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东汇
1
命运真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东西。我真的没有想到，一向开朗的三姐会成为精神病患者。
都说性格决定命运，可从三姐的命运来看，这句经典名言就有些勉强。因为人的一生总是被环境所左右，总是充满变数。又比如我，如果不是高考后跳出农门，我可能和三姐一样至今仍在泥土里苦苦挣扎，甚至会更惨。可命运似乎又是冥冥中注定了的东西，尽管你使出浑身解数却难以逃脱上苍的安排。
三姐是我的亲姐，可我姓崔，她姓刘。我必须承认，三姐的这一变故与我有关。因为我的出生，三姐才被迫改为姓刘。这其中固然有父母重男轻女的因素，更直接的原因是穷困潦倒的日子已无力为她提供最基本的物质所需。
那是天灾人祸仍在延续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第四个年头，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冬日，在三姐撕心裂肺的哭声中，作为中介人的姥爷把四岁的三姐背到了小姨家中。小姨婚后五六年一直未生育。已经懂事的大姐二姐和哥无奈地踏着雪泥远远跟在姥爷身后，一路与三姐的哭声遥相呼应，恋恋不舍地把朝夕相处的小妹送到了小姨的村边。
作为交换和安抚，姥爷从小姨家背来了半布袋高粱。娘看见高粱再次昏厥在炕上，一向坚强的爹一脚踹倒高粱布袋，泪流满面地在村外雪地蹲了半夜。多年后回忆起这心酸的一幕，哥仍眼圈发红，对我说：“咱家本来就穷，又添了你，稍有一点办法，咱爹咱娘也舍不得把双兰送人。”三姐叫双兰。
三姐的到来神奇般地拉开了小姨家人丁兴旺的序幕。后来，小姨接二连三生了三女两男。人多劳少的境况使刚读小学四年级的三姐不得不放下书包扛起了锄把，这个聪慧活泼的学校文艺骨干变成了人民公社战天斗地的一名小社员。
2
门岗打来内线电话，说那个精神病又来了，你见不见？我略微迟疑了一下，还是迈动了无奈的脚步。门岗毫无表情的电话让我心里有一点不快，可我不能怨他，因为此前我始终没有公开承认这个精神病就是我的三姐，别人也都以为她是偏执狂般的上访者，因为每天都有类似的人把新闻单位当作青天大老爷而屡屡登门告状。
我不耐烦甚至用厌恶的口吻质问她为什么坐在单位门口让我丢人现眼。她一脸憔悴的无奈，低声说：“你让我去找谁？”
是啊，在这熙熙攘攘的城市里我是她唯一的亲人。在别人眼里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精神病患者，而在我面前她是血缘和亲情，更何况是我排挤了她幼年应该享受的至爱亲情。虽然多年滋生的虚伪心理和诸多的无奈，使我不愿在大庭广众之下承认这个肮脏的乡下人就是我的亲姐。可三姐的反问还是撞击了我几欲麻木的心扉，漂浮起的良知浪花冲刷着我的虚伪和寡情。我掏出二百元塞入她的衣兜，温和了语气对她说：“回去吧，好好种地也能过上好日子。”
三姐摇摇头，以沉默拒绝我的建议。我知道她的倔强，她从小就是如此。在小姨家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回到崔家她总是笑眯眯的，不肯让爹娘知道她的委屈。有一年在生产队喷农药中毒，三姐几乎丧命。爹娘带我前去探望，三姐躺在病床上虚弱的脸上仍挤出坚强的笑容，连说没事儿，说着话眼泪扑簌簌掉在娘的手上。后来我想，这眼泪不知容纳了三姐多少辛酸。在我们崔家的老四到刘家变成了老大，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数字次序问题，更是汗水与负重的标志。小姨亲生的五个孩子都读到了初中以上，挣工分和后来的责任田都落在了姨夫和三姐的肩上。起早贪黑，有几次三姐晕倒在田间。走出小姨的家门，娘抹着眼泪对我说：“要是没有你，你三姐也走不到这一步。记住，以后有了能耐千万别忘了你三姐。”
母亲的话嵌入我懵懂的记忆中。考上师专那年腊月三姐出嫁，我知道后，尽管面临期末考试，仍请假回家为三姐送行。当我踏着夜色赶到小姨家时，三姐很是感动，自豪地向每一位帮忙的乡邻介绍我：“这是俺兄弟，上大学哩。”
