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言善辩的前逃奴、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希·道格拉斯首先对总统藐视黑人之口吻予以批评，然后针对总统关于黑人的存在是导致内战的原因的观点说道：“按照总统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解，一个盗马贼或者一个劫匪大概也值得尊敬了，因为盗马贼可以为自己辩解说，他之所以盗马，是因为有马，劫匪可以为自己辩解说，他之所以抢钱，首先是因为行人腰包里有钱。”然后，“总统先生”，道格拉斯反驳道，“盗马并不是因为这匹无辜的马，劫匪抢钱也不是因为行人的钱袋，引起这一场丑恶而不自然的战争的原因也并非黑人的存在，而是由于那些想依靠盗窃、抢劫及叛乱的手段去占有马匹、金钱及黑人的人们的贪婪。”
林肯作为战时的陆海军大元帅，拥有宪法授予的进行战争的极大权力，国会也在一直促使总统走向解放奴隶之路。
7月17日通过了没收法案，它与早先的没收法案颇为不同，因为它规定：每一个参加叛乱者，都将被法庭宣布为国事犯并处以死刑，（当然也可以改判），叛乱分子的财产则全部没收，他们手中的奴隶则宣布解放。而且该法案还授予总统使用奴隶参加镇压叛乱的工作的权力。
但这个法案没有得到严格的执行，总统本身即对之持怀疑态度，而这引起许多人对总统持怀疑态度。格里利在其《论坛报》上发表了一篇名叫《两千万人的祈求》的公开信，要求总统执行第二个没收法案，并希望总统承认在边界州维护奴隶制度实际上等于维护叛国行为，请求总统以暴力对付暴力，并争取黑人的帮助。
林肯在没有发表“解放宣言”之前还必须为他的政策辩解。
8月22日他看到了格里利的公开信，并随即回信：“如果信中对事实的有些陈述或假定我认为是错误的，我现在不打算在这里争辩。如果信中有些推论我认为是作得不正确的，我现在不打算在这里反驳。如果信中显而易见有一种急躁和专横的语气，我尊重一个其心地我一向认为正直的老朋友，不予计较。”
林肯的回信一开始就显示出一种雍容大度，一种气质，一种似乎是多年发号施令者的气质，一种与其总统身份相配的气质。
随后他说明了他的意图，用最简明然而又是最有力的语言：“我要拯救联邦。我要在宪法指引下通过最简捷的途径去拯救联邦。政府的权力恢复得越快，联邦就越接近于‘原来那个联邦’。如果有人认为除非能同时拯救奴隶制否则他们就不愿去拯救联邦，对这种人我是不赞成的。如果有些人认为除非能同时摧毁奴隶制，否则他们就不愿去拯救联邦，这种人我也是不赞成的。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既不是保全奴隶制，也不是摧毁奴隶制。如果我能拯救联邦而不解放任何一个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所有的奴隶，我愿意这样做；如果为了拯救联邦需要解放一部分奴隶而保留另一部分，我也愿意这样做。我在奴隶制和黑人问题上做了些事情，是因为我相信那将有助于拯救联邦；有些事我所以克制不做，是因为我认为那将无助于拯救联邦。如果我认为我做的事情对联邦的事业不利，我就尽量少做，如果我认为我做的事情对联邦的事业有利，我就尽量多做。我一旦发现错误，就努力克服，一旦发现某些新的观点是正确的，就立即采纳。”
这就明确表示了总统对战争目的的看法，那是为了拯救联邦，而那令某些人热血如沸、同时也令另一些人拼死以争的奴隶制呢？则被林肯瞧得极轻，仅仅只是一种手段，一种为达到目的不得不用的手段。或消灭奴隶制，或拥护奴隶制，总之将奴隶制问题看得极重的人们到了总统这里都失了重，就像挟裹泥沙而来的大河，忽然落进万丈深渊，他们也就都像瀑布一般，在那里冲激出巨大的吼声。
还是道格拉斯的声音最为响亮。他说，战争是为了保存政府，这当然不错，但同样，战争更是为了政府奠基于其上的原则而进行的。
