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人将卢浮宫、将卢浮宫中的“蒙娜丽莎”看作他们的骄傲。
几代法国国王都对达•芬奇的这幅名画情有独钟，路易十三把她挂在“家训堂”，让女儿每天模仿画上的微笑；拿破仑把她挂在卧室中，每天晚上独自欣赏，几近入迷成疾。
后来，法国成为了共和国，“蒙娜丽莎”不再是独裁统治者的“禁脔”，她与其他四十万件珍贵的艺术品一起，被收藏在卢浮宫国立美术馆中对公众开放。
一九一一年八月二十一日，蒙娜丽莎被盗。
据说，那一天几乎成为法国人的国殇日，四万多巴黎市民走上街头痛哭流涕。
为了追回人民的“女神”，法国政府成立了数以百计的侦缉小组，动用了数以万计的警力，展开了地毯式的搜索。
然而，在随后的一年多里，案件一直没有任何的进展，警方面对着社会舆论泰山般的压力。
一九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在法国与安道尔交界处的迪莫特镇，警方终于将一个庞大的盗窃团伙一网打尽，蒙娜丽莎也终于“完璧归赵”，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卢浮宫。
为了庆祝此事，巴黎市民上街纵情狂欢，全市所有的商品都削价百分之四十出售。
城市是有历史的，城市是有性格的，城市也是有灵魂的。
我可以想象出巴黎人在蒙娜丽莎丢失和失而复得的两个时刻的悲痛欲绝和欣喜若狂。
他们甚至愿意以亏本的买卖来表达自己的喜悦，他们还有真性情在。
在巴黎人对蒙娜丽莎、对艺术、对文化的热爱和痴迷中，我发现了巴黎的性格和灵魂。
巴黎人生活在艺术和文化之中，就好像生活在空气和水之中一样。
他们对蒙娜丽莎的爱，绝对没有半点的夸张和造作，他们的泪水和笑容都是从心底里涌出来的。
卢浮宫的每一幅画都是巴黎人灵魂的根，正如学者刘再复所说：“巴黎不仅有灵魂，而且有雄厚的灵魂的根柢。
法国的自由灵魂不会转风转向，就是因为灵魂之根扎得很深。
无论是到卢浮宫、奥塞宫还是到巴黎圣母院、先贤祠，我都有这样的感觉。”近代以来巴黎的城市规划，一直遵循着这样的原则：保护历史遗迹和文化遗产、尊重普通市民的生活方式，在古代与现代之间寻找一种和谐与自由。
巴黎不再是国王一个人的巴黎，巴黎是所有公民的巴黎；巴黎不仅是商业的中心，巴黎更是文化的源泉。
这就是巴黎魅力的所在。
然而，与巴黎相比，我们的城市正变得越来越没有性格、没有灵魂。
北京在大肆建设“中央商务区”，上海也在上马同样的项目，广州和深圳也在紧紧跟上。
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四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面貌正变得越来越近似。
我们城市的街道可以修建得比巴黎气派，我们城市的面积可以拓展得比巴黎巨大，我们市民的收入也有可能超过巴黎的市民，但是我们是一群生活在“失魂落魄”的城市里的“失魂落魄”的人。
在我们当中，有几个人会为了一幅艺术品或者一座老房子而大动干戈？
北京的老房子被成批地拆除了，这一轮的房地产热对老北京的破坏，可以与刚刚建国的时候毛泽东“挥斥方遒”地命令拆掉城墙相媲美。
房地产的老板大都是些“有背景”的人物，他们的眼里只有利润，哪里有“文化”呢？
陈希同当权北京的时代，他喜欢“中西结合”的建筑，于是积极参与建筑图纸的审订和修改工作。
他虽然是一个建筑设计的外行，却比所有的内行都要有权威。
陈希同大笔一挥，在每一幢高楼的顶上都添上一个亭子顶。
他说，这就是“抢救古都风貌”。
在他权势滔天的时候，没有人敢于反对他，北京在数年间出现了数十座这样的高楼大厦。
直到陈希同倒台，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授们才从这顶无所不在的“帽子”下解脱出来。
中国建筑师的命运就是如此悲惨。
