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关挺丽
穷则思变，穷且益坚，这是对生活中的挑战的面对，也是人格魅力中自强的闪光。
1993年金秋，我考上了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喜报传到我的家乡——广西博白沙陂镇时，年迈的父母脸上露出了多年不见的笑容，他们拿出了家里所有的积蓄供我上学。
进校不久，都市里令人咋舌的物价很快冲淡了进大学的欣喜之情，我自己也不得不发起愁来。当时我母亲重病在身，家里早已债台高筑，我不能看着父亲把家里最值钱的那头耕牛卖掉供我读书，于是我决定做些事情。
1994年春季开学的第二个星期天，我就跑到离学校不远的医药研究所去发放广告，从友爱路一直走到百货大楼广场，劳累了整整一天，赚到了上大学以后的第一笔大钱：15元。自那以后，我承包过学校食堂的卫生，做过家教，艰难地维持着自己的生活。
最终让我做起“小鞋匠”，是因为一次当街受辱的经历。
那是1994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我约两个要好的同学，提着各自的旧鞋上街去修补。就因为怕人家嫌脏，在此之前，我们都将鞋子里里外外擦了个干净。修鞋的是个中年汉子，油渍满身，却对我们露出了一脸的不屑，经一再央求，那人才勉强答应补。其实也就是打几个补丁的事儿，他竟然每只鞋要收我们2元，几乎快赶上买一双新布鞋的价码了。我们据理力争，他却怪怪地笑，阴阴地说：“以后你们干脆打赤脚算了。穷得连鞋都修不起，还装什么斯文！”我当时满脸气愤，羞辱难当！
回到学校，我还老半天缓不过劲儿来，打量着床边那双刚刚修好的鞋，我突发奇想：倘若能在校园里支起一个修鞋摊，不是既可以挣些手工费，又可以免去贫困同学的一份尴尬吗？
一连几个星期天，我找到一位慈眉善目的修鞋老师傅，诚心诚意地拜他为师。老师傅忠厚朴实，毫不保留地传授给我许多技艺，而且把一台旧的修鞋机租给我用。
回校后，当我搬出工具在宿舍里“练艺”时，我所在宿舍的同学都吃惊不小：堂堂一位女大学生这回果然来真的！面对一双双复杂的眼睛，我以笑对待。
手艺渐熟，我准备开张。可学校会是什么态度呢？我决定先做广告，投石问路。几乎是一夜之间，有关我要摆修鞋摊的广告贴遍了学校的角落，把整个校园弄得沸沸扬扬。学校方面颇为冷静，什么态度也没有表露，学校不表态，至少也不能说是反对，这一下，我心中如充满阳光般舒适、踏实。
1994年11月22日，周日。吃完早饭后，我便叫上两个同学，把修鞋机抬到女生楼前的那片空地上。尽管在宿舍里演习过许多回，可一旦来真的，面对着身前身后针芒似的目光，我依然手足无措起来。
瞧热闹的人很多，但没有一个人拎鞋出来，这是我最怕的一个开头，正在我心急火燎，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跟我最要好的同班同学黄万英拎着一双旧鞋大大方方向我走来：“请帮我修鞋。”我接过来一看，这双鞋已打过好几个补丁，都是我练习时刚刚补过的。看我有些犯难，她小声地说：“笨蛋，你就不会把那补丁拆下来再补一回？你得开好这个头！”刹那间，一股热流袭来，我会意地点了点头。
这一天我将终生难忘。当我用沾满油渍的双手，从同学手里接过修鞋挣来的第一张人民币时，我心中真是百感交集啊！
其实，为了摆这个小鞋摊，我并没少受人冷眼，曾有人修鞋后，像打发乞丐一般，往我的脚下扔零钱；也曾有社会上的修鞋匠找到学校，扬言要打断我的腿，怨我断了他们的财路……
在修鞋之前，我一直有个不愿说出口的难题：假如老师也来修鞋，面对那双递过钱来的手，我到底接还是不接呢？
第一个来找我修鞋的老师，是担任我们班写作课的莫教授。那天莫教授来到我的跟前，他那双慈爱的眼睛让我不禁手忙脚乱。莫教授看出我的紧张，便俯下身来，动手帮我按住鞋底，并给我讲述他自己过去勤工俭学的求学经历。鞋修好了，莫教授递过来1元钱，我怎么也不肯收。他不高兴了，以命令的口气对我说：“孩子，你现在不能想着自己是学生，我是老师，你应该想到自己是位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你有资格以平等的眼光看待每个人。我非常佩服你迈出的这一步，也相信你以后能成材，多珍重！”说完，还郑重地握了握我的手。莫教授的话，给我平添了许多勇气。
一天劳动结束了，我默默地吃完早已冷却的晚餐，背着书包向教室走去，周末晚上，静静的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外面的舞曲委婉缠绵，不时从窗口飘进来。而我只有读书，再读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