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赵家楼，是一个文明小区。
我们寻找到刚刚建立没有多久的一块石碑，石碑上简单记载了火烧赵家楼的经过。
石碑的对面就是赵家楼。
原来的赵家楼面积宽广，现在有一部分被改造成了招待所，另一部分则成了大杂院。
我们推开大杂院的院门进去，遇到一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她告诉我们，自己就是在这个院子里出生的，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多年，听老辈人说，这里就是当年学生火烧的赵家楼。
院子很深，往南延伸了几十米。
我们沿曲折的通道一直走到尽头，本来院子里大块大块的空地，都填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简易的居民房。
棚户紧靠着原来的建筑，我们行走在迷宫一样的院落里，有的地方还能看出雕梁画柱，而有的地方却能搜寻出几分西洋建筑的风格来，但是大部分地方都已经是破烂不堪的简陋民居了。
当年的曹宅大部分是西洋建筑，西面连着中国式的平房，院子中套着院子，显示出主人身份不凡。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下午四点，三千学生走到这里，情绪变得十分激动。
沿途的群众深受学生的感动，不少人热泪盈眶。
童子军和小学生们也加入队伍，散发传单。
这一切都使学生很受鼓舞，他们大呼：“卖国贼曹汝霖！”“卖国贼陆宗舆！”“卖国贼章宗祥！”学生们要求曹出面解释，但是没有任何回音，警察和宪兵还企图驱散学生，于是大家群情激愤，开始向曹宅仍石头和白旗，并且试图冲进大门。
有五个学生英勇地爬上墙头，跳进内院，然后从里面把门打开，外面的学生便一拥而入。
我仔细观察了一小段较矮的院墙，看起来像是当年老宅墙，跟旁边新修的较高的墙不同。
如果下面有一个人垫背的话，确实能够翻越进去。
后来发生的一切很快就传遍全国——赵家楼的大火点燃了一代中国青年灰暗的心灵。
至于那把火究竟是谁点燃的，却成了一个谜。
参加游行的学生匡互生回忆说，他拿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学生领袖段锡朋不同意，对他说：“我负不了责！”匡回答说：“谁要你负责，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五四运动纪实》）我对这段记载报怀疑态度，难道匡事先就预料到当天在东交民巷的游行会受阻，队伍转向赵家楼，并且事态发展到这一步？
然而，真实的历史究竟是怎样的，后人已然很难“复原”。
赵家楼被烧毁以后，具体变迁的过程更是难以考证。
哪块砖、哪片瓦属于“原汁原味”的赵家楼呢？
守卫的军警对学生抱同情的态度，采取“宽容中立”，因此学生得以冲进赵家楼，将曹汝霖家中的家具尽行捣毁。
据曹汝霖在第二天给总统的辞呈中所说，学生“破门越墙而入，蜂拥入内，遇物即毁，逢人便殴”。
他当然有夸张的地方，不过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有多么愤怒。
正在曹宅中的章宗祥被学生发现，痛打一顿。
老奸巨滑的曹汝霖却从后门溜走，逃进外国人开的六国饭店。
六点差一刻，学生的大队人马都已撤离，警察这才接到上级命令，开始抓人。
一共逮捕三十二人，北大二十人、高等师范八人、工业专门学校二人、中国大学和汇文大学各一人。
七点，学生被捕的消息传到北大等学校，当晚学生们在北大三礼堂院集会，讨论营救被捕同学，蔡元培校长到会，表示一定要将被捕学生救出来。
五月四日这一天的活动基本告一段落。
在夕阳的余晖下，我们返回学校。
一路上，我与几位同学都沉默不语。
北京城华灯初上，繁华的街道上车水马龙，长安街的高楼直冲天际。
而在八十年前，北京还是一共灰暗的、肮脏的、沉闷的城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些许的进步来自于八十年前的那一天。
尽管梦想变成现实的只是一丁点。
我在车上打开了随身携带的厚厚的一本《五四运动史》，这是周策纵教授四十年以前所写的、迄今为止关于“五四”运动的最好的研究著作。
周策纵教授在这本书中对“五四”的历史意义作了精辟的阐发。
他认为，“五四”是中国知识分子首次意识到有必要彻底改革中国传统的文明，它还标志着中国知识分子对人权和民族观念的迅速觉醒。
“由于这个运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领域引进或认同了许多新的因素，它可以作为理解近现代中国的一共最重要的线索。”今天，我们触摸到了这条线索。
触摸之后呢？
水边的故事，是一叠由瞬间流向永恒的故事。
我是个在水边长大的孩子，外婆的小阁楼后面就是一条小河，河水潺潺，是我最好的催眠曲。
长在水边，却一直没有学会游泳。
伙伴们个个都是皮肤光亮、身手矫健的浪里白条，我却从早到晚静静地坐在河边，像一尊古代的石像。
正是在无数静止的时刻，水边的故事像一面面镜子，伸出闪烁的手捕捞着岁月的流痕。
波光粼粼，人在水的边缘，心灵深处常常涌起潸然欲泪的难以言说的寂寞。
每根脆弱如蛛丝的神经，都被当作琴弦拨动了。
河边的每个故事都像桃花源那样美丽奇幻。
翻开一本线装的《诗经》，最先牵着你的眼光走的是这样的句子：“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于是，满纸的方块字都荡漾起来，青青的是河畔的草，盈盈的是河中的波。
