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教育者们总喜欢把大学当作监狱来办。
这扇小门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标志性建筑，它于一九0五年建成，面对着普林斯顿历史最悠久的拿苏街。
建成之后的六十多年中，它大部分时间都关闭着，只有在重要人物来访和每年毕业班离开大学时才被打开。
到了动荡不安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
普林斯顿大学校门的紧闭，成为许多学生抗议的焦点。
一九七0年的毕业班集体请求校委员会将这道门永远打开，以象征普林斯顿大学拒绝将自己关闭在学术的象牙塔中，而是把自己的校门对外面的世界永远开放。
校委员会采纳了毕业生们的请求。
但在这之后不久，又一个传统在普林斯顿形成：每年的新生都列队走入这扇门，加入普林斯顿大学这个集体；而每年的毕业生们都会列队走出大门，象征着他们离开了学校走向社会。
传说在入学到毕业的四年中间，任何走出这扇门的学生都会毕不了业。
尽管人人都知道这只是一种迷信，但许多普林斯顿大学的学生还是“宁可信其有”，在四年中不迈过费兹兰道夫门一步——不过，这个故事显然是杜撰的，因为我在拱门前就发现有许多大学生来去匆匆。
尽管如此，这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故事——注重传统是这所美国第四古老的大学最为显著的特点。
这座始建于一七四六年、比美国的历史还要年长三十岁的学府，在它建成二百五十年之后，已经根深蒂固地植于它的历史之中。
这里的楼房，好多都是美国国家级的文化遗产。
普林斯顿大学校园里最宏伟的建筑是大教堂，其哥特式的穹顶显得神秘而庄重。
据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大学教堂之一。
教堂前是一个宽阔的广场，两边是青翠的草地，青草在雨后显得更加妩媚，好像是从唐诗中流淌出来的。
这栋大教堂是普林斯顿大学举行开学和毕业典礼的地方，当地居民的婚葬礼仪也在此进行。
在旁边一栋建筑的门口，竖立着一只威风八面的青铜老虎。
老虎是普林斯顿的吉祥物，我在威尔逊故居中已看到过同样造型的老虎。
威尔逊曾经担任过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普林斯顿虎”一直被他放置在书架最显眼的位置上。
在他心目中，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比担任美国总统还要光荣。
程晓农告诉我，每年夏天在这里举行的毕业典礼上，都有很多学生穿着虎皮颜色的西装，后面还缀着老虎尾巴，煞是威风凛凛。
红砖小路将我引向校园那的深处。
这片土地当年还曾经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重要战场，华盛顿的大陆军几度在此与英军鏖战。
如今，这片土地宛如一个大公园，大部分建筑小巧玲珑、古色古香。
常青藤爬满墙壁，不愧为与哈佛、耶鲁齐名的常青藤三大名校之一。
普林斯顿大学的建筑，风格不张扬、不炫目，内敛而深沉，也符合其保守主义的传统。
程晓农介绍说：“普林斯顿是美国保守主义思想的堡垒，风行美国大部分学院的左翼思潮在此最无市场。”我们一边参观校园的风景，一边聊起了普林斯顿的名人们。
所谓“名校”，当然是“出名人的学校”。
就文学方面而言，美国文学史上鼎鼎大名的斯科特•费兹杰拉德就是普林斯顿的校友。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费兹杰拉德在其处女作、自传体小说《在天堂的另一边》中，就用大量的篇幅写到了主人公爱弗瑞在充满贵族气息的普林斯顿的经历。
一九九三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是普林斯顿大学英文系的骄傲，她至今仍然活跃在讲台上。