三姐的丈夫是邻村一个姓杨的退伍军人。杨家与刘家一样都是人多劳少，条件较差。寒酸的两家陪送的嫁妆和操办的婚礼自然也寒酸了一些。为此，三姐怏怏不快，一脸凝色。我知道三姐要强的个性，怕她生气，第二天返校时又到杨家看望三姐。
尘土荡漾，冷风拂面，三姐送了我很远。我劝三姐不要为此事生气，好男不吃分家饭，好女不穿嫁妆衣，以后会好起来的。三姐的气消了许多，自信地对我说：“放心，我以后过得不会比别人差的。”
临上车，三姐塞给我五块钱。我知道这是三姐的血汗钱，坚辞不受。三姐生气地说：“你看不起三姐是不？等你以后条件好了再还我。”车如一片枯叶绝尘而去，消瘦单薄的三姐在我的回望中渐远渐小，红围巾扎眼地牵着我的视线。我在心里为三姐祝福。
3
分家另过，两个女儿出生，耕种责任田，养猪养羊，偶尔做点小生意，三姐把琐碎而清苦的日子打理得有条不紊。
我师专毕业回县里工作，虽然与三姐相距并不算远，但由于各自忙于生计，姐弟除了过年过节匆匆说几句话外，来往并不密切。我曾对她说有困难来找我，可三姐从未向我张过嘴，尽管她的日子过得并不轻松。每次我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一点接济她时，她总是婉言拒绝：“你刚出道，比我用钱的地方多。”
调市里工作后，我与三姐见面的机会更少，可每次见了面，她依然用那句话来拒绝我对她的帮助。问她有什么困难，她提出如果有机会给她丈夫在市里找点活儿干，她说：“种地辛苦不说，粮食不值钱，化肥农药贵得吓人，乡里村里要的又多，辛苦一年有时还捞不回本钱。”对三姐的话我深有同感。虽然远离农村多年，可作为农家子弟我何尝不清楚农民的艰辛，可几次应承三姐，却一直没有给她丈夫找到合适的活儿，太重的活儿她丈夫体力不支，轻巧的活儿又不好找，何况城市有许多下岗工人都在瞪着眼没活儿干。找了几次我也就灰了心。初始，我对自己的言而无果感到内疚，可随着自己名利心的跌宕起伏，亲情的土壤也渐渐在内心板结，对三姐的承诺也就心安理得地放在了脑后。
世俗的侵染和地域的阻隔使我在有意无意中疏淡了不该疏淡的亲情，而要强爱面子的三姐也在自卑中刻意回避我带有施舍性质的馈赠。后来，三姐生活状态的消息我几乎都靠在乡下的老父亲那里获取。
三姐和丈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永年南大堡菜市场开过饭馆，经营一年，连本钱都搭了进去。二人不甘心，到峰峰矿区倒卖蔬菜，又赔得一塌糊涂。最终回到了老家的责任田。回老家后又诸事不顺，每况愈下。期间，我曾托父亲给三姐捎过三次钱。后来父亲把钱如数退还给我。父亲说：“你三姐不要，她这个人太好强，还不死心，还想出来找活儿干，你当回事帮帮她吧，她现在人不人鬼不鬼的。”
父亲的话我没有多想，认为三姐不过是一时的困难。1996年冬，一个在家乡中学当校长的老同学来市里找我办事，中午吃饭时，这位同学校长说现在农村学生失学严重，说他们学校一个初二女生，因为父母有病被迫辍学，退学时给校长写了一封信，说了自己的处境，校长看了直掉泪。校长问我能否在媒体呼吁一下，让社会都来帮一帮农村失学孩子。校长说出女孩子的村庄和姓名时，我杯中的酒洒了下来。虽然几年不见，但凭记忆我猜测这女孩子就是我三姐的大女儿——我的亲外甥女。
我掏出手机当即给老家打了电话，核对无误后，我的眼泪滴进了酒杯，愧疚感沉沉压在心上。自己曾多次以社会良知为己任为那些素不相识的穷孩子呼吁救助，可没有想到自己的亲外甥女也在救助之列。回家后我和妻子说了此事，在震惊之余，我们商定，不管花多少钱也要让两个外甥女上学。然而，我们未能如愿。
