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太原工人运动的兴起与发展
阎锡山统治山西期间，在太原建立了规模宏大的太原兵工厂，之后又产生了官僚资本相当集中的庞大的西北实业公司，在太原形成了全国知名的军事工业体系。面对愈加严峻的革命斗争形势，太原党组织决定将工作重心由学生运动转向工人运动。在太原党、团组织的领导下，1925年8月，太原总工会成立，党在工人队伍中的影响逐步深入，吸收了一部分先进分子先后加入党、团组织，他们开始担任起在工人大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工人革命斗争的重任。同年，在中共太原地委直接领导下，专门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由邓国栋负责，开展以兵工工人为骨干的职工运动[23]。1926年5月1日，太原兵工厂公会在太原市海子边成立，建立兵工厂党支部，并加入太原总工会。至1927年3月，全市共有24个党支部，其中学生支部10个，工人支部8个，士兵支部5个，混合支部1个；党员人数已达420余人，其中工人占50%，学生占35%，士兵占10%，其他占5%[24]。
（4）“四·一二”政变后的革命斗争
1924年至1927年，国共第一次合作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北伐战争，史称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公开发动反革命政变，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4月15日，李济深、钱大钧、古应芬在广州发动了“四·一五”反革命政变。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也加紧了反革命活动。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公开宣布与共产党决裂，随即发动政变，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屠杀，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血腥口号。大批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遭到杀害。至此，蒋汪反革命合流，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国共合作破裂。在此背景之下，山西的革命斗争形势也进入极其艰难的阶段，在反动势力的白色恐怖阴影中，山西学生运动的中心转移到“国师”，学生运动领导人为薄一波、程子华、张文昂、梁其昌等，他们肩负起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重任。在党、团员的带领下，“国师”学生曾在鸣盛楼剧院，表演了“蒋介石的裸体跳舞”话剧[25]，揭露反动派的暴行和真面目。学联会在“国师大礼堂”召集各校学生举行反蒋大会，领导者为薄一波。随后，薄一波、张文昂等学生领袖被捕入狱，王瀛、侯士敏等人被残忍杀害，各校学生运动领袖及进步分子纷纷被捕。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山西的党、团组织损失惨重，革命斗争形势陷入低潮，党团组织被迫转入各地农村进行地下工作。
四、抗日救亡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制造“柳条湖事件”，悍然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战争；而十数万东北守军奉行蒋介石政府“不抵抗政策”，东北沦陷。“九·一八”事变后，举国震惊，激起了全国性的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抗日救亡浪潮；而关东军在东北取得的胜利，掀开了日本对中国、进而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从此，中日民族矛盾成为国内革命斗争的主要中心，山西人民为抵抗异族侵略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1937年11月9日，太原沦陷，日军在这里进行了长达八年的殖民统治。
（一）“一二·一八”学潮
1931年12月11日，太原各学校组织成立“山西大中学生联合会”，学生代表齐集省政府请愿，要求调拨车厢允许各地学生赴南京请愿，并以绝食行动以示抗议当局的“不抵抗主义”。次日各校学生组织了几千人参加的庞大队伍到省府声援请愿学生代表，然而大门依旧紧闭。随后，得不到回应的学生在愤怒中砸毁“山西省政府”牌匾，撞开大门后冲入省府要求当局给予答复，时任省主席的徐永昌及众官员仓皇而逃。12月18日，全市大、中学校学生八千余人在中山公园（文瀛公园）组织请愿誓师大会，随后列队前进，直抵太原东缉虎营国民党山西省党部门前，向国民党山西省党部请愿。然而山西省党部门前卫队荷枪实弹，直指学生；在请愿代表被允许进入省党部进行交涉时，遭到严重殴打，多人受伤。这一行径激怒了在门外等候的请愿学生，双方发生武力冲突，国民党省部卫队向学生开枪射击，遂造成轰动全国的“一二·一八”惨案，多名学生重伤，进山中学穆光政惨死。惨案发生后，在中原战败后避居大连的阎锡山的遥控下，山西省当局查封了国民党山西省党部，省党部主要成员被驱逐出山西省境。
