的社会地位提高，欧洲国家走上了商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共同驱动下的殖民扩张及争夺国际市场垄断权的道路。欧亚结构性贸易不平衡，将欧洲、美洲的白银引入中国。在“白银”的牵动下，中国金融系统出现了继欧洲金融系统演进之后的第二轮演进。但由于演进次序的居后，和世界白银的有限，决定了中国金融系统演进的不彻底。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货币制度上形成了银铜双本位而没有形成纯粹的银本位；二是在金融功能上，从以农业金融为主过渡到了以商业金融为主，但还没有形成欧洲那样商业金融程度更高、更加成熟的局面。贵金属的减少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又激励了欧洲银行业的国际汇兑和信用创造功能，并在此基础上确立了中央银行制度；同时白银的流出，黄金的流入，使黄金在国内流通市场的地位日益突出，一个日趋成熟的准备金金本位制逐渐形成；国际贸易的发展也使欧洲国家在世界金融体系中的地位提高，并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金融的第一级次，与此同时欧洲已进入“工业革命”的门槛。而中国则被纳入了以英国为中心的国际货币网、信贷网和汇兑网，在世界金融体系中居于被动的次级地位。
鸦片战争到清末这段时期，中国对外金融关系呈现了较为明显的殖民地半殖民地金融关系的特征。西方列强的枪炮轰开中国的国门后，外国货币、外国金融机构便长驱直入，中国金融系统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进入了对比自己先进得多的“工业金融”的被动的、全面的开放阶段。由于金融系统的边界破损，系统内正反馈机制、内在协同的非线性相干机制匮乏，使中国金融系统不仅由原先的稳定过渡到了混乱（包括货币流通领域的混乱、中国金融业的畸形发展）的阶段，而且没有在混乱的情况下实现“自组织”，向更高一层的稳定系统转化。但是，这个时期中国金融系统的“弱势地位”、“边界破损”和“系统混乱”，却对西方工业国家金融网的向外扩张极为有利，中国的金融资源被这张网“吸食”、金融市场被这张网所“覆盖”，世界金融系统在一种弱肉强食的基础上又取得了新的平衡。
北洋政府时期，西方工业国家已由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进入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而中国却处于军阀混战、割据的状态。袁世凯、段祺瑞为了获得统治政权，极力依靠资本主义列强的政治、经济、金融支持，而列强们则通过政府借款控制被扶植起来的党羽，通过实业贷款和合资企业、合办银行控制中国的经济、金融命脉。西方列强对中国是支配、扼制关系，中国对它们则是依附关系。
南京政府时期，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先是1929~1933年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其后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以及美国世界霸权的确立，这些都对中国对外金融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致在中国出现了“吞食、依存、破坏、利用”共存的系统关系。“吞食”关系，是指日本对中国的台湾、伪满洲、华北、华中地区的金融系统的“食而化之”的金融侵略关系；“利用”关系，是指美国通过“美麦借款”和“美棉借款”向中国输出商品，以缓解美国的经济危机、向南京政府提供战争援助，先是对抗日本，避免战火蔓延到美国，后是对抗人民解放军，以免南京政府垮台后美国失去对中国的控制；“破坏”关系，是指美国的白银政策无情地破坏了中国的货币体系，致使中国经济处于近乎崩溃的边缘；“依存”关系，是指南京政府对美国在资金来源、货币制度的维持等方面的单向“依存”关系。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对外金融关系经历了由半封闭到近乎全封闭的变化。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为了应对西方世界在“冷战”思维下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封锁包围”，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起，融入了以前苏联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融资、结算体系；6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因为不屈从于前苏联的控制，中断了与前苏联的经济、金融关系，也中断了与前苏联势力范围之内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国由半封闭状态进入近乎全封闭状态，国内的金融业萎缩，正常的对外金融关系几乎中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了渐进开放的策略，对外金融关系的展开随着国内金融系统演进的需要而不断推进，通过对系统边界输出、输入的控制和对系统涨落的控制，中国金融系统的竞争能力和系统功能不断提高，也更紧密地融入了世界金融体系。但是，由于系统对称性破缺关系的存在，中国金融系统与亚洲大部分国家的金融系统一样，融入了美元资金循环体系，目前这一体系已到了远离平衡的不稳定状态，中国对外金融关系因此也进入了关键的“分歧点”，采取什么样的对外金融战略显得越加重要。
二、对外金融关系演进规律
（一）金融系统融合层层递进
中国对外金融关系经历了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演进路径。
从地理范围上看，中国对外金融关系最早发生在连接中外贸易的丝绸之路上；随后在周边国家和地区全面铺开；再后来就是通过“中—英—印”和“中—英—美”这两个三角贸易和结算关系与国际金融的结算网相连，与世界白银流动的渠道相通；鸦片战争后，西方金融机构大举进入中国，外国货币在中国随意流通，外国的借款和投资大量涌入，中国已经在本土与外面的世界发生了紧密的联系；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中国加强了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官方金融联系，以及对本国金融体系的相对封闭，这时的金融关系是不完全的、片面的，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对外金融关系近乎停滞，出现了对外金融关系的萎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实施了“引进来、走出去”的战略，对外金融关系也从沿海到内地、从国际金融舞台到区域金融领域，全方位、多层次的金融关系渐次铺开。
从对外金融关系的深度来看，最初是偶尔的发生在丝绸之路上的、对中国金融影响不深的货币关系；其后是周边国家对中国铜币的争夺关系；再后是世界白银的大量流入，这为中国白银本位的确立创造了外部条件。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金融的进入，西方的金融组织、金融制度、金融产品、金融管理理念等都对中国的金融业产生了影响，并刺激了中国由商业金融向工业金融的转变；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中国金融受前苏联金融制度影响较深，不仅与前苏联有较密切的资金关系、汇率关系，而且在金融制度上也是模仿前苏联而设计的；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对外金融关系由官方到民间，由政府推动到市场引导，由单一的政府融资到直接投资、发行国际债券、股票及开放银行、保险、证券市场，上到国家的金融政策、中国金融制度的建设，中到外汇市场、货币和资本市场，下到金融机构的具体业务，无一不涉及对外金融关系。可见，中国对外金融关系是由浅入深地向前发展的。
中国对外金融关系的这种演进规律，是和金融系统由简单到复杂，由相对孤立到紧密联系的演化过程相一致。
（二）以对称性破缺方式存在于世界金融系统
“对称性”强调的是事物存在方式的“同质性、均匀性”等与空间方向和时间原点无关的状态，而“对称性破缺”则强调“差异”，包括空间存在形态、结构、功能的差异和时间演化过程中的差异。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差异”，系统内各元素（或子系统）间才会产生相互需要的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与转化，形成系统内的“非线性相干”关系，在“非线性相干”关系的作用下，系统内各元素（或子系统）又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各元素（或各子系统）在对称性破缺的基础上又产生了另一种相互协调的、近似对称的功能、结构的联系。
中国金融系统始终是以某种“对称性破缺”的形式镶嵌于世界金融大系统中的。古代的“黄金、铜币”货币体系与波斯、罗马的金银币体系相对应，而西欧进入“银荒”时期后，中国的“铜币”体系迅速向外扩张；西欧实行银本位制及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中国过渡到“银铜”双本位制→工业国过渡到金本位制→中国进入纸币时代。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体系对中国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中国步入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金融体系”。改革开放后，中国金融系统从孤立和封闭走向开放，融入国际资金循环的轨道后，又与美国的资金流动形成“对称性破缺”。
“对称性破缺”不仅会因“破缺”产生的“非线性相干”关系，使系统由无序走向有序，而且也使系统处于一种近似稳定的“亚稳态”之中。并随着系统内外的涨落作用，从“亚稳态”进入远离平衡的“失稳”状态，直至重新形成新的“亚稳态”，对外金融关系发生大的变化，正是在系统远离平衡的时刻。
（三）受国内政治经济系统的制约