是不是眼睛花了呢？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在可采莲的江南，如果说每一朵莲花下都有一条自由自在的小鱼，那么每条河边岂不都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情感？
水边盛产至纯至真的感情，水是一种由我们的眼泪汇集成的，却能让我们忘忧的液体。
在这平坦如砥光洁如玉的水里映着朝朝代代都不动声色的明月，拥有梅的疏影与藕的深根，也刚刚掠过鹤的白羽与蝶的金翅。
对于人类的健忘而言，水是一部宇宙间最大的留声机：诗人苦涩的歌吟，舟子旷达的渔唱，纤夫苍凉的纤歌，女子悠闲的捣衣声……
还有那湘水的屈子、乌江的霸王、赤壁的东坡、梁山泊的一百零八条好汉……
每个深陷在苦难中无法自拔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到水边去，去寻找他们最后的安慰。
水的使命则是寻找与她最知心的人，所以济慈把他们的名字写在水上。
水与我们血管中的血一样，存在着鲜明的爱与憎，而爱与憎又冰炭相容。
在水沉默的表象背后，演奏着交响乐中循环不止的延长号。
对于极少的那部分人而言，水象征着一种绝望且高傲的理想。
古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尝言：“人生无法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其实，在人生不同的分分秒秒里，人又何尝拥有过同一颗心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心灵就是一条流动的河。
逝者如斯，水同生命一样，无法被赋予某种特定的形象。
因此，伟大的艺术家所能达到的最远处恰恰正是艺术的局限处。
梵高那令人赞叹的怨言就是所有艺术家高傲而绝望的呼声：“在生活中，在绘画中也一样，我完全能够没有上帝。
但是，痛苦的我不能够没有某种比我更伟大的东西。”梵高找到了支撑我们躯体的土壤，却没有发现憩息着我们灵魂的流水。
梵高无法面对人类不可能突破的局限，便向自己举起了沉重的手枪。
真的，没有哪门艺术能与流水交锋，无论什么样的艺术在水的面前都显得如此苍白与粗糙。
与河水相比，海水更为神秘莫测。
在太平洋中一个苍凉荒芜的小岛上，消瘦的高更日日夜夜面对茫茫无涯的海水。
巴黎的灯红酒绿、车水马龙、脂粉与金钱、权势与令名，统统比不上环绕在他四周的水。
终于有一天，高更的眸子变得比海还要深邃，他在画布上重重地写上三个问号：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到哪里去？
海水是否回答了他的问题，我们不得而知。
但那一瞬间，高更确实在海边与自己的灵魂不期而遇。
这个世界上，有几个人发现自己的灵魂丢失了呢？
又有几个人愿意到海边倾听灵魂的声音？
生活像水一样如此之轻，也如此之重。
在风的吹拂下，我们的青丝忽然化作白发，而水依旧汩汩地从我们的指缝里流过，哪里才有岸呢？
流逝的水不会问尽头在哪里，或许根本就没有尽头？
那么，我们剩下的使命便是在已经成为汪洋的世界中展示一个倔强的小岛，用自己真实的感受去预示另一种可能性的来临：人类面临的是遥不可及的未来，让我们如暴风雨中飞回来的海燕，静静地坐在水边，承受那即将降临的幸福或苦难。
水边，最让我无法忘怀的故事是艾特玛托夫的《白轮船》，它像一支灵魂的温度计，测量着我们心灵的冷暖。
在这个诗一般透明的故事里，孩子的世界是一个与水一样永远也不会变得丑陋、混浊的世界。
孩子每天在湖边的山坡上遥望湖里停泊的白轮船，这是孤寂中长大的孩子唯一的乐趣：没有父母，与爷爷相依为命的孩子，爱森林、爱湖水、爱湖上的白轮船、爱爷爷故事里的长角鹿妈妈。
然而，迫于生计，在守林官员的压迫下，爷爷不得不射杀了长角鹿。
孩子从堆满鹿肉的餐桌上狂奔出来，跑到湖边痛苦地向远方眺望，却再也望不见白轮船了，白轮船已起碇开往伊塞克库尔。
孩子不停地问自己：为什么有的人歹毒，有的人善良？
为什么歹毒的人幸运，善良的人不幸？
孩子无法接受残忍的成人世界，终于去实现自己变成鱼的梦想了。
吉尔吉斯作家艾特玛托夫也许是含泪写下这段后记的：“你游走了，我的小兄弟，游到自己的童话里去了。
你是否知道，你永远不会变成鱼，永远游不到伊塞克库尔，看不到白轮船，不能对他说‘你好，白轮船，这是我！
’我现在只能说一点——你否定了你那孩子的灵魂不能与之和解的东西，而这一点就是我的安慰。
你生活过了，像亮了一下就熄灭的闪电，闪电在天空中划过，而天空是永恒的。
这也是我的安慰。
孩子，在向你告别的时候，我要重复你的话：‘你好，白轮船，这是我！
’”合上书的时候，我的眼泪夺眶而出——水和白轮船都隐喻着一个未给定的世界，一个唯有真、善、美和自由的世界。
这个世界需要有人为它献身，与贫乏和虚伪抗争是艰难的，生活的奇迹豁然出现的时刻毕竟太少了。
这便是《白轮船》的可贵之处：明知满载真理的小舟已经倾覆，宁愿遭受灭顶之灾也不苟且偷生。
卡夫卡说过：“谁若弃世，他必定爱所有的人。
因为他连他们的世界也不要了，于是他就开始觉察真正的人的本质是什么，这种本质无非是被人爱。”水边的故事大多以悲剧结局，然而这种悲剧之中却蕴含了一种火山喷发一般强烈的热情。
水边那些平凡或伟大的人们，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去解答时与变的谜底，并在残忍与非正义之中展现永生之爱。
一切的矛盾最后都纠结到水边。
无论你是预言家还是落伍者，水都是你无须付出什么的知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