事件发生后，山西各界成立了“一二·一八”惨案后援会，在海子边召开追悼大会，会后抬棺材举行游行示威活动，还在文瀛湖畔修建了“穆光政纪念碑”（“文革”中被拆毁）。“一二·一八”学潮是在中共影响下爆发的反蒋抗日运动，对推动山西革命形势的发展有重大意义[26]。
（二）“一二·九”运动在太原
为了实现侵吞华北进而独霸中国的既定国策，日本军部与关东军利用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着手全面实施分离华北，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1935年6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国民党代表何应钦签订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将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交给日本。11月，日本军政府策动汉奸进行“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傀儡殷汝耕成立“防共自治政府”，妄图使冀东特殊化。汉奸李守信在内蒙古组织“内蒙自治政府”。南京当局甚至指派要员组织“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了为方便日军实施“华北特殊化”的行政机关。
亡国灭种的危机并没有转变国民党政府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内战政策，蒋介石依然在集中武力大肆围剿红军。当年8月1日，红军在长征途中，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共中央在莫斯科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12月9日，北平即爆发了由中共领导的“一二·九”学生抗日爱国运动。不久，太原各校学生为了声援北平的学生运动，在国民师范大礼堂成立了“太原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共党员、学生领袖段若宗、乔增禄根据“华北学联筹委会”的决议精神，与学生代表共同起草并发布了《省立国民师范学生抗日救国会纲要》和《省立国民师范学生抗日救国会为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告全体同胞书》，并将“太原市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更名为“讨逆抗敌救国会”以获得山西当局的认可，扩大抗日力量。随后爱国学生举行了全市规模的抗日救国游行示威，以国民师范学生为中心的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在太原民众中广为深入地发展起来。然而，学生的爱国义行引起了山西当局的警惕和仇视，1936年3月，山西当局开庭审判所谓“国民师范案件”，共产党员段若宗，学生领袖乔增禄被反动当局以“吊打官警、宣传共党”为由惨遭杀害，张清源、刘定国、冀云程亦以“宣传共产罪”被当局宣判死刑，枪毙于太原大南门外。至此，阎锡山停办了该校，结束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的历史。
由“一二·九”学潮所推动的太原学生运动，虽然遭受了阎锡山当局的血腥镇压，但是它却唤起了太原人民的觉醒，换来了太原工人阶级所掀起的反日斗争热潮[27]。
（三）牺盟会与抗日决死队
1.山西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形成
在全国抗日民主运动日益高涨的形势下，1935年12月，中共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为了逼阎锡山抗日，红军于次年一月东征，进入山西西部。阎急电南京政府要求派兵增援山西，蒋介石立即派中央10个师约15万人[28]分头涌进山西，同时授意特务暗中策划河东独立，使之脱离阎锡山的统治。1936年5月，红军撤回陕北，中共中央遂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重申团结抗日、停止内战的主张。此时，蒋介石派遣抵晋帮助围剿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依旧赖在晋南不肯离去。1936年11月，日军进犯绥东，如果越过长城即可入侵山西腹地。在此情形之下，阎锡山的统治受到三方面势力的威胁：日军入侵，阎在山西的基业即将不保；蒋介石早想涉足山西，中央军长期滞留已呈鲸吞之势；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已深入人心，而阎在遭红军东征严重打击后余惊未消。用阎锡山自己的话形容当时的处境，就是“在三颗鸡蛋上跳舞，哪一颗也不能踩破”。