一国的金融系统与它的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等子系统共同构成国内系统，因此，对外金融关系必然会受到这些子系统的影响，尤其是在经济决定金融、政权制约金融的前提下，这一影响更加明显。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1.“二重制度结构”的路径约束
中国“二重制度结构”的特征就是“发达而富有控制力的上层结构，流动性强且分散化的下层结构，在上下两层结构之间却缺乏严密有效且富于协调功能的中间结构”。这种特殊结构的强化机制集中表现为“重农轻末”的思想，这种思想抑制了国内商业的充分发展，也抑制了因商业发展而引致的金融发展，使中国国内的金融结构长期因缺乏中间层次而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在对外金融关系上，由于国家对私人外贸的长期不鼓励，甚至打击的政策，导致中国的私人外贸萎缩，由外贸引起的对外金融关系拓展和金融制度变迁也就屡屡失去了最好时机，最终出现了中国经济实力强大而金融制度却落后的“反差”现象，这种“落后”又使中国在对外金融关系中常常处于劣势。
“二重制度结构”对对外金融关系的路径约束表现在，当国家不干预对外贸易及对外金融的正常发展的时候，或者国家的利益与金融外向型发展相一致的时候，中国对外金融关系就会处于自然演进或迅速推进阶段，而当国家利益与金融自身外向发展的利益不一致时，对外金融关系的发展就会偏离正常的轨道或者干脆萎缩。
公元前2世纪~公元8世纪、明末清初，这两个时期是国家对金融业管理最少的时期，但这两个时期却出现了内外金融关系自然演进、良性循环的局面；公元8世纪~16世纪中期，“铜钱外流”的货币现象，使国家利益与金融系统发展的利益出现矛盾，于是出现了首次国家干预，但因为干预方法的原始和对铜钱不足的替代措施的不完善和不成熟，这种干预不仅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不适当地刺激了国内金融的反馈能力，加速了铜钱的外流；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中国政府就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首先想到的是维持自己国家代理人身份的问题，于是国家代理人的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为了巩固自己对政权的统治，他们对入侵者委曲求全，表现在对外金融关系上，就是一系列附带条件的借款和给予外国金融更多特权的制度安排，清末的政府如此，北洋政府时期更是如此，南京政府时期，虽曾努力维护国家利益，但最终不得不选择在对外金融关系上对英、美（尤其是美国）的依附；计划经济时期，由于国际政治环境的限制，国家被迫出于政治和经济双重目的，亲自安排对外金融关系，这种对金融系统自身发展能力的替代和剥夺，使对外金融关系在一种扭曲的状态下发展，最终导致对外金融关系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陷于停顿状态；改革开放后，国家利益与金融发展的利益趋于一致，国家采取了逐渐放开并培养和激励金融系统的自身功能的做法，为对外金融关系的均衡、协调发展创造了积极的条件，对外金融关系良性发展和主动发展的趋势增强。
2.经济周期决定对外金融关系的方向转换
从中国对外金融关系与经济的联系看，二者的关系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即当中国的经济发展处在上升通道的时候，对外金融关系的方向表现为内引，而一旦中国经济的发展达到或跨越了鼎盛时期，处于发展速度放慢或停顿时期时，对外金融关系又表现为外扩的倾向。
从公元前2世纪~公元8世纪，中国的手工生产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丝绸受到西亚和东欧国家的普遍欢迎，由于中国的丝绸出口大于从国外的商品进口，因此外国货币开始流入中国，中外金融关系首次出现“内引”现象；公元8世纪到明中期，中国的经济发展已经处于鼎盛时期，大唐盛世、宋元时期对外经贸的大发展都是在这个时期，因此从经济实力上看，中国首屈一指；但从经济发展速度上，周边国家与中国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和中国的进口大量是奢侈品的情况，都可以说明发展速度在下降，这个时期随着进口的增多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对外影响，中国的铜钱大量流出国境，出现了对外金融关系上的外扩现象；明中期到鸦片战争前，中国的商品在西方国家找到了很大的市场，巨额的出口换来的是白银的大量流入，白银的流入不仅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而且使中国金融的面貌也大为改观，这是又一次“内引”的时期；鸦片战争以后到甲午战争时期，是中国经济迅速衰退的时期，随着外来者的入侵和鸦片的大量流入，白银由进转出，中国的金融资源通过这一渠道大量流失；甲午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的经济在衰败中维持生存，而且是在西方人控制下的生存，不仅金融主权、经济主权，甚至政治主权都出现了受控于人的局面，这一时期外国金融机构、外国货币、外国借款和投资的大量涌入，与其说是中国经济维持生存所必需，不如说是外国企业和政府对中国极尽搜刮之能事的表现；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的经济经历了恢复—过快发展—调整整顿—发展—“文革”期间时的倒退这几个阶段，在发展时期获得了前苏联的贷款支持，而其后发展的放慢与资金的短缺有很大关系；改革开放以后，大力引入外国资金、外国金融机构、国内金融体制进行了改革，国民经济也呈快速发展趋势，近年来，国内储蓄和外汇储备增多、人民币流出、企业出国办厂等日益增多，说明中国的经济已经到了其发展的高峰，今后经济发展的速度会放慢，“走出去”的倾向越来越明显，而对外金融关系也出现了向外扩张的迹象。
（四）金融关系转换发生在系统远离平衡之时
中国金融系统是世界金融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除了受国内系统环境的影响外，还受世界金融系统变动的影响。在世界金融系统处于较为稳定的时期时，中国对外金融关系一般也会保持一种稳定状态，而当世界金融系统进入远离平衡的状态时，原有的系统结构就会出现动荡，系统会出现“分歧”，经过一定的涨落和放大后，系统又会以新的结构进入下一个“亚稳态”。中国金融系统时时处于系统内外相互作用的状态下，因此世界金融系统的演变必然会带来中国对外金融关系的巨大转变。中国对外金融关系演进的历史，充分说明了对外金融关系的转换恰恰发生在世界金融系统远离平衡的时刻。第一次不平衡是欧洲面临“银荒”的时刻，中国铜货币体系向外扩张；第二次不平衡是白银大量流入中国，以致欧洲已经没有白银可以支付的时刻，鸦片贸易—白银流出—中外汇兑、借贷关系出现；第三次不平衡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解除的时候，中国从封闭、孤立的金融关系迅速转变为开放、多元的金融关系；第四次不平衡是目前由中美贸易不平衡所引致的金融关系的不平衡，中国对外金融关系面临一次大的调整时期。
（五）强金融系统支配弱金融系统
这里的“强”、“弱”指的是系统自组织能力的强弱，一般情况下，在同一背景条件下，同类系统或异类系统之间合作与竞争的结果，往往取决于系统内部组织能力的强弱。自组织能力强的系统，往往能顺应环境的发展，充分吸收和利用系统内外部资源，主动调节系统内部结构和外部关系，并且在与其他系统的合作与竞争过程中，总会战胜以致支配自组织能力较弱的系统。中国对外金融关系的演进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中外金融体系的真正冲突起始于鸦片战争后，当英国工业金融的触角延伸到中国以后，不仅摧毁了中国商业的金融体系，而且通过各种手段支配了中国的金融体系；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入世保护期”临近结束的时候，中外金融系统又一次面临正面交锋，发达国家“后工业时代”金融系统强于我国“前工业时代”金融系统的事实是不能回避的。但是，系统的自组织能力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调节的，关键看系统采取的是什么样的调节方式。清朝政府采取的是被动的、全面开放的、失去边界保护的、自反馈能力极低的调节方式，因此它不能避免被吞噬的厄运；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采取的是主动开放、有边界保护和控制、主动调节、积极反馈的策略，这是迅速提高系统自组织能力的有效方式，因此，在面对外来金融系统的冲击中，中国金融系统不可能被吞噬，而可能通过主动调节实现系统升级，最终实现内外金融系统双赢的局面。
三、对外金融关系演进趋势
中国对外金融关系的发展轨迹表明，目前我国的对外金融关系已经进入了非常关键的“远离平衡”的“非稳定区”，到了系统演进的“分水岭脊”上。在“分水岭脊”上与系统演进条件相容的点不再只有一个，而可能是多个，即存在多个决定系统未来演进方向的“分歧点”。系统选择哪个“分歧点”是不确定的，而是对外部环境和初始点具有极强的“敏感性”，任何微小的“涨落”都足以使系统由一个“分歧点”进入另一个“分歧点”，系统的状态和结构便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变化。但是在系统演进面前，人并不总是被动的，正是因为系统在“分水岭脊”上的这种不稳定性和多选择性，才愈发体现了我们主动创造条件，影响系统的选择，使系统朝着我们合意的方向演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我们可以通过改变系统边界的输入、输出，改变系统要素间的相互关系，改变系统的选择空间，影响系统演进的外部环境或条件约束，进而使系统演进朝着我们期望的方向进行。
（一）内外金融竞争将以“双赢”结局
得出内外金融竞争将以“双赢”结局的推论，主要是与我国清朝时面临的类似情形相比较而言的。
中国的对外金融开放，以至于发展到现在的内外金融间将进行“全面交锋”，其目的只有一个，即通过开放给国内金融系统引入“负熵流”，促进国内金融业的发展和竞争能力的提高。可以说，这是我国金融系统演进的目的，而对外金融关系正是在这个目的的基础上展开的。与清朝被动的、全面的金融开放导致的国内金融系统涣散的结果相比，本次金融开放有着截然不同的情形，因此结果必然大相径庭。主要理由如下：