其实，总统一年多以前的国会咨文正是这个意思，在致格里利的信的末尾，总统也强调，“对于我经常表示的一切地方的一切人都应该获得自由这一个人愿望，我是决不会改变的。”
总统在这里使用的是“个人愿望”一词，表明了作为总统，他对美国国民的清醒认识，并不是每个人都可理喻的，如果人们肯倾听并接受对方的意见，也就不会有战争发生，南部不也有很多人认为奴隶制是错误的么？但他们依然在星条旗下拿起枪杆。北部不也有很多人聚集在星条旗下么？但他们一些人并不赞成为黑人而打仗。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这些见解不可能在一个规定的时候达成一致，人们总是在随事情的发展而不断改变自己，这种改变的程度也因人而异、因事而异。
如果人人都像总统那样怀抱那个伟大的“个人愿望”，那事情或许好办些，但这个愿望在变成现实的时候是否会一帆风顺呢？阻力是在行动的时候才出现的，静止的物体不会有阻力。涉及人事问题，很难预测阻力会有多大。
于是，一帮芝加哥教派人士到白宫向总统提出了许多完全对立的意见和劝告，令林肯感到有趣的是，各教派人士都肯定认为自己代表着神的旨意。
总统尽管没有加入教会，但上帝他是相信的，他经常提到上帝，在他的心目中，上帝似乎代表着一种必然规律，而不是一般宗教意义上的概念。挟上帝以令总统，这使林肯感到恼火。
当一帮牧师口口声声说从上帝那里带来了关于奴隶政策的“信件”时，林肯忍不住嘲弄道：“上帝只能通过芝加哥这个极其邪恶的城市的这条拐弯抹角的渠道来传递他的信件”，这实在是“太稀奇了”。
林肯有把握地说，“不是这个教派就是那个教派的这一信念是错了，在某些方面也许双方都错了。我希望这样说不是不敬：如果上帝会在一个和我的职责有密切关系的问题上向别人启示他的旨意，那他很可能直接向我启示。”
然后，林肯问道，“我发表一个解放宣言会有什么好处呢？特别是在我们目前的处境下会有什么好处呢？我不愿意发布一个会被全世界看作肯定不起作用的文告，如果我连在叛乱诸州实施宪法都做不到，我的一句话难道倒能使奴隶获得自由吗？那里会有一个法院、一个官员或一个人受它影响吗？国会最近颁布了一项经我批准的法令，对逃到我们阵线里来的反叛奴隶主的奴隶提供保护和自由，有什么理由认为解放宣言对奴隶的影响会比那项法案的影响来得大呢？可是据我所知，那个法案并没有使得哪怕一个奴隶投奔到我们这里来。”
但是林肯承认，“解放奴隶会在欧洲造成有利于我们的后果，使欧洲人相信激励我们的不只是雄心，还有别的东西。再有，我承认它对北部多少也有点好处，对战争总还可以增加一点力量，它毫无疑问会夺走叛乱分子的劳动力，从而削弱他们的力量，这是十分重要的。”
正因为感到这点十分重要，林肯的上述提问就只表明他内心对解放宣言极为矛盾，他希望它有重要作用，但又怕它实际上不起什么作用。他仍将梦想放在购买和移植上，他觉得那才是实际的东西，空口说一句解放奴隶会有什么用呢？你尽可以把牛的尾巴说成是一条腿，但牛终不会有五条腿。
他在矛盾中等待着，也在等待中思考着这个世界的矛盾。“上帝的意志胜过一切。在伟大的斗争中，双方都自以为自己是在按上帝的意旨行事。有可能双方皆错，必然有一方错。上帝不可能在同一个时候对同一件事既表示赞成又表示反对。”
林肯想，“在目前这场内战中，上帝的意图很可能和任何一方的意图都有所不同。然而人类的手段调动起来，最适合于实现他的意图。我差不多就可以说这大约是真的，即上帝愿意有这场斗争，而且眼前还不愿它结束。上帝单凭着他对目前斗争双方心灵上的伟大力量，本来可以不接手人类的斗争就保全联邦或消灭联邦。然而斗争还是开始了。虽然如此，他还是可以在任何一天给任何一方以最后胜利。但斗争却还是要继续进行下去。”
斗争正在进行着，李军已经打到了马里兰，他们乘着秋高气爽、庄稼成熟之际打了过来。李之所以敢冒险，一方面是他藐视麦克莱伦，深知这个胆怯的家伙不敢在自己的军队开到时贸然行事，同时冬天就要到了，而自己的军队粮草不足，衣物鞋袜不足，故打算到也只有到马里兰碰碰运气。
麦克莱伦却碰到了好运气。一名北军捡到了一包雪茄，打开时却发现那张纸上写着李军兵分两路的命令。这个时候林肯力排众议重命他为波托马克军指挥也着实令他感动了一阵子。