普林斯顿还有一流的汉学家林培瑞以及刚刚退休的历史学家余英时。
当然，“名人中的名人”当推爱因斯坦。
因此，既然到了普林斯顿，爱因斯坦的故居不可不去。
我们从校园中心驱车仅数分钟，便到了爱因斯坦故居所在的梅塞街。
梅塞街是一条有坡道的柏油小路，街道两边长满了高大的橡树，橡树下掩映着一幢幢的两层小楼。
这些小楼初看平淡无奇，却越看越有味道。
程晓农说：“这一带是美国精英荟萃之地，许多纽约文化界、金融界的名人都居住于此。”我们把车停在街口，步行前去探访大师故居。
雨后的街道一尘不染，空气中弥漫着清淡的草香。
街道上几乎没有什么行人，偶尔开过几辆汽车。
现在正是大学放假的时间，也是大学最为安静的时期。
走在梅塞街上，我可以想象当年在这里漫步的那个一头银发的矮个子老人，有时他手中还拿着一把小提琴。
这样的场景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对此，爱因斯坦传记的作者库兹涅佐夫在《爱因斯坦传——生•死•不朽》中写道：“普林斯顿的居民比起从未见过爱因斯坦的人更生动和更具体地感受到这位科学家的作用。
但就是那些从未见过爱因斯坦的人，也能够猜出他对人类幸福的坚定的、焦急的、感人的关怀。
在这个意义上，普林斯顿的居民表达了对人类的共同信念。
他们用一种难以形容的气氛包围了爱因斯坦。
一方面，爱因斯坦从家里沿着漫长的绿树成荫的小道走到研究院去或是走回家的身影已经习以为常，几乎成为普林斯顿风光的一部分。
对普林斯顿居民来说，同爱因斯坦交谈几句意见，就像同邻居聊天一样，乃是常事。
此外，普林斯顿的居民又把爱因斯坦视为百年一遇的传奇人物。”我没有这样的幸运，我来到这里的时候，大师已经告别了这个世界。
我们数着一幢幢的门牌号，终于找到了梅塞街一百一十二号。
这是一幢相当小的住宅楼，你可以在任何一个美国小镇看到这样的小楼。
白色的、木结构的小楼，掩映在树木之中，库兹涅佐夫这样描写这栋小楼及其主人：“早晨，爱因斯坦沿着这条街道去研究院，再拐进一条枝叶更加茂密的林荫小道，穿过小树林和草地直达研究院的大楼。
普林斯顿研究院被一个大公园环绕。
草坪间杂着榛树丛和长满梧桐树、槭树、椴树的小树林。
这里还有许多果树，特别是苹果树——秋天，林荫小道上满是树上掉下来的果子。
小道渐渐变成街道，两旁是普林斯顿教授们居住的住宅，要不是照片使梅塞街一百一十二号住宅为全世界许多人熟悉的话，它在这种住宅中并不起眼。”在草坪的灌木丛中，我发现了几只蹦蹦跳跳的松鼠，当人走近的时候它们也不知道逃跑，依然自得其乐地玩着自己的游戏。
松鼠愿意与人类亲近，因为这里的居民从来也不曾伤害过松鼠。
我不禁想，这些松鼠的先辈，也许曾经在爱因斯坦的膝下欢快地游戏。
在思考的间隙里，这些松鼠是爱因斯坦最好的玩伴。
一九三三年十月，在纳粹政权掀起的狂热的反犹主义浪潮中，爱因斯坦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聘书，远渡重洋来到美国。
直到一九四五年四月逝世，爱因斯坦人生中最后十二年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栋小楼里。
爱因斯坦选择居住在美国，既是对欧洲大陆的失望，也是对美国的制度和文化的认同。
他与成千上万来到自由女神脚下的人们一样，把这片土地看作是世界最后的希望。
而他又选择了普林斯顿，这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小镇，他可以在这里躲避开世俗的喧嚣，继续思索宇宙的奥秘。
普林斯顿是一个让人可以停下来的地方，它与我居住的庞大而丑陋的北京形成了生活方式的两极。
可以说，没有普林斯顿的优美的环境，就没有爱因斯坦的安宁幸福的晚年。
一九三六年，爱因斯坦的妻子艾尔莎在此去世。
此后，爱因斯坦与儿子和女儿一起居住，他经常在这些用红色和灰色砖头建筑起来的老房子之间漫步，这些房子使人想起古老的英国。
爱因斯坦早已看破了世间的荣华和名誉、权柄与金钱，甚至穿越了生与死的界限。