1.“被动开放”与“主动开放”之别
本次金融系统开放是主动开放，符合系统向更高层次演进的目的、符合金融全球一体化的世界金融系统演进趋势，是有准备、有意识、顺应系统演进潮流的开放；清朝的金融系统开放，是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的被动开放，国内金融系统的演进忽然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而系统还没有做好应对外部冲击的准备，更没有吸收外部“负熵流”的能力，系统原有的体系被破坏，而新的体系又无法形成，因此无奈地进入了“涣散”的状态。
2.“一次开放”与“渐进开放”之别
本次金融系统开放是“渐进开放”，开放度逐步扩大与国内金融系统吸收、消化能力的渐进提高是相一致的，在保证开放给系统带来的“益处”的同时，尽量减少了开放对系统的“不利”冲击；而清朝的金融开放是在英国强炮轰击下的一次全面开放，系统既没有吸收、消化的能力，又没有应对冲击的能力，因此系统演进不是进入更为“有序”的状态，而是向“混乱”、“无序”靠近。
3.“边界缺损”与“边界控制”之别
本次金融开放是在国家对系统边界有完全的控制能力，并能对通过系统边界的输出输入的内容和流量进行及时、到位的调节的金融开放，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国际资本大量外逃，我国不仅加强了对资本流出的控制，而且采取措施吸引资本流入，起到了逆向调节的作用；2005年在人民币升值预期下，大量资本又纷纷流入国内，国家转而重点关注资本流入问题，并乘外汇管理体制改革之际打开了多项资本流出的通道，缓解了资本内流的压力。由于对系统边界这种有力的控制和及时的调节，保证了外部环境对系统“正反馈”刺激的持续性，使系统演进始终处于预定的轨道；而清朝的金融开放是在系统边界缺损情况下开放的，国家对系统边界没有控制能力，更无法左右通过边界的输出和输入，也就决定了国家不能维护本国系统的完整、不能掌控本国金融系统的演进方向和路径。
4.改变系统要素间相互关系的能力之别
清朝金融系统全面开放后，国家缺乏对金融系统有力的控制（清末才开始制定银行法，大清银行作为国家银行也仅仅起到“政府银行”的作用，并没有承担起中央银行的职责），而且即使到清末有了银行法，法律的执行也大打折扣，各省各自为政的情形相当严重。对外资金融机构和内资金融机构关系的调节上，更是无能为力。主要表现在“扬外抑内”，外资金融机构不仅享有不受清政府管制的“治外法权”，而且在国内金融机构与外资金融机构存在利益冲突时，清政府往往采取的是打击和压制国内金融机构的办法，国家对系统内关系调节的“无能”，正是当时国内金融系统迅速溃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本次金融开放，是国家对系统内子系统间相互关系有完全的控制能力，并积极调解情形下的开放。表现为国家在开放的同时，始终在通过金融监管和金融改革强化国内金融系统的市场化、规范化机制，增强国内金融系统的竞争能力；在对待外资金融机构和内资金融机构的关系上，始终采取的是“为我所用、互利双赢”的原则，对外资金融机构从引入到逐步取消业务和地域范围的限制，这一进程是与国内金融改革配套进行的，是国内金融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改变系统内部关系的能力之别，是决定系统演进朝什么方向进行的一个重要因素。
5.改变“选择空间”的能力之别
所谓“选择空间”就是指一个系统（通常是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所有吸引子构成的空间。在系统演进的“分水岭脊”上，系统在相空间存在多个“吸引子”，整个相空间被划分成若干个“流域”或“盆地”，每个“流域”的点随时间推移趋向一个特定的“吸引子”。因此，系统的长时间行为，依赖于初始点所在的流域，但同一流域中的点都会殊途同归，达到同一个“吸引子”。改变“选择空间”就是通过控制参数的变动，是若干个盆地产生或消失，从而导致“选择空间”扩大或缩小，也就是说，可以通过人为干预，来控制系统演化的方向、速度和途径。
清朝时，当外国货币、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对中国金融系统形成冲击时，清政府在初期不能及时地意识到应该改变“选择空间”，使中国金融系统向更高阶段发展。而到了后期，它想进行金融改革、货币制度改革，也就是改变“选择空间”的时候，又因力量弱小，敌不过内外环境的干扰而徒劳无功；当前，国家通过金融政策的干预，力促金融系统向国际水平靠拢。逐渐关闭了“计划、保守”的金融系统演进的“选择空间”，而慢慢放大了“国际化、现代化、市场化”的“选择空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金融系统的演进正是沿着这一脉络进行的。
（二）外围金融稳定还需时日
系统间的关系保持协调是系统稳定和功能充分发挥的保证，而系统间物质、能量或信息的交换关系是影响系统功能的主导关系，这些关系如果出了问题，物质、能量或信息的流动、变换、转化与循环就会受到阻碍，系统的功能自然也就不能正常发挥。目前，在美元霸权主导的全球金融体系下，亚洲国家的金融系统与美国国际货币主导国的金融系统间，存在畸形的依存与破坏关系，正是这种不正常的系统关系，给东亚国家带来了危机感，同时使整个世界金融系统处于极度不稳定之中。
为了共同抵御外部冲击带来的风险，改变东亚国家所面临的被动化、边缘化的系统命运，东亚国家选择了“东亚金融一体化”。这种选择一方面可以弱化东亚国家对美国的依赖；另一方面由于东亚国家整体金融实力的上升，将会对美国、欧洲的金融实力形成抗衡。当三大金融实力处于相对均衡状态时，整个国际金融系统会出现新的稳定局面，在“三足鼎立”基础上达成新的稳定联盟的国际金融系统将会出现，国际金融系统将向着为世界经济提供稳定金融支持的方向演进。
但是东亚国家推动的“亚洲金融一体化”能否最终成为决定世界金融系统演变的一个关键“序参量”，则在于东亚国家金融系统内部能否形成具有非线性相干关系的“内在协同”，以及是否具有有利于东亚金融一体化的外部环境。但这内外两方面的环境都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能否成为有力的决定因素，更取决于未来的变化。
1.内在协同程度较低
内在协同是指系统内部各子系统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如相互制约、相互耦合、合理分工、差异协同等，内在协同能使原来分散的子系统联结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稳定的结构并产生在分散情况下所没有的系统功能，内在协同是系统进化的决定因素。
但目前东亚金融一体化仍处于较低的内在协同水平：
（1）东亚地区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度较大，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和金融部门的成熟度也有较大差异，金融开放度大小不同，这对金融一体化的形成造成一定的障碍（如亚洲债券的发行就遇到各国金融市场开放度不同的法律障碍）。
（2）由于一些国家对历史问题的回避，亚洲国家在政治上缺乏应有的友善和协调，如果各国不能正确解决政治争端问题，必然将其矛盾反映在金融合作的不一致上，这将会阻碍亚洲金融一体化的进程。日本始终想争夺东亚金融一体化的领导权，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叫嚣“中国威胁论”，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又以邻为壑、落井下石，任日元狂跌，加大人民币币值稳定的压力；如今，日本政府又逼迫人民币升值，抛出“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暗中策应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将中国不视为经济、金融合作伙伴，而视为竞争的敌手甚至妖魔。印度也是一个发展迅速的大国，“中国威胁论”也代表了印度部分人的看法。总之，在东亚的中、日、印三国之间，一旦将合作变为敌对，内在协同便会毁于一旦，东亚金融一体化将难以形成。
（3）区内贸易的需求是亚洲金融一体化的经济基础，尽管目前有了“10+3”的框架、有了东亚经贸圈的雏形，但是，从总体上看，亚洲国家和地区的贸易伙伴主要还是美国以及欧洲，区内贸易所占比重仍然很小，对金融一体化的需求并不十分迫切。
（4）目前的金融一体化进程仍处在初级阶段。东亚国家目前的呼唤安排有：1977年的“东盟互换安排”、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东盟借款安排”、“东盟双边回购协议”、2000年清迈倡议所倡导的“10+3”模式的双边货币互换安排等。可以说这些安排增强了东亚国家在应付危机时的资金流动性。但这些安排主要以双边安排为主，资金的动用取决于借款国的意愿，缺乏一个统一的规则。另外，为了防范借入国的道德风险，目前双边安排中的资金提用90%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条件挂钩，无疑限制了资金的流动性和亚洲金融一体化的自主性。由此可见，东亚金融一体化仍处于初级阶段，真正内在协同机制的形成还需时日。
2.外部影响的不确定性
外部的影响主要来自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美国来说，在不承担过多责任的情况下，保持对世界各地的控制或干预，是它们一贯行事的宗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国仍能成为国际金融体系的主导国，便是充分运用了这种“单向选择权”。即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后，国际金融体系便进入了一个主要靠市场规则并辅之以部分集体规则（如《巴塞尔协议》的规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规则等）运作的体系，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不论是市场力量还是规则制定力量方面都是举足轻重的一员，便拥有了选择承担或不承担责任、多承担还是少承担责任、干预或不干预的“单向选择权”，在其控制力量更灵活、更强大的同时，责任的枷锁却被轻易地卸掉了。