后来才知道，由于多次挫折，一向要强的三姐和丈夫都产生了强烈的自卑情绪，两个人性格都发生了变化，这自卑在心里压抑发酵，使精神的堤坝几近崩溃。二人整天疑神疑鬼，闭门不出，家务和责任田都由两个未成年的女儿承担。经济入不敷出，生活困难重重，所有亲友都借了个遍，而在乡下的亲友们都不太富裕，救急不救穷，亲友们对三姐两口子都产生了反感。所以三姐一次次到市里来找我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走进三姐久违的家门，眼前他们结婚时的土坯房已破败不堪，与周围邻居高大的红砖瓦房对比鲜明。正是滴水成冰的季节，屋里与屋外一样寒气袭人。三姐见了我就手舞足蹈地怪笑，对躺在被窝里的丈夫说：“我说外边有咱吃的饭吧，这不咱兄弟给咱找到好活儿了。”她的丈夫神色异常地问我：“你进来时后面有人跟着你没有？”得到我否定答复后，他说现在有人陷害他，不让他出门挣钱，还信口罗列了一串名字，他所说的这些人不是亲戚就是邻居，并从枕头下摸出一把菜刀，咬牙切齿地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只要坏蛋敢进来，我就坚决把他消灭掉。”他边说边在我面前晃着菜刀，着实让我出了一身冷汗，生怕他把我想象成了坏蛋。
留下一点钱，我慌忙走出了三姐的屋门，对拾柴回来的外甥女说：“你爹你娘真的精神上有了毛病，得送医院。”外甥女泪水涟涟地说：“他们根本不承认自己有精神病，往医院送了两次都半路跑回来了，还把我打了一顿。”看着早当家的孩子，想想她的处境，我鼻子酸了。此时，三姐和丈夫背着包袱兴高采烈往街门外走，他们真的认为我给找到了工作。我推说去叫车帮他们拉东西，让他们回家里等待，便飞也似的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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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和众亲友善意的哄骗下，三姐和丈夫才住进了医院。半年后出院，症状虽有所减轻，可二人仍不愿下地干活。比以前有长进的是，三姐让我找工作的条件降低了，她说当保姆也行，可就这样的精神状态哪家敢聘请她呢？
三姐最后一次找我竟是为离婚而来。我问她为何离婚，她说：“他成天啥活儿也不干，以后的日子咋过？”我问她丈夫是否同意离婚，三姐指着左手臂上的伤痕说：“他不同意，还打我。”这次三姐还带来了被褥，说怕回家后丈夫再打她。当时我正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心烦，认为打架不过是夫妻之间正常的纠纷，加上我的住房条件并不宽敞，就给了她一点钱，把她送到汽车东站打发走了。
五天后的一个深夜，我正和几个朋友喝酒聊天，手机突然传来表弟急促的声音：“哥，你快回来一趟吧，咱双兰姐病重了。”问及病因，表弟含糊地说：“你回来就知道了。”放下电话，一头雾水的我出了一身冷汗。心想，不对头啊，除了精神有点问题外，五天前三姐来找我时没发现她有什么病，莫非她丈夫……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借了朋友的车连夜赶回了老家。
三姐是被她丈夫打死的，因为三姐坚持离婚。就这么一件婚姻问题导致三姐走上了不归路。
三姐出殡时我又专程回老家最后一次送她。三姐埋在了杨家的祖坟，也就是说，三姐将在这里等待那个置她于死地的男人。我不知道要强的三姐在天之灵是否能够答应和安宁。
我之所以在文中不称三姐的丈夫为姐夫，是觉得那个男人对不起三姐。可扪心自问：“我对得起三姐吗？”如果五天前我不强行把她送走，找个地方把她安顿下来，她也许会避免遭此厄运。其实这是一件很容易做到的事情，可我没有做到。
三姐死于2000年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几年来因为自责和虚伪，我一直没有勇气去写三姐。如今不惑之年的我在尘俗迷雾中渐渐清醒起来，虽然我的忏悔对于三姐已无济于事，但至少我可以此事为基点，去校正曾经偏失的亲情及人性的坐标。写到此，我又异想天开：假如三姐一直生活在崔家，假如她能够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安分守己，假如我们所有亲友都竭尽全力帮她。如果这些假设全部成立，三姐能避免如此凄惨的命运吗？我看未必，因为这些微小的条件并不能左右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