在普林斯顿那家小小的医院里，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在弥留之际再三叮嘱说：“不要给我修建墓碑，切切不可把梅塞街一百一十二号变成人们‘朝圣’的纪念馆。”他要求不要公开埋藏骨灰的地方，也不要举办任何的追悼活动。
他还告诉校方，这所住宅一定要让以后来普林斯顿学习的学者和学生们居住，同时他在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也一定要让给别人继续使用。
在爱因斯坦看来，房屋就是房屋，不能因为某人居住过了，就改变其功能，让它成为特权的标志。
那是一种狂妄的想法。
爱因斯坦说过：“对我最好的纪念，就是保持房屋原来的用途——供人居住。”这是一种朴素而伟大的思想。
与之相比，那些帝王的陵墓、木乃伊和水晶棺是何等的渺小啊，那些让活人殉葬的风俗又是何等的邪恶啊。
还有人念念不忘悼词的措辞和追悼会的规格，这些粗鄙的野心和可笑的自恋，在爱因斯坦面前显得多么不堪啊。
普林斯顿校方尊从了这位伟人的意见。
梅塞街十二号的这所住宅，以后一直有教师和学生居住。
据说，如今住在这所房屋里的，是几位来自欧洲的访问学者。
因此，我只能在房屋外边观察，而无法进入其内部瞻仰。
至于房间的内部陈设，还得借助于库兹涅佐的描述：“甬道两旁是修剪得整齐的灌木绿篱，它直通向住宅的大门。
进门朝左，靠近用玉米杆装饰的墙壁是上二楼的木梯。
在爱因斯坦的工作室，四面墙壁几乎全部被书架占满了。
同房门对着有一个临花园的大窗户。
窗户左面的墙上挂着甘地的肖像。
右面墙上有一扇通向爱因斯坦卧室的门。
在这面墙上挂着约瑟夫•沙尔的美丽油画、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的肖像。
窗前是一张长方形的大桌子，旁边是放烟斗的小茶几，上面还放着一根澳大利亚飞去来器。
靠近门口放着圆桌和沙发。
爱因斯坦躺在沙发上，把纸放在膝盖上写东西，并把写完的纸张扔得满地都是。”住宅的外墙刚刚用白漆漆过，掩映在翠绿的树枝之间，充满了浪漫的情调，宛如童话中小矮人的宫殿。
在宁静而优雅的普林斯顿，“相对论”的发现者（而不是发明者）得以继续他深邃的科学及人文的思考。
爱因斯坦谦卑地承认造物主的万能，而自己什么也发明不了，只是发现已经存在的事物和规律而已。
爱因斯坦热爱自由，他从来没有满足过学院式的生活方式，他厌恶象牙塔中的生活。
大师在一封给伊丽莎白王后的信中说：“普林斯顿是个奇妙的地方，是一些装腔作势的小小的半神半人居住的招人喜欢的和讲究礼貌的小村子。
由于不理会某些社会习俗，我得以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宜于工作和逃避对工作的干扰的环境。
组成这个所谓社会的人们，比他们的欧洲孪生兄弟们享受更少的自由。
其实，依我看，他们并不感到约束，因为他们惯常的生活模式从童年起就导致对个性的压抑了。”与单薄的书斋生涯相比，大师更愿意从事一些更为“实际”的工作，正如英费尔德的一段回忆中所说的那样：“爱因斯坦多次对我说，他倒是乐意干体力劳动，从事某种有益的手艺，比如制鞋手艺，而不想靠大学教物理挣钱。
这些话背后蕴藏着深刻的思想。
它们表现一种类似‘宗教感情’的东西，他就是怀着这种感情对待科学工作的。
物理学是如此伟大和重要的事业，决不可拿它去换钱。
最好是通过劳动，比如看守灯塔或鞋匠的劳动来谋生，而使得物理学远远地离开起码的温饱问题。
虽然这种看法是天真的，然而它却是爱因斯坦特有的。”一九四三年，哲学家罗素也迁居普林斯顿，他与爱因斯坦有了一些零星的交往。
伟人与伟人的心灵是相通的，罗素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同爱因斯坦交往可以得到异乎寻常的满足。
他虽然很有天才，满载荣誉，却保持着绝对的朴实，没有丝毫的优越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