美国对东亚金融一体化的态度便遵循了这样的逻辑，1990年，美国反对马来西亚总理穆罕默德·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集团的建议，理由是该建议没有包括美国。美国却支持亚太经济合作论坛，原因是这个论坛包括了美国；美国没有反对《清迈协定》，原因是协定中的双方互换安排，不仅没有威胁到美国的控制力，还减轻了美国对这一地区提供资金支持的压力。但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却反对最初提出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因为这会将美国和基金组织的影响排除在外。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高速增长，需要巨额流入资金支持时，它们不希望亚洲国家团结起来，出现区域性的金融市场。而目前美国经济增速下降，作为最大的债务国，它不会希望在这个时候偿付债务，因此亚洲金融一体化、亚洲金融市场的出现，或许能减轻美国这方面的压力，这也是这一轮“亚洲金融一体化”高潮出现之时，美国反对之声渐小的原因。
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说，区域性金融一体化的出现，一方面会减少基金组织的融资压力；另一方面也会减少基金组织通过贷款安排对这一地区的控制能力。这样的地区增加之后，基金组织在防范和管理危机方面、在全球金融失衡协调方面的重要性将退居第二位，这一点当然是基金组织不愿意看到的。不过目前东亚金融一体化，在融资安排上对基金组织有很大的依赖性，因此来自基金组织的阻力还不大，但发展到后期，融资安排的独立性增强后，可能会遇到基金组织方面的阻力。
但是，对东亚国家来说，不管美国和基金组织的态度如何，从自身出发、以自己的利益为准绳去采取行动，不仅对自己有利，对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也是有利的，这不是外部的反对能够左右得了的。
（三）“人民币圈”将在一定范围内形成
得出“人民币圈”将在一定范围内形成的结论是基于以下理由：（1）中国正在越过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随着人民币升值、出口减少、国内物价下降等各方面影响因素的释放，国内的经济增长速度会趋于下降，而根据对外金融关系演进的规律，这一时期既是中国企业大批走向海外的时期，还是中国对外金融关系“外扩”的时期，外扩的结果必然推动人民币交易范围的扩大，进而形成一定范围内的“人民币圈”。（2）“人民币圈”的雏形已经出现。人民币在中国大陆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边境贸易中被广泛接受为结算和支付货币，以至于有“第二美元”之称。人民币目前不仅在香港、澳门地区可以直接使用，而且在越南、缅甸、柬埔寨等国全境通用，在韩国、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国一定程度上被接受，在俄罗斯、中国台湾省都可以作为贸易支付手段。（3）国家采取了各种措施积极推动“人民币圈”的形成。如屡次提高居民出国购汇的限额，允许人民币银联卡在香港地区使用，允许香港地区银行开办人民币存款业务，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签订人民币结算的双边协定，并逐渐建立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币清算系统等。在国内，则逐渐放开人民币利率，逐渐放开人民币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的限制等，这些措施都顺应了周边国家和地区对人民币的需求，不仅有利于中国与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往来，还有利于地区金融的稳定。
四、确立主动协调的对外金融战略
主动协调的对外金融战略，是指主动采取措施，增强本国金融系统的自组织能力，以应对外来金融的激烈竞争；主动协调中国金融系统与其他金融系统的互依、互利关系，推动世界金融系统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演进；主动寻求并把握系统演进临界点的机遇，使系统选择我们所期望的“分歧”。
从中国对外金融关系的演进轨迹来看，我们经历了自然演进、被动演进和主动演进三个阶段。在自然演进阶段，因为无法突破二重制度结构的约束，而产生了与西欧金融系统相比的“制度落差”；被动演进阶段沦为发达国家金融“魔爪”下的“羔羊”；计划经济和改革开放以来主动演进的不同结局，使我们认识到，在同样的“二重制度”结构下，正向协调与反向协调的巨大反差。事实证明，只有主动的正向协调，才是改善对外金融关系的惟一出路。
从对外金融关系演进的规律与趋势来看，中国将更深地融入世界金融系统，内外金融系统的对接将在更全面、更开放和更无障碍的环境中进行，既然中国金融系统始终会以某种方式镶嵌于世界金融系统中，而且随时面临弱肉强食的威胁，那么主动协调就会将系统演进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而被动协调则前途未卜。目前我们正处在系统演进的临界点，主动创造条件，推动系统关系的良性循环，是实现主动协调战略的主要方式。
具体来说，实现主动协调战略需要采取以下措施：
（一）要有历史观、系统观和全球谋略观
在全球金融系统演进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不仅看到了全球金融系统从低级向高级演进、从分裂向融合演进的客观历史规律，还看到了支配全球金融系统、起“序参量”作用的子系统是不断更替的。农业时代，中国、罗马等国的金融系统分别在本地区起着“吸引子”的作用，同时又是决定世界金融系统演进的“序参量”；工业时代，是英国为首的欧洲金融系统占支配地位的时代；而后工业时代，美国则占据了世界金融系统的霸主地位；在目前信息化、全球化的背景下，区域金融的力量迅速成长，正是“秋风起兮，云飞扬”的时代，世界金融系统的支配力量在重新组合和配置。没有永久的“胜者”，也没有永久的“败者”。只有拥有这样的历史观，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去把握中国对外金融关系的脉络，才能认清未来的方向，有意识地把握时机的来临，积极推动对外金融关系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
对外金融关系是国内外金融系统间关系的综合反映，中国金融系统不能脱离世界金融系统而独立存在，而国内金融系统的健康与否又决定了其在世界金融系统中的生存能力大小。因此，我们必须以系统观来看待对外金融关系的发展问题。目前的世界金融系统是靠隐藏在市场力量背后的国家力量支撑的金融体系，我们可能没有明确的对手，却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可能没有明确的朋友，却有到处敞开的“大门”。国家金融子系统在金融全球化、区域化的背景下变得越来越渺小，有效地参与区域金融组织和全球金融组织，并争取在其中的话语权，成了国家金融子系统力量大小的标志；随着国内外金融系统间樊篱的逐渐拆除，国内金融系统国际化，和国际金融系统国内化的特点日益明显，系统内外的连通、联动作用日益增强，必须在充分把握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前提下，有效提高国内金融系统在这一背景下的生存能力。
金融系统演进的过程中会经历一个又一个的“稳定→不稳定”、“平衡→不平衡”的轮回，而这其中“涨落”、“分歧点的出现和选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所谓“金融谋略观”便是在了解内外金融系统的运行及相互作用的规律的前提下，对金融系统“涨落”进行有选择地控制，即弱化甚至消除不利涨落对系统的影响，放大甚至制造对系统有利涨落的出现；当金融系统运行到远离平衡的、出现众多“分歧点”的“分水岭脊”上时，要充分利用人为的、偶然的刺激因素，利用金融系统在这一时刻对初始条件的高度敏感性，引导金融系统选择有利于系统演进的“分歧点”，进入我们希望的“相空间”，然后再利用“涨落”作用促进新的金融系统的快速形成。
（二）对国内金融系统进行“合目的”控制
对外金融关系的主体是国内金融系统，因此，国内金融系统的内在协同能力如何、对外部信息和资源的敏感程度、吸收能力和反馈能力如何，直接决定了对外金融关系开展的过程与结果。虽然我们预期中外金融竞争的结果是实现内外“双赢”，但是在赢多、赢少，快赢、慢赢的问题上，仍取决于国内金融体系的健康程度如何。我国的金融体系已经基本上接近市场经济的运作模式了，但还存在许多内部不协同的地方，如国有金融部门占据金融领域绝对的垄断地位，但始终是“断不了奶”的孩子，虽然国家全力打造其经营能力，但真正的实力如何，还有待市场考验；农村金融基础薄弱，地下金融盛行，说明整个金融体系存在严重的不协同现象；经济快速增长而证券市场却日益冷清；利率市场化进行了十几年仍不敢放开……这些现象都说明应该对国内金融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进行重新配置，以提高系统的整体效能。但配置的方法不是不顾金融系统演进规律的“行政安排”，而是进行“合目的”控制。
所谓“合目的”控制，是根据系统演进的选择空间由环境决定并随外参量而改变，一旦系统进入某个选择空间，便会自动或快或慢地向某一个“吸引子”靠拢，即系统演进本身具有一定的“目的性”这一原理，通过改变系统演进的约束条件，使系统的演进由自然演进决定的“多中选一”，变为人为干预下的“多中选优”。因为这种控制，是通过改变系统的环境，进而改变系统演进的控制参量，这样一种外在的、宏观的、间接的调控来实现的，是不减少系统微观过程的宏观控制，是将人为干预的目的变为系统自我认同的目的的控制模式。因此“合目的”控制与“行政命令”控制最大的区别就是：在“统而不死，活而不乱”的基础上达到系统组织和效率的统一，是一种保持系统自组织特性的控制。
进行金融“合目的”控制，改变金融系统演进约束条件的方式很多，如使金融系统的边界由封闭变为开放；使金融系统的状态由平衡变为不平衡；放大或收缩相应的涨落；扩大或缩小，甚至消除某些“选择空间”等。通过这些措施，改变金融系统的边界条件、调整金融系统要素间的相互关系，促使金融系统进入人们期望的“选择空间”，从而在不影响系统自组织能力的情况下，左右系统演进的方向。
（三）通过边界控制维护金融安全
