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尚平正是这样做的，他的那些并不精美的文字首先在网络上流传。
如今，虽然他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我相信他会在天堂里注视着我们。
他说，他并不孤独，他与我们在一起。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只要我们选择保存自己的良心，我们就与李尚平一样随时面对那无从躲避的子弹，我们就是邪恶永远的、不妥协的敌人。
当我们都像李尚平那样说话的时候，谎言便不攻之破了；当我们都像李尚平那样生活的时候，凶手的手便发抖了。
在网上，我读到了好多让我泪流满面的帖子。
有一个帖子是这样说——我还是那个建议，如果明年忌日，案件还未破的话，是否有人愿意与我一起去李尚平墓前祭奠。
这样在无边的黑暗中孤身一人抗击邪恶的英雄，就是我们的民族英雄；我们应该表达最高的敬意。
只有在生活的每一刻都在抗击人性的堕落，只有在每一处都有人抗击邪恶，这个民族才会永保活力；否则，它必堕落，委顿，衰落，绝灭。
一个义人广布的国度怎么会萎靡呢？
不义之人充斥的国度，他们一手促成民族的混乱与衰败，祸起萧墙的人们却被引导去恨那些遥远的替罪羊。
现实在一天天糜烂，却到处晃动愤青们作秀的嘴脸，他们不会如李尚平这样去阻击任何现实的黑暗，一是有现实危险，二是不够秀。
然而，我们不自新于可救之时，却总是蹈死于糜烂之后。
于是，因循苟且于承平之时，大义凛然于束手无策之际；我们的民族英雄就往往只是些与事无补的赴死者。
的确，我们不能放弃，我们的每一次放弃，都是将盐撒在自己的伤口上；的确，我们不能回避，我们的每一次回避，都是将耻辱烙在自己的心坎上。
就是野草也要燃烧，就是孩子也要呐喊。
我们不是光明，但我们要向着光明奋勇地生长。
我们哭泣和叹息，我们的母亲也哭泣和叹息。
我们的死亡和遇难都被我们的母亲所目睹。
这是一个不惮于杀戮的国度，尸体已经堆积成山。
如果用冷酷的眼光来扫视的话，李尚平不过是这场“人肉宴席”上的又一个牺牲品而已，何必大惊小怪呢？
但我们还是要“大惊小怪”，我们要追问那个根本性的问题——这场“人肉宴席”何时才能最终结束？
这是鲁迅当年的痰里带血的追问，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人能够给出“正确答案”。
有一个帖子是专门为李尚平写的三副对联——八百里山河，满目荒唐，死便脱苦；五千年文化，三期梅毒，活也受罪。
孤魂哭黄泉，长歌争如血披墨，大野寂寞；达官梦红楼，小姐真是肤凝脂，举世太平。
生何如，死何如，不过一个草民，人贱言轻；迷也罢，醒也罢，还是十里洋场，纸醉金迷。
我在这些对联里面看到了一种铺天盖地的绝望，就好像进入冰窟一样。
要医治并病入膏肓的文化，华佗再世也难下手。
但是，我又想，绝望总比麻木好。
绝望之后，即便为了不让黑暗这么肆无忌惮地黑暗下去，我们也要行动起来。
还有一个帖子带着鲁迅文章的味道——那一日，弹孔中流出的殷红的鲜血，在我们每个人的脸上写了两个大字，左边是‘耻’，右边是‘辱’。
然而日子还是静静地流逝，仿佛什么也没发生，遛狗的在遛狗，喝咖啡的姿式也似乎很美……
呜呼！
我竟无言，在李君死后一百多天。
它让我想起了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和《为了忘却的纪念》。
我们这个民族最不缺少的就是青年的鲜血，青年的鲜血从古流到今。
我们这个民族最缺少的看客的觉醒，看客们从来都喜欢啃人血馒头。
即便如此，对于谭嗣同、秋瑾、刘和珍、遇罗克、林昭、李尚平们来说，他们依然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有人笑他们傻，有人笑他们痴，他们的笑声是对英雄们的第二次谋杀。
不过，英雄本来就不是为了获得看客的喝彩才舍命的。
每一堆烈火都得面对一座冰山，每一个喉咙都得面对一串锁链。
面对李尚平，我死去的兄弟，我不奢望自己成为一个“巨人”，只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正常的、健康的、自由的、有尊严的人。
同时，我也毫不妥协地拒绝奴隶和奴才的命运。
为此，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包括我的生命。
黑暗中的生活只属于老鼠，李尚平兄弟，那种命运与我们无关。
是的，星光与黑暗的较量并没有结束。
相反，搏斗才刚刚开始。
我们再也不能缺席了。
让我们一起为李尚平的家人祈祷，也为我们自己能早日拥有“免于恐惧的自由”而祈祷。
——为柔石诞辰一百周年而作
北大旁听生柔石，我北大的校友，我遥远的学长。
一九二五年的春天，你告别故乡宁海的涛声，来到北京大学当一名没有学籍的旁听生。
那时候，北京的天空还很蓝很蓝，用跟你一样漂在北京的沈从文的话来说——“蓝得让人想下跪”；那时候，正是“五四运动”退潮之后，青年的血还没有凉，青年理想还没有湮没。
我不知道你在北大究竟旁听了哪些课程、结识了哪些教授和朋友，但是我想，这些都不重要，你已然深味了北大的内核，也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
