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隋廷重镇
隋朝，由于受到北方突厥族的威胁，太原成为“中原门户”，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隋文帝先后派遣三位皇子镇守太原，加强边防。到了唐代，太原不仅是军事重镇，而且是李氏王朝的龙兴之地，因而受到朝廷的高度重视。晋阳城也由州城升格为都城，逐渐发展成为规模宏大，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全国性大都市，在中国陪都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大象二年（580年），北周宣帝宇文赟病死，幼子静帝宇文阐继位，时年8岁。权臣杨坚以外祖身份总揽朝廷大权。581年二月，杨坚废静帝自立，建立隋朝，年号开皇，是为隋文帝。隋政权于589年统一全国，结束了自东晋南北朝以来长达270多年的分裂局面，为国家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
隋文帝为进一步巩固政权，推行宗王出镇制度，命诸皇子分别镇守各重要地区。次子晋王杨广被任命为并州总管。开皇二年（582年），隋文帝设河北道行台尚书省于并州，以杨广为尚书令，驻守晋阳。同时，还派王韶、李雄、李彻等能臣辅佐杨广治理太原。
《隋书》中说：“突厥方强，太原即为重镇”[1]，即强调太原在隋朝抵御突厥时所发挥的屏障作用。杨广出镇太原时，突厥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沙钵略可汗大举南下攻掠中原。隋文帝当即诏令增修要塞屏障，加固长城，整顿边防，又派兵数万进驻太原，以加强其军事实力。经过认真的准备与部署，隋军凭借晋阳的战略地位，阻击了南侵之敌，使之锋芒受挫。其后，又抓住战机大败突厥。遭受了沉重打击的沙钵略可汗元气大伤，无力再战，被迫向隋文帝求和。
在对隋作战失败后，沙钵略可汗与阿波可汗产生矛盾，便率军进攻阿波部。阿波部不敌被迫西逃，投奔占据西域的达头部。两家联合，史称西突厥，共同对付沙钵略。此时，沙钵略还受到东边契丹的威胁，无力对抗来自东、西两个方向的敌人，遂向隋文帝求援。文帝即命杨广从太原出兵相助。在隋军的大力支持下，沙钵略最终打败阿波部，巩固了自身地位。出于感激，他与隋立约，以沙漠为界，表示要“屈膝稽颡，永为藩附”[2]。太原在隋朝抵御突厥入侵和促使双方和解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军备的需要，晋王杨广在担任并州总管期间，对晋阳城进行了扩建。他在城东北的晋阳宫周围建起了高4丈，周围7里的城垣。这就是晋阳宫的宫城，又名新城。
开皇八年（588年），隋朝在寿春设置淮南行省，调杨广为尚书令。开皇十年（590年），隋文帝又命三子秦王杨俊为并州总管，执掌二十四州诸军事。原本贪图享受的杨俊到任之后变得更加奢华。他在晋阳“盛治宫室，穷极奢丽”[3]。这一做法使得隋文帝十分不满，开皇十七年（597年）七月遂将其免官。由此可以推测晋阳宫的建筑在当时应该得到了进一步的修缮和扩充。开皇十六年（596年）晋阳城中又修建了一座仓城用以储存粮饷兵械等军用物资。仓城位于晋阳城西北隅，“东面连新城，西面、北面因州城”，“高四丈，周回八里”[4]。
开皇十七年（597年），隋文帝又命其幼子汉王杨谅为并州总管。因对幼子特别宠爱，文帝令杨谅“自山以东，至于沧海，南拒黄河，五十二州尽隶焉”[5]，并且允许他便宜行事，不受律令限制。第二年，又准其在并州铸钱。杨谅本就年轻气盛，这些特权更促使其恃宠而骄，野心不断膨胀。此时，杨广玩弄手段夺取了兄长杨勇的太子之位。杨谅为此心怀不满，到并州之后便以“突厥方强，太原即为重镇，宜修武备”[6]为借口，积极发展军事力量。由于隋文帝生性猜忌，欲借汉王之力制约太子，故而他不仅没有限制杨谅势力的过度膨胀，反而多有怂恿。这就为皇室内乱种下祸根。
