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败了夏后氏，取代了夏后氏，商氏创立了自主行使政权的商朝。因为是在夏后氏政权的基础上创立起来的，所以夏朝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和规则，在商朝都得以延续了下来。比如财货的极其重要性等等，在商朝与夏朝基本上是一样的，奴隶主贵族依然是主要通过进贡财货的方式，向奴隶君主表示臣服。除了以上两点，在祭祀方面，商朝与夏朝也有一个共同点，由于商帝大乙没有成功换掉夏朝的社神，所以商朝与夏朝祭祀的是同一个社神。
除了上面的共同点，商朝与夏朝也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不同点。比如，与夏后氏相比，商氏更加信鬼敬神，每当遇到一些重大的事件，商氏总会通过祭祀以及烧甲卜卦的方式，征求上天的意志。同时，因为商氏对鬼神的极端信奉，巫教在商氏统治时期得到了极大发展，并且介入到商氏的权力中心，左右商氏的政局。前者例如巫贤就曾做过祖乙帝的相，后者例如到了商氏后期，特别武乙帝、太丁帝、乙帝以及帝辛在位期间，连续四任商氏的奴隶君主都不堪教权的干扰，都与巫教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抗争。在这长达百年的时间里，政权与教权的争斗已经进入白热化，关于政教之争这一点，从典籍中关于武乙“囊血射天”的典故以及民间有关于帝辛羞辱女娲神像的传说中，都可见一斑。
除了巫教盛行这一点之外，商朝与夏朝的重大不同之处，还有工商业的极度发达与繁荣。这一点不是笔者在夸大其词，纵向比较来看，商朝工商业的繁盛不仅是前面的夏朝无法比拟的，就连这之后的周朝都无法望其项背。单单从工商业的规模以及工艺水平来看，商朝达到了中国上古时期的顶峰，而且从未被超越。横向比较来看，商朝时期的手工业工艺水平，也是达到了全球同期水平的顶峰，从未被超越。全球范围内，从目前考古挖掘出的青铜器来看，中国商朝时期的青铜器在规模上是最大的，而且不是一件两件的大，而是整体上都大，工艺技巧也非常高超。据说东方某岛国曾经试图复制中国考古出土的商朝时期大型青铜器，虽然信誓旦旦，期望很大，但是最终却以失败而告终，商朝时期高超工艺技能由此可见一斑。单从这一点来说，我们把商朝称为工商帝国，一点都不显得夸张。
商氏极度发达与繁荣的工商业，同时也给商朝的另外两个不同点，提供了物质财力保障和可能性，这两个不同点分别是频繁迁都和奴隶地位的提升。商氏迁都频繁，根据前世史学家的总结，商氏迁都“前八后五”，也就是在商帝大乙之前，迁都八次，商帝大乙之后，迁都五次。而且根据后世考苦学家以及史学家的挖掘和整理，商氏的迁都似乎还远远不止这“前八后五”。商帝大乙之前的迁都，我们已经无法具体考证，商帝大乙之后的商氏都城，目前能够找到蛛丝马迹的，也有亳、隞、相、耿、邢、庇、奄、殷、沫等九个地方。商氏频繁迁都的原因，有的是因为自然灾害的影响，有的是因为氏族内部的矛盾激化，有的是迫于戎族的武力威胁，也有的是因为政权与教权争斗的需要，或许还有其它的一些原因存在。但是，即便如此，商氏迁都的次数之多也是非常恐怖的。
行政权力中心的迁徙，绝不会像我们现在搞旅行一样，可以说走就走。而是一个涉及氏族根本的、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对实力财富以及组织动员能力的巨大考验，一个搞不好就会给氏族带来衰败，甚至是没落。经历了如此频繁的迁都之后，商氏不仅没有在动荡之中彻底没落下去，反而经受住了各种各样的考验，而且还越来越繁荣，越来越强大，这是很值得我们称道和敬佩的。商氏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与其发达的工商业，以及长期积累起来的庞大财货与物质基础是分不开的。正是高度繁荣发达的工商业，给商氏频繁迁都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和保障。
商朝的奴隶，拥有更多的机会和更高的地位，这是商朝与夏朝的一个重大不同点。而且，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正是这种可以对奴隶重用的自由度，在商氏打败夏后氏，取代夏后氏政权的进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作为商氏打败并取代夏后氏进程中的主要谋士，伊尹的身份是夏朝时期的一名高等奴隶，而且是夏后氏一个同姓氏族有有莘氏的奴隶。但是奴隶就是奴隶，高等奴隶也是奴隶，作为奴隶身份的伊尹，在夏后氏的价值观念之中，是无法突破这种等级桎梏的。不光在夏朝如此，即便是到了后来的周朝时期，因为更为森严的等级制度的确立，这种等级身份上的桎梏，更是成了一条无法逾越的巨大鸿沟。在夏朝无法打破等级桎梏的伊尹，于是就把目光聚焦向了更加灵活的商氏，一心帮助商氏夺取政权，同时自身也达到了一个顶点，成为了新生的奴隶主权贵。
在商氏的整个统治时期，对于这种等级身份上的重大突破，伊尹并不是个例。目前能够找到文字记载的，还有身受刑罚的傅说，也被武丁帝任用为相；被后世定位为荒淫暴君的帝辛，也是重用了奴隶倍之。看到这里，或许有人觉得不以为然，像伊尹、傅说和倍之之流，因为他们确实有才，对统治者有用，给予重用，给予身份很地位也是理所当然的啊。笔者要说的是，既然在商氏统治时期，能够在权力中心接二连三地出现奴隶出身的人，那么在商氏的社会底层，一定会有一个对奴隶非常宽松、能起到激励作用的，普遍适应的政策和认同感。而这种政策和认同感，无论是在夏朝，还是在周朝，都是不可能出现的，或许这就是工商帝国与农业帝国最大的一个不同点吧。而到了被后世定位为荒淫暴君的帝辛那里，帝辛他更是破天荒地给了奴隶参战的权力。
看到这里，或许有的人会很奇怪，不就是去当炮灰吗？有什么奇怪的？笔者却认为，其实不然。在夏商周三代，最重大的两件事就是祭祀和打仗，所以当时的青铜器基本上都是用在这两样上了。一来是因为青铜器稀少，二来也是因为青铜器高贵。高贵的青铜器，当然要由最高贵的上天和高贵的奴隶主贵族来使用了。所以抛开祭祀使用青铜器以外，三代时期的战争，战车兵往往都是由奴隶主贵族组成的，而步兵通常则是由没有足够物力财力制造战车的小型奴隶主，和普通平民组成的。所以，在战场上是看不到奴隶的身影的，因为奴隶的职责是从事生产和提供生活服务。而在商朝末期的帝辛时期，奴隶却第一次有了参战的权力，这之后，奴隶与这一权力无缘六百年之久，知道战国初期，奴隶才重新拥有了这一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