著名建筑学家曾昭伦感叹说：“这哪里是什么古都风貌，这分明就是穿西装戴瓜皮帽！”如今，陈希同早已倒台，他的晚年将在狱中度过，但在他的主导下建设的各个高楼大厦却依然矗立在北京的中心区域，在今后相当漫长的时间里，还将矗立下去。
我曾经到过宋庆龄故居，也就是当年赫赫有名的醇亲王府。
北京的王府没有保留下来几个，这里也多亏了是宋庆龄故居的缘故，才得以幸存。
然而，我在里面发现了一幢极其丑陋的小楼，像一个没有糊好的、歪歪斜斜的火柴盒。
据说是后来修建的锅炉房，在大炼钢铁的时代，宋庆龄还亲自指挥手下的工作人员在这里尝试着炼钢铁。
这个粗糙的建筑与周遭优雅而古朴的园林与亭台楼阁如此格格不入，这是一种可耻的强暴，一种野蛮对文明的胜利。
不必将它拆去，它也见证了一个时代，一个没有灵魂、没有审美、也没有爱的时代。
北京申办奥运成功的时候，许多市民疯狂地走上街头庆祝，我却有点“杞人忧天”。
虽然我们打着“人文奥运”的招牌，但是在古城保护方面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对历史的尊重、对文化的敬畏呢？
也许我们又将迎来一轮狂热的城建开发热潮。
又有无数的老城区和老房子沉默地消逝，又有无数拙劣地模仿纽约、东京和巴黎的高楼拔地而起。
老舍回不来了，《城南旧事》里的英子也回不来了，他们的灵魂像白鸽一样在天空中飞翔着，找不到着陆的地方。
老诗人流沙河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说要为成都人“叫魂”，我想，北京人比成都人更需要“叫魂”。
我们的“魂”到哪里去了呢？
在北京的房地产交易会上，我看到了一个接一个“洋”得不能再洋的商品房住宅的名字——“雪梨澳乡”“北欧印象”“枫丹白露”“加州水榭”“罗马世家”“阳光曼哈顿”……
甚至有的干脆就叫“一幢洋房”。
不明白者，还以为真的到了万国博览会。
命名者们说，这叫“国际化”，他们为这些“聪明”的、“有文化”的命名而深感骄傲。
我不知道美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或者澳大利亚人到了这些小区中会有什么样的感想，他们会感叹这些地方比纽约更“像”纽约、比巴黎更“像”巴黎、比罗马更“像”罗马、比悉尼更“像”悉尼吗？
即便如此，“像”也仅仅是“像”而已。
我不禁想起了“邯郸学步”这个成语。
我们学到了外形，却失去了灵魂；我们荟萃了百家的精华，却失去了自己的特色。
我们理直气壮地把自己的历史从地图上抹去，以为这样就“现代化”了。
我曾经陪一位朋友坐车穿过长安街，他感慨万分地告诉我说：“一九四九年之后修建的大楼没有一座是漂亮的！”是的，我们居住在没有灵魂的城市里，被钢铁和玻璃所组成的凌厉的建筑包围着。
我们城市的历史写在书本上，而不是活在建筑中。
专栏作家娜斯在《中国人丧失审美力了吗？
》一文中感叹说：“北京有些新东西是比赛似的难看，选出一个冠军来还真不容易。
一场革命真的把我们的审美力革得那么彻底吗？”当然，这不能单怪建筑师，他们也是整个社会的审美能力、创造力和想象力迅速衰退的承担者。
我觉得，中国人不仅仅是失掉了审美能力，还失掉了“魂”——哪个城市还有自己的灵魂呢？
娜斯痛心地写道：“风沙在袭击北京，丑陋也在袭击北京，令我这个北京人长吁短叹，尽管你说我无事生非。
我是从心眼里觉得北京的面貌是一个大悲剧，尽管我像每个人一样心怀美好向往。
北京现在的丑不是化妆化坏了那种丑，而是整容整坏了那种丑，不知有什么名医能妙手回春。
如果当年像世界上的若干古城一样，保留古城，在边上建新城，可能还好办一点。
比如巴黎，比如新奥尔良，比如蒙特利尔。
新城建坏了，还可以不断改，旧城要做的事就是维修与发展旅游观光业，包括餐饮、时尚、设计等等。
现在的北京是新不新，旧不旧，也不知道怎么把新旧协调，结果是让我呜呼哀哉。”如今仔细观察北京的新建筑，你不会觉得这段评论过于刻薄。
这确实是一种让你窒息的丑陋。