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病重，杨广乘机弑父夺位，是为隋炀帝。紧接着他伪造父皇遗诏，逼死废太子杨勇，随即召汉王回京。杨谅得知京师有变，立刻起兵造反，一时间响应者达19州之多。起初，杨谅分兵五路，进展顺利，前锋部队攻占蒲州。就在即将强渡黄河之时，他却临时改变计划，停止进攻，转为守势。面对严峻形势，隋炀帝先命重臣杨素至蒲州，阻击叛军，又令骁将李子雄急至幽州，率幽州之兵入井陉，西击杨谅。杨素首先收复蒲州，又大败杨谅于灵石高壁岭，紧接着便引军北上再败谅军于清源（今太原清徐清源镇），最后围困晋阳城。杨谅走投无路，被逼出降。隋炀帝不忍加诛，将其幽闭而死。并州士民因从乱而被杀死或流放的多达20余万家。隋文帝原本打算以宗王出镇制度巩固政权，却没料到这一措施既酿成皇室内部兄弟相残的悲剧，又给并州百姓带来深重灾难。
二、李渊起兵
在统一战争中建立极高威望的隋炀帝弑父杀兄，又平定了杨谅的叛乱，赢得了皇位争夺战的最后胜利。此时的隋朝，“地广三代，威震八纮，单于顿颡，越裳重译”[7]，国力达到极盛。隋炀帝即位以后，推行政治改革，开通大运河，推行科举制，发展文化事业，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一定的政绩[8]。但是，他刚愎自用，穷奢极欲，营造不息，频繁发动对外战争，导致社会矛盾迅速激化。
隋炀帝的一系列暴政，引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在反隋斗争中，并州地区的农民起义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一时期，自然灾害频发，民不聊生。并州地处抵御突厥的前沿，隋军北上作战时，所需军资皆落在当地百姓身上。隋朝为防范突厥南下，又多次修筑长城，沉重的劳役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此外，隋炀帝北巡时还下诏建造汾阳宫、楼烦郡城以及晋阳至汾阳宫的桟道，可谓“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9]。天灾与人祸交织在一起，促使农民的反抗斗争在山西地区蓬勃发展起来。从大业六年（610年）起，先后有雁门尉文通，离石刘苗王，长平司马长安、李士才，绛郡敬盘陀、柴保昌，龙门毋端儿，灵丘翟松柏，太原杨世洛等十余支农民起义军活跃在并州大地，沉重地打击了隋朝的残暴统治。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反抗斗争也逐渐发展成燎原之势，隋炀帝已陷入“普天之下，莫匪仇雠，左右之人，皆为敌国”[10]的境地。
在天下大乱的情况下，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地方实力派如梁师都在朔方、刘武周在马邑、薛举在金城、李轨在武威、萧铣在巴陵相继竖起反隋大旗，割据一方。太原留守、贵戚李渊也加入到反隋的行列当中，并最终完成了推翻隋朝暴政，重新统一全国的任务。
李渊，字叔德，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出生于关陇贵族[11]。祖父李虎追随宇文泰拥立元宝炬为帝（文帝），建立西魏。因其功劳，被封为柱国，陇西郡公，官至太尉，还被赐予鲜卑姓大野氏。宇文泰之子宇文觉废西魏建立北周后，追封他为唐国公。李渊的父亲李昞，袭爵唐国公，北周时担任安州（今湖北安陆）总管、柱国大将军，娶鲜卑大贵族独孤信之女为妻，与权臣杨坚结为连襟。李渊生于北周武帝天和元年（566年），7岁时便继承了唐国公的爵位。隋代周后，因他是隋文帝的内甥，隋炀帝的姨表兄，而颇受两代皇帝的重用，历任刺史、郡守、卫尉少卿等职。
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巡幸汾阳宫时，任命李渊为河东慰抚大使（或称讨捕大使），负责镇压晋地的农民起义军。李渊到任后，击败甄翟儿、毋端儿、敬盘陀等人所领导的起义军，又“选精骑二千为游军，居处饮食随水草如突厥，而射猎驰骋示以闲暇，别选善射者伏为奇兵”，使突厥“疑不敢战”[12]，引军北撤，暂时稳定了该地区的局势。