从整个世界来看，金融自由化、金融全球化是一个大的趋势，但这个趋势的意义对发展中国家和对发达国家是不一样的。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金融自由化、全球化的意义在于通过放松金融管制增强金融活力，通过金融开放从外部引入本国金融发展所需要的“负熵流”；而对发达国家来说，意义则在于除去限制金融发展的枷锁，为本国金融触角向全球“伸展”，占领全球金融市场铺平道路。
一个是向“强者”学习的、较为“幼稚”的“弱者”，一个是咄咄逼人、处处处于上风的“强者”，同样的“自由化”和“全球化”对二者具有不同的意义。如果我们顺着发达国家的思路，过分强调“自由”而忽视“监管”，过分强调“金融无国界”而忽视“对金融边界控制权”的维护，必然使自己陷入被动和风险之中而不可自拔，以至于中国的金融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
因此，在金融自由化、金融全球化的大潮中，我们更应该牢牢把握系统边界的控制权，对放开哪一部分、如何放开、通过系统边界的信息流与资金流等，都要根据本国金融体系的承受能力进行调节。如2006年根据入世承诺，对外资金融机构实行“国民待遇”后，我们仍可以通过强化监管保证其朝着有利于我国金融系统演进的方向发展，通过资格审批的权利，限制外资金融机构进入的速度和地域，为国内金融业的成长赢得时间；资本项目可自由兑换和人民币汇率浮动，在增强我国金融体系对外界敏感程度的同时，都会给我国带来风险，但不管风险来自何方，影响有多大，只要系统边界的控制权仍掌握在我们手中，总会有能力切断这种风险的传播，而一旦边界控制权失守，系统演进的方向将无从把握，其后果不堪设想。
（四）推动区域金融“规则秩序”的建立
在日本、甚至印度都致力于争夺东亚金融一体化的主导权；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强大日益感到恐惧；美国不甘心失去对亚洲金融的控制力的情况下，中国应该怎么办？笔者认为，从中国的实力和外界的环境来看，“增强实力，以静制动，推动区域金融‘规则秩序’的建立”是最佳的办法，原因如下：
1.中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竞争能力还较低，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保证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因此，保持低调，扩充实力是根本。另外，在金融系统演进的过程中，总是实力最强的国家处于领导地位，这种吸引力和凝聚力是自然产生的，争是争不来的。再次，争夺领导权的另一层含义是要付出沉重的代价来保卫这一权利，历史上每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都因成本太高而不得不放弃，美国更是采取了一个“有选择权”的控制方式。因此，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步别人的后尘，只需要做好强化国内金融系统、拓展本国金融系统的影响边界、在国际金融网络中占据一席之地，就可以增强自己的凝聚力和影响力，那么中国对亚洲金融一体化和国际金融局势的左右能力也自然会增强。
2.亚洲金融一体化的关键在于内在协同，求同存异是亚洲金融系统摆脱美国控制的惟一出路，中国只有努力推动亚洲各国的金融合作，才能实现大家的“共赢”，如果加入争夺区域金融主导权的行列，必然导致本不紧密的系统机制趋于涣散，使系统更深地陷入受外部控制的局面。
3.维护中国在区域和全球中的金融利益，制约不负责任的强权的有效办法，是通过协议和规则来约束各方，将金融道德作为一个标准，以责任与利益相制衡为准绳，确定合作中各方的责任和权利的办法，是在世界金融体系由“强权秩序”向“规则秩序”时代转变的一个有效办法，欧元区的内部合作就是一个成功的典范。
（五）推动建立金融外部性内部化的国际金融新秩序
从世界金融发展的角度来看，各主要大国都在不惜代价、不计手段地追逐国际金融领域的领导权，使自己成为国际信贷中心、国际结算中心、国际货币发行国，甚至国际规则制定国。在经济一体化，经济金融化的今天，这种争夺就更加激烈，欧元的崛起就是欧洲各国联合起来欲与美国平分天下的表现。追逐的结果是毫无顾忌地占领世界金融资源，破坏落后国家的金融体系，而一旦发生危机，便会指责危机国的制度问题，全然不顾自身金融扩张的外部效应。但是在如今金融一体化，金融效应在全世界的反馈和波及速度越来越快，影响面越来越广的时代，忽视金融外部性问题将是世界所有国家，尤其是抵抗能力极低的发展中国家首先面临危机。因此，新的国际金融新秩序，不应该建立在大国利益的基础上，而应该从全球金融稳定的角度去考虑，应该建立金融外部性内部化的新秩序，通过金融法规、市场监督、政府强制、国际制裁等手段，约束大国在享受国际金融最大利益的同时，也要承担其金融外部性所带来的负面后果，以金融外部性内部化的原则约束所有国家的金融行为。
（六）人民币汇率不宜大幅波动
在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开放，远未成熟的情况下，中国的国际收支主要受贸易收支的影响，而对一个以贸易收支为主要内容的国家来说，汇率的巨幅波动、频繁波动对国内进出口商是一个致命打击，尤其是对没有学会如何在汇率波动中生存的发展中国家的进出口商而言。另外，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如果任人民币汇率过于波动，则不亚于日本在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给亚洲各国及世界金融体系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要想推动亚洲金融一体化的进程，并作为其中的主要力量，人民币币值的稳定至关重要。而目前要维持人民币的相对稳定就要做到以下几点：
1.控制国际资本流动
美国逼迫人民币与美元事实上脱钩后，更主要的目的在于让人民币大幅波动，吸引巨额国际游资的大进大出，这将导致中国金融领域的混乱并打乱整个改革进程。因此，人民币在与美元脱钩后，国家不仅要让人民币在小幅升值的情况下保持相对稳定，更重要的是要控制住威胁这一稳定的国际资本流动，将外部冲击的风险防患于未然。
2.目前仍维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中国公布参考篮子货币而不是基准篮子货币，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因为，如果我们公布了基准篮子货币并公布了汇率决定中各种货币的权重，那么投机者就会通过预测篮子货币的汇率变动来预测人民币汇率的变动，这样，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就会受制于外部因素，外部的任何微小波动都会在投机资本的推动下变成无法抵抗的潮流，那时中国将无法控制人民币的汇率，而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因此，目前将汇率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并不给市场任何明晰的预测线索，使人民币汇率由明转暗，增加投机者的预测难度，对中国来说既赢得了相应的自由，又增加了一层重要的保护。
3.推动汇率形成机制的成熟
理论和实践都充分证明，只有在名义汇率与市场决定的汇率相一致的情况下，汇率才会真正稳定。因此我们一方面在维持汇率相对稳定的同时，另一方面要积极推动汇率形成机制的完善。即从强制结汇向自愿结汇转变，增加外汇市场的参与者和透明度，增加外汇交易品种，允许金融机构持有更多的外汇等，通过市场的成熟和深化，提高市场自动消纳汇率波动的能力，减轻货币当局维护外汇市场稳定的责任和难度。
4.利用欧元牵制美元
人民币汇率决定的重心正从依赖美元向更独立的角色转换，在这个转换的初期，人民币可能无力应对美元的巨幅波动，如何度过这个艰难的时期呢？一方面增加从美国的进口或抛售美元金融资产，缩小人民币兑美元的市场波动；另一方面要将贸易关系向欧盟地区转移，利用欧元与美元抗衡，二者都想争取中国的心理。一方面增加欧元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砝码；另一方面迫使美元不能针对中国进行破坏性的波动。在争取转换过渡期中外部环境稳定的同时，中国还要在周边及东亚地区，通过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亚洲金融一体化，营造一个较为稳定、安全的外部金融环境，为内部汇率形成机制的成熟赢得宝贵的时间。
（七）构建外向型的国际金融网络
目前中国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国际化的步伐正在加快，越来越多的外资金融机构入股中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证券市场、保险市场。固然，中国金融系统功能的提高离不开从外部引入新的管理模式和经验，但是目前最关键的还不是拿国内市场去换取外国金融机构的管理和技术，因为这需要一个漫长的学习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另外，拿来的东西不一定适合中国的国情，需要等待中国经济本身对新型金融功能需求的增加，也需要留出一定的时间让一些新的金融模式来适应中国的国情。
相反，比放开国内金融市场更重要的是构建中国的国际金融网络。目前中国已经走上了外向型发展的道路，更多的企业需要走出国门到国外去发展，而中国经济实力的强大，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更需要在国际金融领域有一个中国自己的金融网络，来为中国的外向型经济服务，为中国金融有持续稳定的外部资源流入和紧急时刻可以动用外部金融网络化解国内金融危机提供保障。但是中国目前的国际金融网络还处于较为幼稚的阶段。一方面金融机构在世界各国的分布不合理，大部分集中在中国的周边地区，如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分布就较密集。另外，这些分布在海外的中资金融机构，大部分只提供简单的金融服务，服务对象多限于中资企业；在当地和世界金融市场上，我国的海外金融机构还不能起到主导作用。面对目前这种网络未形成，功能不强大，作用无法发挥的现状，我国大胆地走上了一条让国有银行与世界顶级金融机构联姻的道路，以期利用对方的国际金融网络，迅速弥补中国的缺陷。但是我们不能不说这一步却是一招险棋。虽然我们对外资金融机构持股比例有明确的限制，但是能不能从被这些老练的国际金融机构垄断的金融领域分得一杯羹，主要看我们的谈判能力和运作能力，仅仅靠股权限制和国内市场的诱惑还不行，还需要引入竞争对手降低对方的谈判砝码，同时强化自己的实力，增大自己的谈判砝码。另外，在全力推动国有银行走出国门的同时，要对民营金融机构放开国内市场，同时鼓励一些有实力的股份制金融机构到国际金融领域打拼，也要动用国家的力量，帮助国内金融机构与其他国家的金融机构加强各个领域的合作，稳扎稳打地编织我们的外部金融网络。
