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尔巴哈把人理解为“类”，所以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人与环境的关系就是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费尔巴哈看来，生活世界是由人和自然构成的。所谓生活，就是人在自然环境中生存。在这里，人与自然是直接面对的，没有任何中介，一切都是透明的。正因为如此，人是直接吃自然界、喝自然界，等等。从认识角度说，人可以直观自然界，可以认识自然界本身，因为自然界是人所直接面对的对象。
对生活中的根本问题，首先，在费尔巴哈看来，生活中的根本问题是异化宗教力量对人的自由的压迫和对人本质的遮蔽，从而导致了人性的分裂。他说：“信仰使人跟人分离，用超自然的统一、信仰之统一来代替基于自然的统一和爱”。在马克思看来，生活世界直接面对的问题是无产阶级生活的全面异化，即“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在生活中，不仅有物质性的异己力量，还有精神性的异己力量。在这里，马克思就超越了费尔巴哈将生活异化等值于宗教异化的狭隘视野，对生活世界进行全面的审查。
第四，费尔巴哈与马克思都致力于消除生活世界的异己力量，从而达到人性的回归，实现人的自由本质。但是二者对异己力量和“自由”的理解不同，消除异己、实现自由的手段与途径也不同。
在费尔巴哈看来，只要通过批判有神宗教，解构宗教，揭示“人是宗教的始端，人是宗教的中心点，人是宗教的尽头”，还原宗教的本质于人的本质，从而建立爱的宗教，人成了自己的上帝，这样就消除了“自我”的分裂，使人回到了自身，由此获得生活的自主与自由，因为“爱乃是实践的无神论，爱乃意味着在内心中、在意念中、在行动中否定上帝”，到此解放人的任务也就一次性完成了。由于他把宗教还原为“人”、抽象的无差别的“人”，这样，费尔巴哈的宗教也是抽象的“宗教”，因此他认为只要“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就够了。费尔巴哈批判的是生活之“末”，实现生活目标的手段是乌托邦式的。
对生活的理解上，首先，费尔巴哈所理解的“生活”本质上是市民社会的生活。在费尔巴哈看来，“生活”即是利己行为以及日常生活，即是对快乐与幸福的追求本身，即是享受“爱”。然而所有这一切在马克思看来只是市民社会的生活，而不是一切社会形态的生活，尤其不是“人类社会”的生活。对此，马克思评论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恩格斯在拿费尔巴哈的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比较时也说：“根据费尔巴哈的道德论，证券交易所就是最高的道德殿堂，只要人们的投机始终都是得当的。”
第五，在市民社会的生活中，费尔巴哈特别突出的是宗教生活。宗教应该说是探讨费尔巴哈生活哲学不可略过的重要维度。在费尔巴哈的生活哲学中，宗教生活成为“人的生活”独特性之所在。在这里需要注意两个方面，其一，因为在费尔巴哈看来，“动物只有单一的生活，而人却具有双重的生活。在动物那里，内在生活跟外在生活合而为一，而人，却既有内在生活，又有外在生活。人的内在生活，是对他的类，他的本质发生关系的生活”，也就是宗教生活把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其二，在他看来以往宗教是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他希望通过宗教批判来还原人的类本质。将这两个方面综合起来思考可清晰地呈现出费尔巴哈哲学“生活”的宗教特征。
这里的宗教和费尔巴哈批判的宗教不同，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的关系、心灵的关系，过去这种关系是在现实的虚幻映象中（借助于一个神或许多神，即人类特性的虚幻映象）寻找自己的真理，现在却直接地而不是间接地在我和你之间的爱中寻找自己的真理了。归根到底，在费尔巴哈那里，性爱即使不是他的新宗教借以实现的最高形式，也是最高形式之一，费尔巴哈对另一类宗教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公开与基督教决裂，提出了“人创造了神”这个批判基督教的基本命题；公开揭露了产生宗教的认识论根源，指出形成宗教的社会心理原因乃是人的利己主义的本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依赖感；此外，他还揭露了宗教恶劣的社会作用。费尔巴哈由此以间接方式批判了封建制度。
在社会历史观上，费尔巴哈从自己的人本学立场出发，把利己主义说成是人的本性，把两性之爱说成是道德原则的最高体现，主张建立一种“爱”的新宗教，企图以此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冲突。他所宣扬的人性论在反封建的斗争中起到一定的进步意义。在对爱的阐释上，费尔巴哈认为，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可以帮助他克服实际生活中的一切困难，而且这是在一个分成利益直接对立的阶级的社会里。这样一来，他的哲学中的最后一点革命性也消失了，留下的只是一个老调子：彼此相爱吧！不分性别、不分等级地互相拥抱吧——大家一团和气地痛饮吧！简单扼要地说，费尔巴哈的道德论是和它的一切前驱者一样的。它适用于一切时代、一切民族、一切情况；正因为如此，它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不适用的，而在现实世界面前，是和康德的绝对命令一样软弱无力的。
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也进行了批判。他指出黑格尔关于“绝对精神”外化产生出自然界的理论是用一个自己创造的概念引出客观物质世界的语言游戏；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同一性”只是思维自身与自身的统一，因而是虚假的，其实只有人才是这种统一的基础和主体。他还指出，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秘密是神学——思辨神学”，“绝对精神”不过是上帝的别名，要否定神学必须同时否定黑格尔哲学。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批判结束了唯心主义在德国的长期统治地位，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但费尔巴哈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与唯心主义一起抛弃，未能完成扬弃黑格尔哲学的历史任务。
