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叶玲的代理人，我不顾她的反对给李贺不愿离婚附加了一些物质条件。律师的职业习惯使我在法庭上不太相信精神的东西，精神可以受到莫大的伤害或安慰，但一旦损害，法律不会给予任何赔偿。物质意义上的保障才是实实在在的，而且在适当的时候能给精神一些抚慰，或者给自我抚慰一些伸手可触的借口。更重要的是，我认为，对李贺而言，这与其说是一种制裁，不如说是制约。既然李贺对一切都接受，我就建议法庭在调解书上写明，每月李贺交两千给叶玲，每年年底另交两万给叶玲以做赎回房产的费用。一个赌鬼极有可能成为一辈子的赌鬼，不能让赌鬼有闲钱。
这些对正常的李贺并非刁难，其时李贺又在北京一家教育研究所任职，工资不低，而且他搞钱的方式很广。即使是李贺吹嘘，见多识广如我都对他搞钱的做法（想法）叹为观止瞠目结舌。比如趁铜突然涨价而一些市场还来不及反应的时机，他周末去超市买来几十吨廉价的铜丝，找人剥去外皮，再当铜卖出去。再比如他利用商场回赠购物券的机会，从一些顾客手里低价买下凑不成整数的单据，整合后再去市场兑换。聪明人总有办法富裕起来，只要他愿意。
李贺与叶玲又开始了第二个蜜月期。唯一不快活的是李清。她经常跑到我办公室，嘟囔着嘴牢骚满腹地说那个家她简直呆不下去了，她无法理解妈妈为什么那么软弱，甚至是毫无记性不知羞耻，和一个如此邪恶的人也能温情脉脉。李清的表情毫不掩饰李贺把叶玲从她身边夺走的痛恨。
这种短暂的温存之后，李贺为了兑现他的承诺又开始北上。和第一次的深夜出逃不同，这次他可以说离开得无限风光，用李清的话说，叶玲在火车站哭哭啼啼，就像一个刚满十八岁和狗屁都不是的男友分别的懵懂无知的小女孩。李清还点评说，男人和男人没有区别，就像女人和女人没有区别一样，所以这个世界上所谓的爱情都是假的，自己骗自己罢了。我看着她除掉吃惊没办法有其他表情。
李贺是带着一种强烈的责任感走的。临走前，他还电话我，说本该当面道别，但不好意思。我说没什么，害羞永远是一种好习惯。李贺又说，他对我在法庭上对他的为难一点也不介意，其实他并不认为那是为难，而是鞭笞。我只能笑笑，准备挂电话。但他又说，请我放心，那借我的十万块钱他一定会还，虽然会捱些时候，他借所有人的钱都会还。我说不用了，当初借给他就没指望他还，再说我也不缺那钱。李贺沉默半晌，声音低沉地说，我的话伤害了他，我应该能看出来，他和从前确实不一样了。虽然这种改变很突然似乎让人无法接受甚至无法理解，但人要允许一个人的改变。我说，我知道，很抱歉。李贺在电话那边笑起来，说没什么。他还说，你等着吧，方晓。
但李贺没有半个月就又回到肥城。在一次我请他喝酒时，半醉的他对此前绝口不提的个中理由终于吞吞吐吐地说了出来，李贺用他惯常的说法方式给我打了个比方。他张牙舞爪地说，就像打右派的时候，一村人坐在一起开会，根据上面的指示非要选出一个右派出来。所有人都不说话，闷头坐了整整一上午。终于有人憋不住了，出去方便。这样就给了众人达成协议的机会，等他回来，选举结果已经出来，他就是那个幸运的右派。李贺总结说，我就是这么被清出来的。我后来逐渐了解到，事实与此尚有出入。
起因是李贺的一个直接领导出了一场车祸，趁其住院之机，研究所里一些心怀鬼胎与其有过或大或小龃娪的人开始查他的帐，不可能不出问题。等这个领导回来，他如果想不进监狱还继续干下去，就必须嫁祸于替死鬼。他看着这些一起拼杀共过患难的兄弟们，自然无从选择，于是远在肥城闹离婚的李贺就宿命般地成为最佳人选。该领导还颇讲情义，动用许多关系使李贺免进监狱而只是被清退。我曾对其做法表示赞赏，对李贺说，你不可能没有问题的，绝不可能仅仅因为距离的原因，他也算仁至义尽。李贺豁开嘴乌鸦般尖笑起来，他带有攻击意味地反诘，这年头谁没有问题，你没有吗？他把手中的筷子竖起来，在我面前晃，不过与他祸福相依罢了，我一旦进监狱， 就上帝也阻止不了我的举报，所以他还给了我这个数。