大业十二年（616年），隋炀帝第三次南巡江都后，便陷入了农民起义的汪洋大海之中，无法返回两京。大业十三年（617年）李渊被任命为太原留守，郡丞王威、武牙郎将高君雅为副留守。此时，素有政治远见的李渊已经预料到隋政权大厦将倾，便产生了取而代之的野心。故而，他对次子秦王李世民说：“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13]于是，李渊便以太原为根据地，暗中收编起义军余部，广揽人才，不断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大业十三年初，马邑军吏刘武周勾结突厥发动兵变，杀死太守王仁恭，自立为帝，准备南下争夺天下。李渊父子遂利用这一机会，在晋阳令刘文静、晋阳宫副监裴寂的协助下，借口防备刘武周与突厥南侵，扩充军力。同时，还以串通突厥的罪名杀死隋炀帝派来监视他的王威、高君雅。其后，李渊又派刘文静出使突厥，向始毕可汗许诺：“征讨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14]，达到了稳固后方的目的。是年六月十四日，李渊在太原建大将军府，以大将军名义设置三军，命长子李建成为左领军大都督领左军，次子李世民为右领军大都督领右军，三子李元吉领中军，留守太原。七月四日，李渊在晋阳发布檄文，历数隋炀帝罪行，表示要“废昏立明”，随即率三万兵士南下，进军关中，史称“晋阳起兵”。
得到李渊起兵的消息后，留守长安的代王杨侑（隋炀帝之孙）急忙派虎牙郎将宋老生率兵进驻霍邑（今山西霍州），命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驻守河东（今山西永济），与李渊对峙。在还未及攻打霍邑之时，李渊又面临着重大考验。是时，风传刘武周要攻取太原，而瓦岗军首领李密派来使者要求与李渊结盟灭隋，并凭借其实力欲为盟主。李渊当即致书李密，表示愿与之联合，并承认他的盟主地位，使李密放松了警惕。这一理智的决策消除了来自东部的压力。其后，经李建成、李世民极力劝说，李渊不顾刘武周的潜在威胁，继续南下攻打霍邑。霍邑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李渊采用诱敌之计，命建成、世民二子引诱宋老生出城追击，待他出城后，李渊、李建成与其交战，李世民再领兵反攻。最终，李氏父子斩杀宋老生，一举攻占霍邑。紧接着，又连克临汾（今山西临汾）、绛郡（今山西新绛）、龙门（今山西河津），然后在绕过屈突通驻守的河东，渡过黄河，兵锋直指长安。十一月初九日，李渊攻下长安，拥立杨侑为皇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李渊自任大丞相，封唐王，都督内外诸军事。次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被部下将领宇文化及等人杀死。五月，李渊逼迫杨侑让位，建立唐朝，年号武德，定都长安，是为唐高祖。
唐朝建立后，马上发动了统一全国的战争。从武德元年（618年）十一月起，唐朝先后消灭了割据金城的薛举、薛仁杲和割据武威的李轨两大军事集团，占领了陇西之地与河西五郡。与此同时，割据马邑的刘武周接受其部将宋金刚的建议，在突厥支持下，准备与唐朝进行决战。武德二年（619年）四月，刘武周率军南下，大败太原留守齐王李元吉的部队，围困晋阳城。李渊两次派兵援救，均被击败，李元吉遂弃城逃跑，使得刘武周不战而得晋阳。太原及周边的很多地区被刘武周占领，直接威胁到唐朝的统治，关中震动。在此危急关头，秦王李世民主动请战，率部征讨刘武周，收复失地。从武德二年十一月到次年四月，经过五个月的激烈较量，李世民终于击败刘军大将宋金刚，夺回太原。刘武周、宋金刚相继北逃，其后都被突厥所杀。
正如李世民在战前所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15]，收复太原，使秦、晋之地重新连成一片，为唐朝统一全国建立了稳固的后方，有着重要意义。
三、大唐陪都
晋阳起兵后，李唐王朝与突厥之间的合作关系很快就破裂了。起初，突厥支持刘武周南下攻击晋阳，争夺河东，以牵制唐王朝的发展。秦王李世民打垮刘武周军事集团后，突厥又支持刘之残部苑君璋继续与唐为敌，双方冲突不断升级。据有关文献记载，唐与突厥在今山西地区的战争多达60次左右[16]。在这一系列频繁的战争中，晋阳始终是唐廷抵御突厥袭扰，进而击败突厥，消除边患的军事基地。同时，晋阳又是李氏政权的“发祥之处”“国之根本”。因此，已有一千多年历史的晋阳古城受到唐朝历代帝王的重视，行政级别不断提高，规模更加宏大，进而成为大唐陪都。唐代是太原历史上的全盛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