（八）探讨金融机遇理论
从中国金融系统演进的趋势来看，我们已经到了系统演进的临界点，而系统演进临界点的特点是存在多个可选择的演进分歧点，外部环境的任何微小变动，都会使系统选择从一个分歧点跳到另一个分歧点，但是一旦系统选择了某一分歧点后，便会有一种路径依赖只会向某一个方向进行演化，因此系统在演进临界点的决策至关重要。传统的金融理论很少有研究金融机遇理论的，但是我们正处在外部金融关系的“漩涡”中，随时需要进行选择，随时需要做出判断，因此对金融机遇理论研究和探讨就显得更为迫切。
具体来说，金融机遇理论应该包括以下内容：（1）判断金融系统演进过程中存在哪些可选择的分歧；（2）在目前的环境中，哪个分歧最容易被选择；（3）我们希望系统选择的分歧是什么？（4）环境经过怎样的改变才有利于系统选择我们期望的分歧；（5）如何改变环境；（6）如何通过控制涨落让系统在时机最有利的一刻做出正确的选择。
参考文献
1.白钦先：《白钦先经济金融文集》，中国金融出版社1999年版。
2.[俄]巴尔托里德著，郭平梁译：《阿拉伯帝国入侵中亚及其在中亚的统治》，载于《新疆文物》1987年第4期（译文专刊）。
3.[美]冯·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清华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4.[美]冯·贝塔朗菲著，秋同、袁嘉新译：《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应用》，《修订版前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5.北村敬直编：《梦的七十余年》，平凡社1975年版。
6.[美]本拉尔德·西格尔：《争取使中国成为一个比较容易驾驭的国家》，载于《华尔街日报》，1993年3月2日。
7.[日]滨下武志著，朱荫贵、欧阳菲译：《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8.曹均伟：《近代中国与利用外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
9.曹均伟、方小芬：《中国近代利用外资活动》，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10.陈炎：《中缅文化交流两千年》，载于《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1.车培钦：《中国对外金融关系的发展》，载于《中国金融》，1986年第11期。
12.财政科学研究所、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卷，档案出版社1990年版。
13.财政科学研究所、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
14.杜恂诚：《日本在旧中国投资》，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15.杜恂诚：《北洋时期中国新式银行在对外贸易中的作用》，载于《历史研究》，1991年第3期。
16.东有：《西欧的“价格革命”》，载于《价格月刊》，1995年第3期。
17.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8.方豪：《中西交通史》，岳麓书社1987年版。
19.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20.耿爱德：《中国货币论》，商务印书馆1933年版。
21.高明振等主编：《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现代分册），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
22.郭媛：《试论隋唐之际吐鲁番地区的银钱》，载于《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
23.寒藏：《战后上海的金融》，香港金融出版社1941年版。
24.何沁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二版）》，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5.[清]贺长龄编：《清朝经世文编》卷五十三，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
26.郝延年：《中国近代商业革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7.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
28.姜伯勤：《敦煌与波斯》，载于《敦煌研究》，1990年第3期
29.姜宏业：《中国地方银行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30.景学成：《国际金融发展与中国金融改革》，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版。
31.[美]P。金德尔伯格著，徐子健等译：《西欧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年版。
32.姜璐、王德胜等：《系统科学新论》，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
33.布罗代尔著，顾良、张慧君译：《1450~1750年欧洲的价格》，载于《资本主义论丛》，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
34.高程：《从货币和制度的角度看西方世界兴起》，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2003届硕士学位论文》。
35.孔祥毅：《山西票号与中国商业革命》，载于《金融研究》，2002年第8期。
36.孔祥毅：《金融票号史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
37.孔祥毅：《工业化过程中的金融发展1775~1913》，世界金融发展史讲稿。
38. C。W。克劳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1793~1830 ）第九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9.罗丰：《关于西安所出东罗马金币仿制品的讨论》，载于《中国钱币》，1993年第4期。
40.梁方仲：《明代银矿考》，载于《梁方仲经济史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41.雷麦：《外人在华投资》，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
42.[美]罗伯特·达莱克著，伊伟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43.李昕、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编（下），中华书局1982年版。
44.李金明：《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45.李剑农：《中国古代经济史稿》第三卷，1990年版。
46.李刚、徐文华：《十六世纪以来中外贸易通商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载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年第4期。
47.李宏龄著，黄鉴晖校注：《山西票商成败记序》，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48.李必樟：《1854~1898年英国驻上海领事贸易报告汇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49.李育安：《北洋政府时期的币制和纸币的流通》，载于《郑州大学学报》，1995年第6期。
50.李德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4页。
51.林文勋：《略论宋朝钱币向边疆民族地区的流动》，载于《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93年第5期。
52.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
53.利马窦：《利马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
54.刘彦：《最近三十年中国外交史》，太平洋书店1932年版。
55.刘秉麟编著：《近代中国外债史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
56.马伯煌：《中国经济政策思想史》，1993年版。
57.马士：《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年）》，中译本。
58.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
59.梅新育：《略论明代海外贸易与银本位、货币财政制度》，载于《学术研究》，1999年第2期。
60.梅新育：《国际游资与国际金融体系》，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61.牛达生：《从出土西夏窖藏钱币看西夏货币经济》，载于《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62.伊·普里戈金·伊·斯唐热，曾庆宏、沈小峰译：《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63.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64.邱希敏：《中外钱币的相互流通》，载于《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91年第8期。
