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东讪笑一声，又把脸朝向高玲玲：“杨顺城那次穿着皮大衣去找你，看来并不是显摆，你冤枉了他。他是冻怕了，他一想起你心里很热，身上却冷，所以他去找你的时候，就穿了皮大衣。”
笑声灌满一屋。或许是在空调屋里坐在太久，或许是酒喝是太多，还可能是因为老是在说杨顺城这个不逗人喜欢的家伙，太闷，有人发起疯来，用勺子使劲儿敲打餐桌。屋子里乌烟瘴气的。
参加完校庆的活动，我们46个同学，就去了后校门斜对面的火锅城，要了一个很大的包间，两张大圆桌，一张桌上坐23人，跟读书时分小组一样，同样的男女搭配，同样的凑份子。包间隔音良好，弄出再大的响声，也不会影响到别人。
不过，这种凑份子吃饭的方式，却多多少少显得寒碜。
我们那届中文系，渝州师大共有两个班，我们一班47人，二班48人，二班的学生，毕业那年就有五个考上研究生，毕业后的三年内，又有七个考上了，这12个人，全留在了高校；余下的，前前后后都离开了中学教育岗位，干别的事去了。我们班毕业二十年后，才有人做了副处，人家二班，毕业十年，就有个女生当上了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给母校赠了一大笔钱，给老师们带来满满一车土特产：营养丰富的黑鸡蛋。校庆那天，她被体体面面请上主席台，还发了言。另一个男生，毕业不久就下海，经营电器，听说资产已过千万。他也被请上了主席台。二班的48个同学全都到齐了，吃、喝、耍，总之在重庆的一切开销，全由那个千万富翁负责。
但我说过，我们班都是平庸之才，平庸有平庸的好处，就是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我们吃得一般，喝得一般，虽感觉到了那么一点儿寒碜，但并不十分在意。
而且，我们似乎没有精力在意这些。人家二班全都到齐了，我们还有一个同学没来。
我分明感觉到，大家笑一阵过后，都不想再提杨顺城了。曾经，我们都觉得班上同学，只有杨顺城才是一个黑洞，现在发现，他是最简单、最明白的，我们在座的46个人，每一个人都比他有丰富得多的秘密，应该感到陌生的，不是他，而是我们自己。很可能是这样的。再说下去，我们就会像高玲玲和尹世茂那样，把那个深深地潜藏起来的“自己”，不经意间抖搂出来了。
比如我本人，也跟杨顺城有一点小故事。那是大四下期，还有两个月就毕业，不怎么上课，大家都在准备毕业论文。老实说，写篇论文并不难，选定一个题目，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像裁缝那样，东拼一块，西凑一块，一件衣服就成了，花不了多长时间的。因此，那两个月可以说是四年大学最放任自流的时期。寝室里经常见不到人，不知道这些人都到哪里去了。
那天下午，我们寝室就没人，到晚上还是没人，我心里突然一空，感觉大学生活其实现在就已经结束了，禁不住有了伤感和孤独。我住在314，尹世茂所在的310，刘畅所在的313，都有人声，但我不想去找他们。我跟任何人都是既亲近又疏离的关系。我父母都是小学教师，从小就教我做乖娃娃，我听他们的话，处处小心谨慎，从不惹是生非，加上我个子小，说话细声细气，别人都把我当女生看待。我单独跟某个女生去看了电影，逛了公园，班上同学绝不怀疑我在谈恋爱：男生把我看成女生的同类，女生也把我看成她们的同类。女生跟我走在一起，有时还亲亲热热地来拉我的手。
而在我身体里最隐秘的地方，有个声音一直在怒火满腔地提醒我：你是男生！
我不知道应该听从父母的教育和别人的目光，还是听从身体的呼唤。
当我听从前者，跟同学们很亲近，听从后者，又变得疏离了。
或许孤独本质上属于男人的情绪，这天我没去找别寝室的人闲聊，独自下了楼，出了校门。侧校门。当看到那排平房的时候，我觉得有颗炸弹在我体内爆开了。我听同寝室的人说过，有间平房里放黄色录像，他去看过的，看了回来说得眉飞色舞。当时我是多么瞧不起他呀，觉得他是多么堕落呀，他父母送他上大学，真是白花钱了呀。
