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绍兴府城后的次日，赵昺以马廷鸾为绍兴路安抚使，权绍兴府事，统筹行政事务；又以林之武为绍兴路兵马总管，处理军务。马廷鸾致仕十多年后重入官场，老头儿焕发了第二春，干劲儿十足，立刻从随扈的幕僚中挑选了些官员搭起台子，投入工作中；林之武令一旅守护府城，二旅和骑兵旅以团为单位分取余姚、上虞、嵊县、新昌等县。
赵昺进了城却等于大鹏钻进了笼子里，老几位以城中不靖为由严禁他走出府衙半步。而陈墩这货儿不比倪亮听话，自己说什么是什么，其却敢于小嘴巴巴的跟他犟嘴，现在更是自己走到哪跟到哪，时刻不离，想偷着跑都找不到个打配合的。
“你总是跟着我干嘛？”各地的消息还没有送到，情况不明赵昺也不好做出决断，正心烦的不行后边还吊着个尾巴，他大为不痛快地道。
“陛下，属下乃是侍卫营指挥使，当然要贴身护卫了。”陈墩不紧不慢地道。
“你……你真是忠于职守啊！”赵昺听了无奈地说道。
“那是陛下教导的好，属下……陛下要去哪儿啊？”陈墩敬了个礼，可话没说完小皇帝抬腿出了门，赶紧追上道。
“别处不让去，朕在这府衙里转转总可以吧！”赵昺没好气地道。
“好好，散散心也好！”陈墩立刻叫上一队侍卫跟上。
绍兴府衙是依一座小山东麓而建，初时是范蠡所筑山阴小城的核心，越王句践在此为王宫近二十年年。五代吴越国王钱癠在山上始建王宫，到了北宋仍为越州州署，宋高宗驻绍兴二十个月，临时的皇宫也在此。因此山盘旋回绕、形若卧龙而得名。越大夫文种也葬于此，因而又名种山，后历代府治驻东麓，故俗称府山。
府山曾是越王句践的宫殿所在，又是历代郡衙、府衙的所在地，历朝多有建筑。山的西麓被五代吴越国王钱镠营建为后宫游乐之地，后其孙钱弘倧让位后迁居于此，益加整治，园圃之美，驰名吴越间。入宋后蒋堂知越，再兴西园，后继者王逵、史浩、汪纲再增亭台池苑，遂成规模，亭台楼阁散于山中各处，却也是个休闲散心的好去处。
赵昺和陈墩都不是什么风雅之人，对于什么古人题记无心欣赏，也无意考证亭台楼阁有何讲究，只是沿着山道循路而上。尽管这里已经搜索过了，但是侍卫们仍然不敢大意，且这片山地面积不小，藏个人跟玩儿似的，先行有人占据高点设立警戒哨，又有人在前探路，搜索路边的草丛和树林，其它人围在他身边亦步亦趋，唯恐出了差错。
府山并不高，赵昺估计不足三十丈，他很快登上峰顶，山巅之上有一亭可供休憩和乘凉，有匾额写着望海两字。他信步走了进去，侍卫们则散于周围警戒，向四周瞭望却发现此山位于城池的西北隅，正是府城中的制高点，周围情形一览无余。
赵昺要过望远镜向远处望去，可见东南方向的海面笼罩在薄雾之中，灰蒙蒙的一片什么也看不清，只能将目光转向周边。目及之处水光粼粼，数不清的大江、小河及溪流将这片土地分割成无数的网格，其中分布这农田和村庄，隐约可见大小桥梁将他们相互勾联起来。
低头看向城池，连环相套，形成了三道城防，衙署正在子城之内，而山阴和会稽两县及路治都在此处，只是相对冷清一些。而古时官府的各种库仓多建在府衙周围，尤其以府衙东北面最为集中，有苗米仓、坻仓、支盐仓、常平仓等，衙外居然还有水路与城内外水系相勾连，码头上停泊大小十多只船。但是这子城中少有民居，除了衙署便是军营，显然不是谁都能住进来的。
再向外看便是罗城了，那边划分成一块块的坊市，房屋密集，其间坐落着不少高宅大院，修有园林花圃。而街道两边酒招高扬，商铺相连。虽然闭城，但是街上仍有不少人在走动，商家也在营业。若是平日肯定的摩肩擦踵，熙熙攘攘的景象。
而城外又是另一番景象，在城池附近围绕着数个小镇，像是草市未散，还有人在交易。更远处散落着大小不等的村庄，掩映在树林之中，村外便是田地、池塘，这田园风光却也另有番情调，但也难掩其中的凄凉。现在正是秋收之时，他们辛苦劳作一年，除去官府征收的税赋，还要交佃租，自己能剩下的也只够糊口，恐怕此刻心中也是极度不安，他们最怕的便是兵火再起，无论谁胜谁负，倒霉都是百姓。
赵昺看着看着突然生出股感慨来，这城市是做什么用的？在琼州时，他扩建府城，数次加固城防，而其它州县同样进行大修大建，目的就是能够在敌人入侵时作为固守的据点，避难的场所和囤积物资的仓库。重点放在了军事防御的功能上。而赵昺也曾率军攻打过广州和泉州，这两座城市也算是东南沿海的重镇了，不过他却认为这两座城是自己的提款机，财富的集聚之地，并没有多想过什么。
今天赵昺心情不大好，也难得未从军事角度来审视一个城市的功能，却从中悟到了些什么。作为现代人我们非常熟悉这一图景，城市作为权力的中心和权力运作的场所，是非常易于理解的，无须论证，而其也往往是一个地区的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有时后者的意义还超过了前者。而大大小小的城市，就作为不同层级的中心地，共同组合成一个庞大的控制网络。
不同的是现代城市再无人营建城池，甚至为了扩展还将城墙拆毁，剩下的都成了文物，成了一辈人的记忆而已。但几乎所有的城市都集聚了其所在社会的大部分权力，此点向无疑问。然而赵昺从未想过究竟是城市为权力的集中和运作提供了场所，还是权力“制造”或“产生”了城市这个问题，可现在到了复国反攻的时刻，他又不能不有所考虑。