费尔巴哈坚持世界的物质性、物质世界的多样性以及统一性，明确肯定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并在许多问题上做出了重要的发挥。但他的唯物主义仍属于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的范畴。批判黑格尔否定感性事物的实在性，以存在的概念或抽象的存在作为哲学的开端的唯心主义。指出黑格尔哲学论述的出发点存在是不真实的，是想象出来的存在，是空的思维。从思维派生存在，从无创造世界，是违反理性而有害的。哲学应从现实的存在开始，哲学的最高原则应是人的本质。
在哲学上，他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思想是第二性的，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人的思维、意识是客观物质的反映。在政治上，他反对君主政体，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制。1870年参加德国社会民主党。晚年阅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但费尔巴哈在社会历史观方面是唯心主义的。他在批判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同时，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所以始终未能摆脱机械唯物主义的缺陷。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把它发展成为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理论。
他认为人是自然界的最高产物，思维是人脑的属性，物质世界可以被人认识。他重视感觉在认识中的作用，也注意到理性思维在认识过程中的必要性，但他并未深刻理解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他以实践作为驳斥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有力武器，但他的实践主要是指个人的日常生活活动，未能强调社会实践活动对认识世界的重大意义。他把自然界只看作单纯的客体，仅是感觉直观的对象而非实践改造的对象。他未能认识到人与自然的辩证的互动作用以及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从而把人的认识单纯归结为消极、直观、被动的反映。
在政治上，他反对君主专制，主张资产阶级民主制，代表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激进集团的利益。在1848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夕，他抛弃了极有影响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恢复了唯物主义应有的权威，这对青年马克思、恩格斯曾产生过重大影响。他对宗教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认为上帝不过是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反映。他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主张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批判黑格尔把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加以颠倒，主张物质先于精神。他把自然界与人提到了首要的地位，承认自然界的可知性、规律性与必然性。但他所说的人，是生物学上的自然人，而不是社会的人，因此他的唯物主义是“人本学唯物主义”。他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丢掉了其中的辩证法，看不到人对客观存在的主观能动性，不了解社会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还鼓吹普遍的爱的宗教、爱的道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辩证唯物主义时，吸收了费尔巴哈哲学中的唯物主义这一“基本内核”。
延伸品味
费尔巴哈是马克思以前最杰出的唯物主义者，19世纪30、40年代在德国宣扬并捍卫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他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家。最初费尔巴哈是一个唯心主义的黑格尔主义者，黑格尔哲学处在近代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折点上，它既是对古代、近代哲学的最高综合，又是滋生、分化、孕育现代哲学的分叉点和出发点。费尔巴哈哲学的出现对于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都是至关重要甚至具有决定意义的。
马克思、恩格思对费尔巴哈有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说：“和黑格尔比起来，费尔巴哈是极其贫乏的。但是，他在黑格尔之后起了划时代的作用，因为他强调了为基督教意识所厌恶而对于批判的发展却很重要的某几个论点，而这些论点是被黑格尔留置在神秘的朦胧状态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