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为反战而献身的饶勒斯
与极端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战争威胁日益逼近的关键时刻，饶勒斯，这位具有人道主义、国际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杰出知识分子仍不顾个人安危，忘我投身于制止战争、保卫和平的斗争之中。他的这种斗争是在各方面进行的：议会、报刊、公共集会、社会党国际代表大会，斗争的场合既在国内，也在国外。
为了反对战争，饶勒斯在1905年7月准备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邀请赴柏林这个最大的好战堡垒去反对战争狂热。德国政府对此颇为害怕，竟通过其驻巴黎大使请求饶勒斯取消此行。德国大使在接到指示后亲自登门拜访饶勒斯，像对待一个大国一样，告诉他德国政府的这一决定。但是，饶勒斯仍然义无反顾地前往柏林发表了著名的反战演说。饶勒斯认为，协约国和同盟国就像两个“把各自的列车在同一条线路上对开过去的火车司机”，指出阻止这场灾难性冲突的唯一办法就是无产阶级的同时的国际行动。
1913年3月，饶勒斯在议会挺身而出，坚决反对法国政府为达到扩军目的而将二年义务兵役制改为三年的新义务兵役法。同年5月，饶勒斯在一次有15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坚决反对三年兵役制。为了彻底摆脱反动的黩武主义，饶勒斯还在议会中大胆地提出一项实行全民武装的议案，希望把人民同军队结合起来，把人民变成武装的人民，也就是说，变成以捍卫和平与自由为唯一宗旨的武装的人民。在饶勒斯的提议下，法国社会党在1913年7月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了关于反对三年兵役制的最后决议。会后，在社会党的号召下，巴黎和许多法国城市掀起了一场抗议三年兵役法的运动。
1914年7月14-16日，在大战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饶勒斯使自己的反战主张在社会党的非常代表大会上获得一致认同，使大会做出了呼吁采用一切办法制止战争的决议。饶勒斯在大会上进一步表现出来的反战立场以及此次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的结果，更加引起了极端民族主义分子对饶勒斯的仇恨。他们迫不及待地采用各种极为恶毒的语言，对饶勒斯进行谩骂攻击，并给饶勒斯扣上了一顶顶“卖国”的罪名。如夏尔·莫拉斯在1914年7月18日的《法兰西行动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政权的严肃性》的社论，文中在提及饶勒斯时，说他是犯有“叛国罪”的叛徒、“大家的公敌”、“德国的走卒”，认为饶勒斯在这次“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之前，就有过成百次类似的（叛国）举动，所以，国人应当鄙弃他、唾骂他。【11】而这一切，恰恰从反面证明了饶勒斯反战立场的坚定，以及其活动的影响力巨大。
社会党非常代表大会结束后，饶勒斯仍风尘仆仆地四处奔走，为反对军国主义、反对战争和保卫和平而展开各种活动。7月25日，饶勒斯在里昂向法国公众发表了最后一项公开演讲，他愤怒地揭露了战争灾祸的来临，并号召各国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战争。7月28日，饶勒斯前往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参加社会党国际局为拯救和平于29日在那里召开的大会。他在布鲁塞尔皇家马戏场发表了演说，继续为制止战争、争取和平而大声疾呼。回到巴黎后，他又坚持参加各种会议，想尽一切办法去拯救和平，避免战争。
7月31日，饶勒斯在《人道报》上发表了他生前的最后一篇文章《冷静是必要的》。文章指出：“形势虽然危急，但只要我们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和顽强的意志，只要我们善于忍耐，在行动上英勇果敢，那么这种危险也不是不可克服的。我们只有现实地对待自己的使命，才能有力量去完成他。”在结尾中，饶勒斯还呼吁道：“当前重要的是，要不停地开展斗争，工人阶级在思想上的警惕性不能有片刻的放松。只有这样才能保卫和平。”【12】晚上快8点时，饶勒斯未吃晚饭就从外交部径直赶到《人道报》编辑部，与报社经理及几位编辑商谈工作。谈完工作后，他们一起来到报社附近的“新月”餐馆用餐。晚上10点差一刻，饶勒斯在吃完饭准备离座时，突然他座位旁的窗帘被掀了起来，一支手枪对准了饶勒斯的头。随着两声枪响，饶勒斯应身倒地，凶手是民族沙文主义者拉乌尔·维兰（RaouLVillain）。饶勒斯被暗杀的消息震动了全巴黎，愤怒的群众涌向被害现场，无不失声痛哭。各报，包括《法兰西行动报》、《时代报》等一直反对饶勒斯的报刊，都对这一暗杀事件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并以最美好的语言对这位伟大的死者给予赞扬。如8月2日的《时代报》写道：“正当形势危急，每个法国人都感到需要团结起来保卫祖国的时候，一个狂徒、无赖昨天晚上在《人道报》附近的一家餐馆杀害了让·饶勒斯。凶手从他的背后打了两枪，一枪打在太阳穴上。不管我们对这位伟大的社会党演说家所起的政治作用有怎样的看法，每一个正直的人听到这个令人深恶痛绝的谋杀事件后无不感到义愤填膺。……我们尽管一直反对这位《人道报》的负责人，揭露他起的十分危险的作用，谴责他这个思想极端敏锐、无比廉洁正直的人所持的反对军队的态度和在对外政策上所犯的错误，况且他的报纸对我们也是从来不留情面的，但我们仍要对他的被害表示我们的愤怒，并向死者表示我们的敬意。”【13】不仅如此，巴雷斯，这位此期法国极端民族主义思想的头号鼓吹者，曾在议会中就三年兵役法与饶勒斯展开唇枪舌剑的右翼议员，亦在饶勒斯遇害的次日赴其寓所吊唁，并称饶勒斯是一位“高尚、伟大的人物”。【14】巴雷斯和《时代报》的编者们的这些反应，使马塞尔·桑巴（MarceLSembat）【15】更感痛心地在《人道报》中写道：“你们这些过去对他竭尽污辱的狂人！现在他死了，你们才发现他是怎样一个了不起的人，你们现在为杀害这样一个伟大的人物而颤抖了。你们现在才承认他是一盏明灯，因为这盏明灯熄灭了。在1870年战争中，当法国处于国破家亡，需要把自己剩余的力量聚集起来的时刻，她找到了甘必大（Gambetta）【16】来完成这一艰巨的使命。现在饶勒斯死了，我们当中谁还能撑得起这根擎天柱？……饶勒斯一死，动员令就颁布了！他一走战争便接踵而来。”【17】不过，不管怎么说，巴雷斯此举显然有利于促进大战期间法国知识界“神圣联盟”的形成。
1924年，在遇刺10年之后，饶勒斯的灵柩被移入先贤祠，和左拉一样，跻身于“为法兰西作出非凡贡献的伟人”之列，受到后人的永久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