便以眼下的绍兴府城来看，早在近两千年前便有了城市的雏形，经过不断的发展如今在城门外的交通要道两旁或码头、渡口，均普遍兴起、发展了附郭的街区，有些城市城下街区的面积、居住人口、商业规模都超过城内，甚至数倍于城内。可这些附郭街区显然并不在城墙的保护范围内。因此所谓城墙的主要功用在于保护城市，严格说来，并不符合事实。
所以赵昺以为在帝制时代的政治意象中，城墙更主要的乃是国家、官府威权的象征，是一种权力符号。雄壮的城楼，高大的城墙，宽阔的城濠，共同组成了一幅象征着王朝威权和力量的图画，发挥着震慑黔首、宵小乃至叛乱者的作用，使乡民们匍匐在城墙脚下，更深切地领略到官府的威严和肃杀。而举凡城壁楼橹之类的营建，都是为了聚形达气以壮官府之声势，故营建‘有关于政治也’！
换言之，营建城壁楼橹，有助于树立官府的权威，凝聚“民心”，最终达到稳定统治秩序的目的。我们强调城墙乃是王朝威权的象征，并不意味着否定其军事意义。事实上，城墙确实发挥着军事防御设施的作用，但相对于为数众多、存在数百年之久的城墙来说，其受到攻击的几率并不大，发挥其防御设施作用的时间也较短。换言之，城墙作为威权的象征而发挥作用，乃是常态；而作为防御设施发挥作用，却是异态。
现代有城乡差别一说，但更多的是指经济和文化、教育上的差别。但赵昺体会到中国古代的城墙不仅是王朝、官府威权的象征，还是一种界线，一道城墙划出了内外之别。在这种由双重城垣环绕的“回”字形城市里，内城的城墙将君与民分隔开来，外郭城墙则将民与乡野之人分隔开来。虽然城与郭未必表现为小城之外套外郭的“回”字形，郭也未必筑有土垣，而更可能利用固有山川地物加以联结用作屏障。
但城墙、郭垣的界线作用，却是无可怀疑的。在城市地理中心的衙署区，很可能有倚山临池，空旷寥落；而在城市地理边缘的城门口、渡口码头，则可能车马交错、店铺密集、热闹非凡；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划往往既不遵守土地利用的“经济理性”，也不符合适应与生存的“生态理性”，所以赵昺确信对于大多数发展了一定规模城外街区的城市来说，城实际上主要被用来‘盛官’的。
诸色官署公廨、营房及官员、士绅、衙吏住宅与园囿占据了城内最优越、最重要的位置，并构成城内街区的主体。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城内并不是最佳的居住选择，因为它所提供的谋生机会较少，而生活费用又较高。城外则不然，相对低廉的地价、便利的交通、较低的捐税以及与乡村的广泛联系，都提供了更多的谋生机会。
这就自然地形成了城内与城外的功能分野：城内主要是行政、文教与士绅住宅区，而城外则是商业、手工业与普通民众聚居区。由此城内的商业设施的服务对象主要是居住在城内的官吏、士绅及其他诸色人等，而城外零售店铺则面向乡村，批发商业则主要面向远距离贸易。如此现象也揭示了城内商业与城外商业的不同功用，前者是城市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而后者则主要是乡村生活与区域经济活动的组成部分，用经济手段无形的划分出了阶级。
王朝国家通过营建以都城为中心的各层级中心城市，宣示王朝的合法性或正统性权威、突显凌驾于臣民之上的国家权力，区分华夏与非华夏、化内与化外；城墙的安全防御功能固然不能低估，但它更主要的乃是国家、官府威权的象征，是一种权力符号。
同时王朝国家还利用垣墙分隔城市的功能区与不同身份的居民群体，将某一或某些社会群体包括在城内或城市的某一空间之内，而将另一些群体排除出城市，显然城市中的各种垣墙制造了一个个大小不等的、相对封闭的排他性空间，以达到控制的目的，而权力正是通过某些群体的空间垄断以及将某些弱势群体排斥到其他空间而表现出来。
如此种种，赵昺断定中国古代的城市及其形态和空间布局，在很大程度上乃是王朝国家权力的空间展布，主要是基于某些制度安排而形成的，是权力运作与各种社会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而并非自然的或必然的选择结果。子城、罗城、附郭街区的形成，主要是基于制度的规定；功能分区的模糊化，中心与边缘区的倒错，只是符合中国式的权力理性。
换句话说是权力制造了城市，制度安排了城市的空间结构。进而言之，中国历代王朝都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营建以都城为中心的各层级中心城市，固然有很多具体的考虑，但最基本的动因则仍主要是借此以宣示王朝的合法性或正统性权威、突显凌驾于臣民之上的国家权力，并在更大空间范围和社会范围内攫取更多的权力。
在望海亭中赵昺发了半天呆，琢磨出了这么个结论，这也让他想明白了自己在陵区折腾了那么长时间，歼灭了元军的两个万人队，可就像一枚落叶飘落到水中，根本没有什么反响，即无爱国志士群起而应之，也无百姓捐款纳物前来支援。反而是轻取了绍兴府城，却引发了震动，也知道是王师北还了，也知道皇帝亲征了，态度转换之快简直让人措手不及。
赵昺现在想来，绍兴府的‘陷落’不仅仅是一城的得失，而是标志着权力的转换，如此说来自己过去的战略选择可能出现了偏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