65.乔幼梅：《宋金贸易中争夺铜币的斗争》，载于《历史研究》，1982年第4期。
66.钱江：《十六~十八世纪国际间白银流动及其输入中国之考察》，载于《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12期。
67.仇华飞：《中美经济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68.全汉升：《中国经济史研究》，新亚出版社1991年版。
69.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70.尚平顺、严彩郡：《中国外汇体制改革理论与实践》，中国经济出版社1995年版。
71.沈小峰、湛垦华：《耗散结构理论和自然辩证法》，载于《自然辩证法通讯》，1980年第2期。
72.《申报》，1872年6月8日；1873年9月22日；1874年2月7日、2月26日；1878年12月10日；1879年5月19日、5月24日、2月24日；1884年1月10日、1月17日。
73.施峰：《单一货币：中国和平崛起的新思路》，载于《经济研究参考》，2004年第5期。
74.[清]三通馆编修：《清朝文献通考》卷一十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75.[汉]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76.萨特，陈宣良等译：《存在与虚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77.汤普逊：《中世纪社会经济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78.唐德泗、黄汉民：《试论1927年以前的中国银行业》，载于《中国近代史研究资料》，第四辑，1985年。
79.田久川：《古代中日关系史》，大连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
80.汪圣铎：《两宋货币史》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81.汪敬虞：《十九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2.汪敬虞：《外国资本在近代中国的金融活动》，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83.王裕巽、王廷洽：《明钱东流对日本钱币文化的影响》，载于《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
84.[美]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85.王士鹤：《明代后期中国—马尼拉—墨西哥贸易的发展》，载于《地理集刊》，1964年第7期。
86.王宏斌：《晚清货币比价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87.王华庆：《中国汇率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88.王元龙：《中国金融安全论》，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年版。
89.万明：《关于明代白银货币化的思考》，载于《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第8期。
90.《外交月报》第3卷，第5期，1933年11月15日。
91.《外汇与外债管理》编写组：《外汇与外债管理》，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92.萧德浩、黄铮：《中越边界历史资料选编》，云南出版社1993年版。
93.萧放：《白银货币的周流与明帝国的命运》，载于《史学月刊》，1989年第6期。
94.玄奘（述）辩机（编撰）：《大唐西域记》卷11 ，文学古籍刊行社版1955年版。
95.夏鼐：《咸阳底张湾隋墓出土的东罗马金币》，载于《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
96.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朝银币》，见《新疆考古三十年》，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97.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四册，1930年版。
98.薛宗正：《汉唐时期新疆商品市易中的货币与丝绸》，载于《中国地方银行史》，第1026~1035页。
99.徐光智：《当代国际经济合作》，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100.徐义生：《中日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1853~1927 ）》，中华书局1962年版。
101.徐诺金：《论我国金融生态问题》，载于《金融时报》，2005年1月11日。
102.相瑞花：《试析近代中国的战争赔款》，载于《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
103.献可：《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在华银行发行纸币概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04.许毅主编：《从百年屈辱到民族复兴》，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05.谢菊曾：《1935年上海白银风潮》，载于《历史研究》，1965年第3期。
106.[美]杨格：《1927~1937年的中国财政经济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107.[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罗荣渠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第1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重印版。
108.杨端六：《清代货币金融史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62年版。
109.杨生茂：《美国外交政策史1775~1989》，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10.喻常森：《元代海外贸易发展的积极作用与局限性》，载于《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95年第2期。
111.易宪容：《资本账户开放的理论与运作》，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01年9月。
112.上海图书馆藏书：《英国领事报告》，1875~1876年。
113.张志尧主编：《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文明》，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1994年版。
114.张绪山：《我国境内发现的拜占庭金币及其相关问题》，载于欧亚学研究>；欧亚考古>；专题研讨。
115.张绪山：《6~7世纪拜占庭帝国对中国的丝绸贸易活动及其见证》，载于欧亚学研究>；欧亚考古>；专题研讨。
116.张祖国：《唐朝中后期的钱币紧缺问题》，载于《中国钱币》，1994年第4期。
117.张铠：《晚明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载于《复印报刊资料经济史》，1988年第10期。
118.张杰：《中国金融制度的结构与变迁》，山西经济出版社1999年版
119.张强：《论系统边界》，载于《哲学研究》，2000年第7期。
120.张南：《国际资金循环与中国对外资金流动》，载于《国际金融研究》，2004年第3期。
121.张振昆：《清末十年间的币制问题》，载于《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122.张亚兰：《从山西票号的兴衰看金融协调》，载于《山西金融教育》，2004年第2期。
123.张亚兰：《内在协同是亚洲金融一体化的关键》，载于《第三届“亚洲经济共同体”高峰国际学术会议论文》，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24.张德昌：《清代鸦片战争前之中西沿海通商》，载于《清华学报》，10卷1期。
125.张芝联、刘学荣：《世界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2001年版。
126.周伯棣：《中国货币史纲》，中华书局1934年版。
127.庄国土：《16~18世纪白银流入中国估算》，载于《中国钱币》，1995年第3期。
128.《字林西报》，1871年11月15日；1872年9月28日；1883年8月20日；1872年9月28日。
129.章伯锋、李宗一主编：《北洋军阀》第1卷，武汉出版社1990年版。
130.郑会欣：《1933年中美棉麦借款》，载于《历史研究》，1988年第5期。
13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主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132.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近代中国金融业管理》，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33.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编：《美国花旗银行在华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