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近二十年以来，我们已经失去了北京、上海、广州以及更多的大城市，现在我们还在失去定海、佛山、景德镇这样的一些中小城市。
那种本来适合公共厕所的瓷砖像潮水一样席卷了中国的东南西北。
从县城到首都，都像是一群风格统一而尺寸不一的公共厕所的集合。
巴黎的咖啡馆里有萨特和海明威的手稿，北京的咖啡馆里却只有生硬的西洋情调和明清家具的拼贴。
巴黎人为了一幅蒙娜丽莎而大动干戈，北京人却对身边消失的四合院投去冷冷的一瞥。
这种差别是细微的，却也是关键的，它不是多办几家工厂和企业、多销售几台手机和电脑就能够弥补和改变的。
当年，北京的城墙被拆除的时候，只有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心痛如刀绞。
假如换了是在巴黎，巴黎会有多少人会奋起保卫他们的历史传统呢？
金钱是买不来灵魂的。
我们的城市，需要有更多的“灵魂的守护者”。
11.张楚：一个躲着布道的布道者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果把摇滚乐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来讨论，许多文化人也许不以为然。
当时的摇滚乐坛只有崔健一个人孤军奋战，然而，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文学日渐失去影响力的今天，流行歌曲尤其是摇滚乐却如日中天。
不管知识界愿不愿意承认，事实明摆着：一个电影明星、一个音乐台的主持人、一个摇滚歌手拥有的感召力、渗透力与影响力，完全能够超过数十个著名作家和学者。
因此，认识他们、理解他们、剖析他们，在沟通与交流中激活民间的文化资源，共同塑造新世纪的文化精神，是当代文化人迫切需要完成的工作之一。
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中国最孤独的歌手——张楚。
张楚是一个永远的流浪汉。
从十岁起他就断断续续地流浪。
从陕西机械学院退学后，身无分文地来到北京，瘦小的身影在举目无亲的都市里游荡，偌大的城市在他的眼里宛如艾略特笔下的荒原。
北京是一个只有冬夏没有春秋的城市，怎么拴得住流浪汉的心呢？
于是，张楚又开始流浪，命运的反复无常正如幸福之可望不可即，新疆、内蒙、西藏，越是文明稀薄的地方对他越有吸引力。
我读不出方向，读不出时光，读不出最后是否一定是死亡……
风吹来，吹落天边昏黄的太阳。
《在西出阳关》中，张楚让我感受到的是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恰如宋人陈与义诗云“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相同的是对时空的超越性体验，而张楚却少了一分古人的疏旷，多了一分现代人的苍茫。
在身体与精神的双重流浪中，张楚唱出了《姐姐》这首成名作。
记得那时我正作为一名北大新生在石家庄陆军学院的军营里接受军训，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个性倔强的我不得不成为队伍中循规蹈矩的一员。
星期天在水房里用毛刷心烦意乱地刷洗厚厚的绿军装，水哗哗地流着，窗外是风吹白桦树的沙沙声。
忽然，旁边的一个同学几乎是喊着唱出一句歌词：“姐姐，我要回家！
姐姐，我要回家！”我猛地一愣，他却自个儿反反复复唱着这一句，不知是记不得别的歌词，还是对这句情有独钟。
我的脑海里一片空白，泪水一滴滴地掉到脸盆里。
虽然我并没有姐姐，但在听到这句歌词的一瞬间，我突然获得了“弟弟”的身份，获得了被关切、被疼爱的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