但此时此刻，我一点也没想到自己的父母。我渴望堕落。
室友透露过，放录像的那间平房，门柱上有块心形的红色涂料。一路找过去，在倒数第二间，终于看到了那颗心，但不是红色，而是紫色，紫得发乌。是这间吗？看上去应该是，但我不敢断定，又倒回去找。那是多么漫长而艰险的旅程，我觉得街上的每一个人，都知道我是干什么来的。我的脸上像有人用刀在刻，刻一个“耻”字。然而，越是这样，我越是找得仔细。
只有那间房的门柱上才有标记。我装模作样地咳嗽两声，下七级台阶，到了门前。
门关着。弹簧门，一推就开了。当然，推的时候，需要有一股决心，用一些力道。门的内外两面，都包着厚厚几层棕色人造革，仿佛站立着的气垫。门里坐着一个跟我年龄相当的女子，在卖票。其实没有票，交两块钱，撩开女子屁股后面一挂厚重而肮脏的蓝色门帘，好东西便出现了。
里面至少坐了二十个人，燠热难挡，烟雾呛鼻，鸦雀无声。我是说，这二十个人都屏住了呼吸。我坐在后排，看了两部半片子。对我而言，那比战争还要血腥的镜头，不是别人的表演，而是对我的撕扯和割裂。在难以自持的挣扎中，我感到一种叛逆的快意。
如果不是出现意外，我会一直看到凌晨2点。这是他们息映关门的时间。校门11点半关，这无所谓，两米多高的铁栅门，很容易翻过去。但换第三部片子的时候，机器出了故障。放映员弄了几下弄不好，就开了顶灯，查检线路。灯光洒下来的同时，我抽了一口冷气。
在我旁边，坐着杨顺城！
杨顺城的背躬成犁的形状，手伸进裤裆。裤裆一瘪一饱，像临终者的呼吸。他很可能没注意到开了灯，就算注意到了，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已经停不下来。在之前之后的任何场合，我再没见到过那么难看、那么痛苦的脸，双唇尽力裂开，暗红色的牙龈暴露无遗，牙齿死死地咬住，两颗朝外拱的门牙，绝望地龇向乳白色的、压得很低的天花板。尽管我知道，他这样子代表的不是威胁，而是服从，对一棵草也不会构成伤害，但我还是感到了深深的震恐。
他变成了我的镜子。
我无力摔碎这面镜子，只能选择离开。
正在我起身的时候，他被惊扰了，跟我四目相对。
我跌跌撞撞地走出去，蹬上台阶，飞跑起来。
校门马上就关，看门师傅以为我抢时间才跑这么快的，嘴角露出一丝笑。是那种可以向别人行使某种权力的笑。但我进了校门，依然飞跑，跑到空无一人的运动场，一圈接一圈，不停地跑，皮鞋敲击地板的响声，在运动场四周回荡。最后，我瘫倒了，仰卧在跑道中央。我望见了满天的星星。
从小到大，没有哪一次望见的星星，有今晚这么亮。
因为我熟悉了黑暗。
“熟悉黑暗的眼睛，才能更好地察看光明。”这是杨顺城自编自唱过的两句歌词。
然而，他却成了笼罩在我头顶的巨大的黑暗。
好几次，我单独碰见杨顺城，都想跟他搭成协议：我不说他，他不说我。
事实证明，这样的协议完全没有必要。从没听说过人和鬼魂订什么协议。
但人和鬼同宗同源。佛教高僧说，灵魂离开身体的位置，决定了未来再生的去处，灵魂从肛门出去，就会投生于地狱道，从生殖器出去，就会投生于畜生道，从眼睛出去，就会投生于色道，从鼻子出去，就会投生于人道或鬼道……也就是说，鬼可能变成人，人也可能变成鬼……
只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依然抹不去心头的疑虑：
做那种事被我发现，杨顺城真的就不受一点儿影响吗？
我不知道。我也不会给同学们说。
并不是为杨顺城保守秘密，而是为我自己。毕业之后，到了新的环境，我首先做的事情，就是改变自己，走路时抻着双臂，不像以前那样夹手夹脚，说话时先把喉管扩张，让话饱满壮实地冲出来，最好是胀得喉管发痛、充血。十年的塑造，效果明显，在我工作的地方，没有人再把我看成女人。我在妻子面前表现出的粗暴，一度时间让她畏惧，泪水涟涟地求我温柔些，文明些。可是，回到同学中间，我不自觉地又变成以前的样子了。没有人只扮演一种角色就能过完一生。转换角色能让自己轻松，有时还会带来好处。轻松本身就是好处。毁坏了一种角色，就可能毁坏了全部。我不愿意这样。