134.《中国金融史》编写组：《中国金融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135.《中国近代金融史》编写组：《中国近代金融史》，中国金融出版社1984年版。
136.中国人民银行：《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37.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金融年鉴》，2003年电子光盘。
138. Abu-Lughod，Janet（1989）。Before European Hegemo-ny。The World System A。D。1250~1350.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9. Andrew M。Watson，Back to Gold—and Silver，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X X，1，1967，P。1.
140. Aliber，R。（1996）。The Future of the Dollar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 New York：Frederick Praeger，Publishers。
141. Barrett，Ward。（1990）。World Bullion Flows，1450~1800.Rise of the Merchant Empires：Long—Distance Trade in the Ear-ly Modern World，1350~1750，edited by James D。Tracy，pp。224~25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42. Boyer，R。S。 and Kingston，G。H。（1987）。Currency Sub-stitution under Finance Constraint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6，pp。235~250.
143. Bacchetta，P。（1990）。Temporary Capital Controls in a Balance-of-payments Crisi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Money and Fi-nance，9，pp。246~257.
144. Buffie，E。（1985）。Quantitative Restrictions and the Wel-fare Effects of Capital Inflow，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19，291~303.
145. Capie，Forrest and Geoffrey E。 Wood（1986）。Financial Crises and the World Banking System，London：Macmilan。
146. Cohen，Benjamin J。（1971）。The Future of Sterling as an International Currency，London：Macmilln。
147. Dooley，M。P。（1988）。Capital Flight：a response to Difference in Financial Risks，Staff Papers，IMF，Vol。35 No。3.
148. Eichengreen，Barry（1990）。One Money for Europe？Les-sons from the US Currency Union。 Economic Policy 10，pp。117~187.
149. Edwards，S。（1995）。Capital Controls，Exchange Rates，and Monetary Policy in the World Economy，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50. Fischer，Stanley（1982）。Seigniorage and the Case for a National Money，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Vol。90，No。2.
151. Frankel，Jeffrey A。（1994）。Sterilization of Money Inflows：Difficult or Easy？IMF Working Paper，WP/94/159.
152. George G。 Kaufman（1995）。The U。S。 Financial Sys-tems—Money，Markets and Institutions，Prentice-Hall，Inc。
153. Hazel，J。 Johnson（1993）。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Markets—A Global Perspective，McGraw-Hill，Inc。
154. Hamilton，Earl J。（1934）。American Treasure and the Price Revolution in Spain，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55. Kindleberger，Charles P。（1973）。The World in Depres-sion，1929~1939，Berkeley and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56. Kindleberger，Charles P。（1972）。The Benefits of Interna-tional Money”，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pp。425~442.
157. Marian Malowist。Qulques observations sur le commerce de I'ot dans le Soudan Occidental aumoyen age，Annales E。S。C。，XXV。6，NOV。-dec。1970，pp。1630~1636.
158. M。A。Cook，Studies i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from the Rise of Islam to the Present Day，London and New York：Oxford Univ。 Press，1970.
159. Mundell，Robert（1961）。 A Theory of Optimum Currency Area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September，pp。657~664.
160. Mckinnon，Ronald I。 And Kenichi Ohno（1997）。Dollar and Yen：Revolving Economic Conflic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npan，The MIT Press。
161. R。A。Mauny。The Question of China，Africa，XXIV，3，July 1954，P。 209.
162. U。S。Department of Stat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35，Vol。3，P。539.
163. Wiliams，E。N。：1970，The Ancien Regime in Europe：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the Major States，1648~1789，New York：Harper&；Row。
·235 ·
§§后记
中国对外金融关系演进分析是一个跨时期、跨学科，难度较大，却对我国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尽管它已经超出了本人的学术能力，但是由于对这一课题的好奇和浓厚的兴趣，我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了漫长的搜集、整理、写作过程中。
始终像阳光般引领我、鼓励我、给我信心、帮我克服写作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的，是我的导师孔祥毅先生。先生修身敬业，提携后进的为师之道，是我一辈子学习不完的榜样、享用不尽的宝藏。导师白钦先先生做人、做学问都有过人之处，他的谆谆教诲和果敢作风常被我当作优柔寡断之时的“指南针”。张荔导师亲切严谨，赫国胜导师犀利透彻，他们为我的文章“诊断把脉”，让我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向正确的方向靠近。
学友、师姐、师弟、师妹们曾在写作过程中给过我最慷慨、最周到的关怀和帮助，让我感觉自己也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父母的骄傲和殷殷期盼，家人无怨无悔的支持，单位同事的理解和帮助，像春风一样冲淡了写作中的单调与艰辛，并使我认识和懂得了如何珍惜生命中最珍贵的东西。
著名金融史专家洪葭管先生曾给过我亲切的指导和慷慨的资料支持，更多的资料和思路来自于导师孔祥毅先生，他曾在出差途中专门为我的写作购买书籍，另外本书还引用了大量的珍贵文献和学术观点，在此一并谢忱。
感谢国家的培养，感谢我的工作单位山西财经大学的鼎力支持，我将继续钻研和学习，以更优异的研究成果回报祖国的培养、回报导师们的悉心教导、回报亲友无私的关怀！
本书的错误和遗漏概由本人负责，恳请读者惠予指正。
张亚兰
二六年六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