两万块在2005年的初秋帮李贺兑现了一半的承诺，也使他享受到久违的温情。这么说一点也不残酷，李清曾跟我直言，若没那两万，她会毫不犹豫地把这个本性败坏一无是处的陌生男人赶出房子。我审视地看着她，她朝我凶恶地点点头。她说，是的，就是因为两万块，而不是其他原因，我让他滚却不需要理由。我开始有些为李贺担心，李贺的聪明在李清那里毫无用处，她像一根在毒缸里浸染多年而从此百毒不侵的木头。于是，我求证般地担心地问李清，接下来你会怎么做。李清说，我在等待，一个月后他是肯定拿不出两千的，那么他必须自觉地滚蛋。我赶他虽然不需要理由，但我可懒得跟这样的人多费口舌。
据李清说，叶玲又在她鄙夷的眼光中开始给李贺洗脚，他们像在举行一场场盛大而虔诚的仪式，有时两人还莫明其妙像两个神经病似的相对流泪。李清对此的评价是李贺虚伪透顶而叶玲真是傻到神志不清了。其实累的应该是整日在小吃店里忙来忙去的叶玲，而不是躺在沙发上看电视报纸还不时唉声叹气的李贺。叶玲还偶尔给自己放半天假，邀请李清和自己一起陪李贺去肥城西南角的免费公园去散心。李清说，她从来不去，只有过气的人才去过气的公园，也只有疯狂的人才想着去一个唯一的转车玩具也废弃十几年的荒芜之地。我问李清，李贺有没有说过要给叶玲洗脚。李清想了想，把杯子里的水喝得叭嗒叭嗒响地说，有，但叶玲不让。我低头片刻，不知和这个少时多灾多难的叛逆女孩说什么好，最后只好慢慢腾腾信心不足地说，我们要理解，或许那样他们感到幸福。李清学她父亲尖利而玩世不恭地笑起来，毫不掩饰她的嘲讽，她憋着嗓子说，亲爱的，让我洗吧，那样我觉得幸福些。她顿了顿又放肆地笑起来，是的，叶玲也这样说的。所以，从此幸福在我心中是一个多么廉价而扭曲的词汇。我有点生气，用长辈的教训口吻说，你不该直接称呼你父母的名字。李清毫不在乎，朝我吐了下舌头。
叶玲给我打电话，她说，我很焦虑，方律师你得帮帮李贺。她又说，我现在十分地自责，如果我不闹什么离婚逼得李贺请那么长时间的假，他就不会被辞退了。这是一个善良的喜欢揽责任的女人，这种女人的命运总会很极端，运气好，遇上一个好男人则会感觉幸福无处不在，空气中都弥漫着蜜的香味，运气不好则如叶玲，终生习惯性的自我煎熬。我判断在清退的事情上李贺可能没跟叶玲说真话，于是我一时不好说什么，我不愿丝毫伤害叶玲的幸福感，何况李贺的谎言也可能是基于他对重新开始的美好生活的追求与维护。幸福建立在谎言之上，这没什么罪恶。果然叶玲接着说，李贺因为我丢掉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我感觉他还是爱我的，我们似乎又回到过去的境地中了，真的，久违的幸福了。最让我痛心的是李贺对此毫无怨言，若他责骂我几句我也会好受些。方律师你知道，那协议书上的东西我并不在乎，当初还是你建议我添上去的。李贺现在整天看报纸上招聘广告，偶尔去面试却总是碰壁。
叶玲在电话里突然沉默下来，发出若有若无的抽泣声。我说你不要难过，总会有办法的。李贺企图步入平稳生活的艰难我早已有所预料，一是他学历不高，如今已不同十几年前，硕士在街上随便一抓都一大把，再者他年龄偏大，更为重要的是，李贺在不大的肥城折腾的十几年里，他的名声已经无人不晓。叶玲说，方律师你不知道，每次失败回来他那懊丧的样子，由此他还当我面狠命抽自己的耳光骂自己是不中用的混蛋，那比抽我耳光还让我难受，我心疼。昨天晚上我给他洗头，有十三根白发了。我跟他说，我不在乎那每月什么两千块钱，那只是个形式，他能回来跟我安安稳稳过日子我就很满足了，有再多的外债我们一起还，一辈子还不了还有李清呢。我要他和我一起去经营小吃店，他聪明能干，他去了我们可以想办法把旁边的两个门面也盘下来。但他不同意，说不愿吃软饭，还说什么那两千不是形式而是承诺，是对我的赎罪，他给不了就没有颜面在我身边活下去，他会痛恨自己一辈子。方律师我求你，能不能把那份协议书改一下，或者干脆毁掉。叶玲又在那边哭起来，这次她没有掩饰。
我皱着眉头想了很长时间，最后这样对叶玲说，先别慌改，我来给李贺的工作想办法。我并非拒绝叶玲，对这样一个善良的女人，我必须保护她，即使站在人道的立场上，因为我无意中得知，那两万块并非李贺领导自愿给他的封口费，而是来源于李贺对其的敲诈。李贺仍然是个危险的人物，寄予在他身上的幸福，就像被万吨重物压迫的玻璃球，平衡点没找好，立刻就会支离破碎，并且全身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