你来了，又走了。
但北大把它的烙印留在你的身上，直到你生命的终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是少数真正的“北大人”之一。
你在北大当了一年的旁听生。
但是，你比绝大多数北大的著名教授和正式学生更接近北大的真精神。
你到北大的时候，已经二十四岁了（同样的年龄，我刚好在北大本科毕业）。
这个腼腆的、一跟女同学说话就会脸红的青年，早已从师范毕业，当过小学教师，还出版了小说集《疯人》。
鲁迅先生写“狂人”，你写“疯人”，其实“疯人”与“狂人”都是这个国度里智者们的写真。
你们不愿继续沉睡，你们渴望眺望窗外；你们厌恶“老大帝国”，你们向往“青春中国”。
可是，你们的身躯太单薄，你们的声音太微弱，你们被当成了“疯人”和“狂人”。
即使如此，你们还是不愿放弃。
你住在拥挤的大杂院里，小小的一间屋子里没有多少家具，却有一箱子的书。
你没有想到北国的冬天如此寒冷，如同祖国被冰冻的未来。
你开始翻译北欧和东欧的文学作品，那是一些被凌辱而不屈服的民族，那里比北京更加寒冷。
中午下课的时候，你抱着一个巨大的烤红薯，狼吞虎咽地啃着，这是最便宜的午饭。
偶尔，你也会买一串晶莹透剔的冰糖葫芦，送给房东的小孩子，自己却舍不得吃一个。
今天，沙滩的红楼早已被淹没在车水马龙之中。
你已经离开人间七十多年了，我不知道你穿越过红楼的哪些门槛、借阅过哪几本书籍。
我从黑暗的走廊里走出来，从惨痛的历史里走出来，街上是明晃晃的阳光，我睁不开眼睛了。
我努力在人群中寻找你那张羞涩地微笑着的脸庞，寻找你整洁的长衫和围巾。
没有找到。
我呼喊你的名字。
没有回应。
我想告诉你，你离开之后不到半个世纪，北大又来了一个跟你一样羞涩而坚定的学子。
她的名字叫林昭，是一个美丽的女孩。
母亲与孩子鲁迅先生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中写道：我记得柔石年底曾回故乡，住了好些时，到上海后很受朋友的责备。
他悲愤地对我说，他的母亲双眼已经失明了，要他多住几天，他怎么能够就走呢？
我知道这失明的母亲的眷眷的心，柔石的拳拳的心。
其实，先生与你一样，是一个被母亲所爱的、也爱母亲的孩子。
你曾经写过一篇名叫《为奴隶的母亲》的小说。
写的是你自己，也是我们所有的人。
我们都是奴隶，我们的母亲都是奴隶的母亲。
因此，改变自己奴隶的身份，也就是改变我们母亲的身份。
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你走向了监狱，走向了刑场。
可是，即使在革命同志之中，你依然是孤独的。
你是一颗石头，却是一颗柔软的石头。
你必须捍卫“陪伴母亲的自由”，这是你与他们之间最大的不同。
我想起了加缪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在母亲与正义之间，我永远站在母亲一边。”你的想法跟加缪是一样的：那种以伤害和侮辱母亲为代价获得的正义，绝对不是真正的正义。
鲁迅先生在《柔石小传》的最后这样写道：“柔石有子二人，女一人，皆幼。”这是最平淡也最沉重的一句话。
先生晚年得子，自然知道孩子的可爱与可贵，自然也知道父亲的意义与价值。
然而，你再也见不到孩子了，孩子也再也见不到父亲了。
你那并不宽阔的胸膛，再也感受不到孩子的体温；你那苍白而干裂的嘴唇，再也亲吻不到孩子的脸蛋。
你翻译了《丹麦短篇小说集》，这本书在你死后好些年才得以出版。
里面有安徒生的童话，你喜欢那个孩子气的、瘦高的丹麦人，喜欢他创造的那个充满爱和温馨的童话世界。
可是，你无力创造与之相似的一个世界。
你为孩子们翻译这些文字，为自己的孩子和千千万万的孩子，你告诉他们春天终将到来。
我不知道你的两个孩子是否在伤痛中长大成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读过这些美好的童话，我不知道他们是否理解父亲当年的一片苦心。
你的照片已经泛黄了，你的书还在重版。
你所做的一切，是为了母亲，也是为了孩子。
近视眼在上海，在那个“冒险家的乐园”，你与鲁迅先生一起创立朝华社，一起编辑《语丝》。
白天，你在街道与楼梯间奔波着，夜间亭子间的灯点到很晚很晚。
然后，社团解散了，刊物也停刊了。
你的眼睛越来越近视。
鲁迅先生不仅注意到了你眼睛的近视，更注意到了你心灵的近视——你总是不惮以最大的善意来理解人心。
先生无比生动地写道：我有时谈到人会怎样的骗人，怎样的卖友，怎样的吮血，他就前额亮晶晶的，惊疑地圆睁了近视的眼睛，抗议道：“会这样么？
——不至于此罢？
……”在先生的记忆里，你还活着。
不过，连先生也为你担忧：你在匆匆的人群中跌跌撞撞，你能够在这个“鳄鱼潭”中生存下来吗？
你那戴着眼镜的脸庞，使得本来就很宽阔的额头更加宽阔了，有点像先生小说《铸剑》的主人公“眉间尺”——我一直疑心先生是以你为模特。
当许多青年也变得透骨地世故，先生说，只有你还存留着一颗赤子之心。
多次受到“文学青年”欺骗的先生不得不“多疑”了，但他对你却是完完全全的信任。
先生把你放在与海婴一样的位置上，都是没有自卫能力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