经过反复权衡利弊之后，1936年10月，阎锡山秘密派人至陕北要求中共派代表到太原具体商洽联共抗日。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国共合作尚未实现，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站在阎机要秘书梁化之的安排下，以“彭公馆”的名义秘密迁到太原市新满洲城西街30号[29]的一座四合院中。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中共与阎锡山政府正式建立了山西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共和红军驻晋秘密联络站更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在成成中学挂牌正式办公。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旧址，位于今太原市杏花岭区坝陵路之西，北城公安分局之东，南临坝陵南街，北至坝陵北街路南，即当时成成中学旧址。太原沦陷前，成成中学大门和部分校舍被炸。1937年9月5日周恩来代表中共来山西同阎锡山商谈合作抗战等事，随后，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彭雪枫作为中共代表常驻八路军办事处。办事处行政上归八路军总部指挥，党内受中央军委领导，与“北方局同址办公后受北方局领导。当时八路军驻晋办事处旧址的学校布局是：校门在坝陵南街靠近中轴线东侧，进校门以东是传达室，西房原为接待室和教工伙房，后作八路军办事处警卫排值班室和工作人员宿舍。往北有院门进入头院，东面有条形小院，原是宿舍，改作八路军办事处招待所。西面有一院，平房是图书馆和礼堂，还有几间2层楼房原是物理实验室，办事处改作三处客房和饭厅。北面有坐北朝南的一排平房是教室，作为办公地点，中间过厅作会客厅，西面为彭雪枫主任的办公室、卧室及电台工作室和工作人员卧室，最西头一间教室据说是周恩来办公室、卧室。东面为秘书办公室和工作人员卧室，后改作北方局和山西工委秘密机关。刘少奇、杨尚昆、彭真、朱瑞、林枫、张友清等都曾在这里从事党的活动。2000年，太原市道路拓宽工程中八路军办事处旧址被拆。
成成中学，建于1924年9月，由百余位北京高等师范山西籍毕业生发起创办，首任校长为萧澄。最初的校址在西缉虎营民房，招收两个班，不久在坝陵桥新建校舍。抗日战争初期，成成中学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华北抗日前线的指挥部。“七·七”事变后，广大师生响应党的号召，举校从戎，共赴国难，组成六百人的“师生抗日游击队”，转战晋西北，血沃大青山，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成中历史上最光辉的篇章，被誉为是全国“青年运动的一面旗帜”。新中国成立后，成成中学在太原复校，定名为山西省立成成中学，校址重建于太原市迎泽区后铁匠巷5号。
2.牺盟会和青年抗敌决死队
1932年以来，在阎锡山的支持下，太原先后出现了“中国青年救国团”“建设救国社”“山西民众监政会”“文山读书会”“直社”等官办群众团体[30]。1936年4月，阎以“自强救国”为号召，将所有官办群众团体和其他社会团体合并组成“自强救国同志会”，阎本人出任会长。8月，同志会中的进步青年提议成立“抗日救国会”，时逢日军入侵绥东，这个倡议得到阎锡山的支持，他将之改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9月18日，牺盟会在太原海子边召开各界人士“九·一八”事变五周年纪念大会，向公众宣布牺盟会正式成立，由阎锡山任会长，赵戴文任副会长，执行委员由宋劭文、戎子和、张隽轩等27人担任；10月15日，牺盟会发布《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宣言》和《牺牲救国同盟会工作纲领》；10月18日，牺盟会在中山公园召开宣传大会，散发《大会告各界同胞书》，省城有万余人参加了大会，会后向全国各地和海外同胞发布通电。
1936年9月，阎锡山派人赴北京邀请薄一波回太原共策保晋大业，10月中旬，中共北方局决定派遣薄一波、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等人赶赴山西，以抗日活动家的身份主持牺盟会工作，并成立由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负责山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接办牺盟会后，薄一波对之进行了改组，阎锡山任会长，梁化之任总干事，董天知、韩钧、薄一波、戎子和、宋劭文、刘玉衡、张隽轩等22人为执行委员，实际工作由薄一波负责；改组后牺盟会下设组织训练委员会和宣传训练委员会。从此以后，牺盟会成为中共与阎锡山集团之间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织，是由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牺盟会在山西开展了多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