而且，在特定的环境将某种角色贯彻到底，也是对别人的尊重。宽厚的一直宽厚，乖巧的一直乖巧，时髦的一直时髦，朴素的一直朴素，人们就会觉得，自己的过去并非虚无，甚至觉得还停留在过去的时光里。有了这种错觉，就不会徒生岁月无情的感叹和忧伤……听了高玲玲和尹世茂的话，看他们流泪和窃笑的样子，我就知道时光在流逝，世界在改变，就无法不让丝丝缕缕的忧伤弥漫在心底。
大家都不愿再提杨顺城，可杨顺城仿佛始终躲在暗处，瞅着我们，我们也知道他在瞅着我们，想不去在意他，不去说他，都不行。
李小冉站起来给同学敬酒——尽管她多数时候是文静的，喝酒却不得了，喝再多也不醉，到某一个时候，她好像有了醉意，但再喝两杯，又清醒了。谁也不敢坐庄跟45个人喝酒，她就敢。喝到尹世茂门口，她偏了头，很好奇地问：“你给杨顺城写那封信的时候，模仿的是谁的笔迹？”
谁都听得出来，她是对高玲玲不服气，要成心打击她的。高玲玲不是说杨顺城那么爱她吗，不是因为杨顺城对她惊天泣鬼的爱流眼泪吗，如果杨顺城真的那么爱她，就会尽可能熟悉她的一切，包括她的笔迹。然而，尹世茂写那封信，不可能模仿高玲玲的笔迹，除了入学之初杨顺城“抢”着扶过高玲玲一回，没在公开场合对高玲玲有过任何表示。去棕榈林和杏园弹吉他，根本就算不上表示；并非只有高玲玲一个人去澡堂才经过棕榈林，英语沙龙在杏园的活动，也不是高玲玲一人参加。如果尹世茂随手写了那封信，杨顺城就死心塌地地跑去赴约，他的赴约就和高玲玲毫无关系。
大家听出了李小冉的意思，却不好点穿。连李东也知趣地保持了沉默。
高玲玲跟我们同桌，在我的斜对面，尹世茂的正对面，我看见高玲玲漂亮的脸蛋抽搐了一下。
尹世茂聪明，知道这个问题回答不好，不回答也不好，便爽朗地笑几声，模棱两可地说：“我记不清了，反正我模仿的是个女生的笔迹，你们说，谁对杨顺城有那么大的魔力？”
然后跟李小冉干杯。
酒是干了，那个问题还摆在那里。不仅是我们，就连高玲玲，也在期待尹世茂给一个明确的答复。然而，真的明确了，要么让李小冉尴尬，要么让高玲玲伤心。高玲玲一定会伤心的。她伤心并不代表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意，无论如何，她丈夫也比杨顺城强，强一百倍。那人我们见过，是他把高玲玲送到母校来的，胖是胖了点儿，却仪表周正，彬彬有礼。把妻子送来他就离开了，离开时高玲玲对他说：“我回来之前给你打电话啊，你要来接我啊。”这种自然而然的依赖，证明她爱自己的丈夫。
然而，有一种爱是温泉，有一种爱是烈火。
我们浸泡在温泉似的爱里，却渴望着烈火的焚烧。
还是刘畅，李小冉的丈夫，出面解了围。
他轻轻巧巧地把话题荡开：“如果杨顺城分配好一点，不知道会怎样。”
我们当年的分配，有统分和直分两种，直分当然更好，好在可以直接进入某个单位，不像统分那样，被人当皮球一样踢来踢去，而且是从高处往低处踢。我们班有七个直分名额，我和刘畅都是直分的，杨顺城为何没享受到这种待遇，不得而知。按成绩（这是主要标准），他长期全年级第一，如果他愿意去考研究生，绝对能考上北大，二班有个学生就是考到北大去的；表现么，他只缺过一天课，课后就知道弹吉他，至于看黄片，别人看过，我也看过，何况系里不知道我们看黄片的事。
即便被踢来踢去，如果不踢回七里沟，他大概也会去上班，也会过上另一种人生。
然而，他到底从哪里来，又回到哪里去了。他对那个环境的厌恶，让他不愿意回去。
大家吹嘘感叹了一回。
李小冉还在挨个敬酒，但刘畅叫她别喝了。她果然就不再喝。那些没被敬到的同学不干，她说：“下回补上。”她的眼睛里，有对丈夫无限的感激。尽管她喝再多也不醉，但酒是乱心性的，酒点燃了她嫉妒的火焰。那粒嫉妒的种子，一直埋在她的心底。现在那火焰灭掉了。是丈夫帮她灭掉的。再也不会复燃了。就像一枝毒花的种子，在适宜的气候下，爆出嫩芽，长出枝叶，张开花瓣，还没来得及结出新的籽粒，就被掐掉了。那粒毒花再也不会开花结果了。她在自己位置上坐了不到半分钟，就跟另一个同学交换，坐到高玲玲身边去。这样的情景，已经显得多么遥远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