于是他挥师迎战李的孤军。9月17日，双方在沙普斯堡小镇附近的安提滩遭遇。这又是一场恶战，李军的4万多人被消灭了近12000人，而麦克莱伦的9万人大军的伤亡还超过了这个数字。
在李被打得无力还手之际，杰克逊率领的另一路军赶到。即使这样，麦克莱伦是可以歼灭来犯之敌的，但他似乎打累了，迟迟没有追击。李军从容渡过了波托马克河。
尽管如此，这场血战还是鼓舞了北方的斗志，也使得正在那里摩拳擦掌、试图承认邦联、干涉美国的欧洲一些国家不敢轻举妄动。
林肯却跃跃欲试，打算兑现他的诺言。他曾希望当叛军被赶出马里兰的时候，立刻发布一项解放宣言。当然这话没对任何人说过，只是当李军打来的时候他是这么想的，这是他对自己和上帝的承诺。现在叛军已被驱逐出境。
9月22日，总统召集内阁成员集会。大家先在一块儿闲聊，林肯则聚精会神地看着一本书，不时微笑着。当他觉得其中某处极为有趣时，便问他的阁员们是否读过阿蒂默斯·沃德的作品，那是一个幽默作家，林肯正在看他的著作《由提卡的高压暴行》。随即总统朗读了其中一章，并大笑起来。
一本正经的斯坦顿对这种插科打诨极为恼火，差点拍案而去。大笑着的总统找不到同调，于是失望地说：“你们为什么不笑呢？工作如此紧张繁忙，如果没有笑可令人受不了。你们跟我一样，也是需要这种良药的。”
林肯说完摘下礼帽并从中取出一份文件，神色一肃，然后言归正传，“召集诸位到这里来，是要诸位来听取我写的东西。我并不希望诸位对主要问题提意见，因为我已为此作出了决定。我这样说并不是对哪位不尊重，我清楚地知道许多人在这件事上或其他事情上能比我干得好，但如果能使我相信，公众对他们当中某一个人的信任超过对我的信任，而且又有什么合乎宪法规定的办法可以把这个人放在我的位置上，那我一定让贤。现在是我作主，我必须尽力而为，并为采取我认为应该采取的方针负责。”
林肯在这里颇表现了一种当仁不让的精神，他平常总给人一种谦虚温和的印象，但当面临重大问题，他实在难以掩饰内心的激动，读笑话不过是试图镇定罢了，那种目无余子的口吻也同样意味着虚张声势，就像人们在吵架的时候总是喜欢提高嗓门一样。这一切都表明了总统对发表《解放宣言》殊无把握，但总统还是宣布：
“自公元1863年1月1日起，凡届时尚在反叛合众国的任何一州之内或一州的指明地区之内被作为奴隶占有的人，都应在那时及以后永远获得自由。”
听完总统的宣言，斯坦顿很有点激动，他不禁上前握住林肯的手说道，“总统先生，如果朗读阿蒂默斯·沃德的某段文章是如此重要的一个行动的前奏的话，那该书就应该存入国家档案馆内，其作者也应归于圣人之列。”
斯坦顿是个怪人，他在女儿露茜埋葬后又将她挖出放在自己的卧室，他害怕死亡。有时他显得极为怪气，有时又极为严肃，令人不寒而栗。他跟总统的关系一直不太好，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关系逐渐改善。
某次斯坦顿恼怒地称总统为“该死的蠢才”，总统听说后却道，“如果是斯坦顿所说，那我就一定是了，因为他几乎一贯正确，而且基本上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这使得斯坦顿后来很是敬重总统。
不过，斯坦顿现在的这番话倒是深得拍马之道，而且由于发自内心，丝毫不着痕迹。既然连沃德都是圣人，而他却只不过是一个铺垫罢了，那主角呢？
8. 撤换麦克莱伦
主角却不能安心去做圣人，因为北方立即陷入混乱，尽管一些激进的报纸在那里大唱赞歌，但总统却更关心股票的下跌，他知道那是一个民心的晴雨表，而且逃兵越来越多。
宣言发表6天后，他给哈姆林副总统写信说，“尽管报纸和名人们交口称誉，对于一个追求虚名的人来说于愿已足，但股票下跌，军队进展速度空前缓慢。这种情况清醒地正视起来，是不太令人满意的。我们在战场上的军队6天之后的今天比6天前少，老兵的损失在数目上超过新兵的补充。北部对宣言的反应口头上很强烈，但单靠嘴里说是杀不死叛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