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明、清科举考试用的文体。也称“制艺”、“时文”。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内容空洞，形式死板。后用以比喻空洞死板的文章、讲演等。
中国古代人事制度——选贤与能的演变
中国古代官吏的铨选和管理制度。铨选主要解决官吏的来源，职官的管理包括对官吏的任用、考绩、奖惩、品秩、俸禄及休假、退休等制度。
中国古代官吏铨选的途径很多，有世袭、纳赀、军功、荐举、郎选、恩荫和科举制等。主要有三个阶段和三种制度，即先秦的世袭制、秦汉至魏晋南北朝的荐举制和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
世袭制 ，亦称世卿世禄制，盛行于夏、商、周时代。原始社会末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禅让制破坏后，出现了“大人世及以为礼”的世袭制。世袭制的特点是王权与族权统一。它通过家族血缘关系来确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任命，依血缘亲疏定等级尊卑和官爵高下。凡定爵位与官职者都世代享有采邑和封地。
荐举制 ，是荐举贤才，授以官职的官吏选拔制度。举荐的标准主要是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它冲破 了先秦贵族血缘世袭制的藩篱。西汉的察举、征辟制的出现，是荐举制成熟的标志，而魏晋南北朝“九品中正 制”的施行，表明其走向衰败。
察举是根据皇帝诏令所规定的科目，由中央或地方的高级官员，通过考察向中央推荐士人或下级官吏的选官制度。它也是荐举制精髓所在。
曹魏时，魏王曹丕接受吏部尚书陈群建议，实行“九品官人法”，即“九品中正制”。在州、郡设大小中正 官，负责按家世门第和道德才能，并博采舆论，从上上至下下分九等品评地方士人，供朝廷按品级授官。
科举制，隋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废九品中正制，设秀才科。隋炀帝时又建进士科，以“试第”取士，并创立了以公开考试，择优选才为特征的科举制度。
职官管理制度 包括对官吏的任用、考绩奖惩、品秩俸禄及休假退休等制度。
任用，为保证各级官员的政治标准，历代都重视官员选拔后的任用。秦代为保证被荐举官员的素质，对举者规定“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史记·范睢列传》)。汉代以后对官员的任用有多种限制，朝廷对候选官员的家世、职业、财产、资历、民族、体格及外貌都有一定要求。如秦汉以来，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各代都不同程度地限制商人为官。
为了避免官场中的徇私，自东汉后任官有回避的规定。东汉实行“三互法”，基本精神是本地人不得为本地长官，婚姻之家不得相互监临。汉代还规定兄弟子侄及有婚姻戚属关系的，不得在一个部门或地区为官，如果选在一个部门或地区为官，其中一人要申明回避。
有些朝代对任官还有一些特殊的规定。如唐代任官标准增加了身、言、书、判等条件，要求入仕的人应体貌丰伟，言辞辩理大方，书法工整优美，判词文理优良。
官吏任用后，朝廷要发给他们身份等级的凭信。自战国起就有印绶制，金、银、铜不同的金属质地和紫、青、黑、黄等不同颜色的绶带，标志着官员的身份等级。
任用的官吏，自汉代起有一年的试用期，不称职者或他调、左迁，或罢黜。明代对官员实授前也有“历事”和“观政”的实习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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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遂自荐：毛遂自我推荐。比喻自告奋勇，自己推荐自己担任某项工作。中国典籍《史记·平原君列传》记载：秦军围攻赵国都城邯郸，平原君去楚国求救，门下食客毛遂自动请求一同前去。到了楚国，毛遂挺身而出，陈述利害，楚王才派兵去救赵国。近义词：自告奋勇。
中国古代中央官制 ——皇上羽翼的演变
中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而官制可以最早追溯到公元前二千二百年左右的夏朝。夏代时已有辅佐夏王的六卿。司空为六卿之首，后稷掌农业，司徒主教化，大理主刑狱，共工管营建百工，虞人掌山泽畜牧。此外，夏王朝已初步建立了掌管军事、农事和赋税征收的机关。
商代建立起以商王为中心的中央机构。辅佐商王的主要大臣为尹。其下有主管力役的司徒、主管工程的司空和主管刑狱的司寇。商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神权在政治生活中占重要作用，故掌祭祀、占卜和纪事的宗教事务官在当时最为显要。
西周中央机构有较大的发展。辅弼周王的为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下有“三事大夫”：掌地方民事行政的为常伯，又称牧；掌官吏选任的为常任，又称任人；掌政务的为准人，又称准夫。政府行政事务官分为两大系统：卿士寮和太史寮。卿士寮下有三个事务官:司徒、司马和司空，分别掌管农事、役徒征发和营建。太史寮是掌管历法、祭祀、占卜和文化教育的行政部门。西周宗教事务官与商代相比，其地位有所下降。
春秋、战国是社会变动时期，随着封建化进程的推进，春秋时各国相继出现了辅佐国君、处理政务的主要执政官。秦称上卿、亚卿和大庶长，楚称令尹，齐、晋、鲁、郑诸国称相。尽管各国名称各异，但其地位和职掌都相当于后来的“相”。中央机构日益完善。
封建社会中央官制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帝国。自此至1840年鸦片战争，在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中央官制的发展和演变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秦、汉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三公九卿制。三公为丞相、御史大夫和太尉，分掌行政、监察和军事。九卿为中央政府各部门的主要行政长官：奉常为九卿之首，掌宗庙礼仪及文化教育；郎中令掌宫殿门户守卫，为宿卫侍从长官；卫尉为宫门警卫之官；太仆掌皇帝车马，兼掌全国马政；廷尉为中央最高司法长官；典客掌民族事务及朝聘;宗正专管皇室亲属事务;治粟内史职责为征收盐铁钱谷租税和国家财政收支；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和官府手工业制造，以供应皇室。
汉武帝为加强皇权，削弱丞相权力，建立中朝制，即选用一批地位较低的内廷人员参与朝政。其中原属少府，为皇帝掌管文书的尚书以及一些内廷人员，地位有较大提高。朝廷政务往往先与尚书、侍中、大将军等近侍内廷“中朝”人员商议，然后告之以丞相为首的“外朝”官员。
隋、唐时期专制集权中央政体趋于完备，建立起以皇帝为中心的三省六部制。“唐初，始合三省，中书主出命，门下主封驳，尚书主奉行”。三省长官具有宰相之职，形成三省分工明确，又相互牵制的机制。这是行政制度的重要变化。尚书省是中央行政管理的中枢，下辖六部二十四司。
宋朝的中央机构在神宗元丰前后有很大的不同。元丰以前，虽仍有三省六部，但形同虚设。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真宰相之任，参知政事为副相，总揆行政；又设枢密院掌军事，转运使司、铁盐使司、度支使司等三司掌财政，这样形成行政、军事、财政三权分立的局面，宰相的权力大大削弱。六部的权力也被不断增设的机构所侵夺。
元朝中央行政制度变唐、宋的三省制为一省制──中书省，以中书省为最高政务机关，六部为其所属。
明清中央官制明清时期中国封建君主专制集权发展到极端。明初朱元璋对中央官制作了较大的调整。首先废秦汉以来的宰相制为咨询顾问并办理日常公务的内阁制。监察方面改汉以来的御史台为都察院；军事上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提高六部地位，直接向皇帝负责，并建立庞大的宦官机构及其控制下的厂卫特务组织。
由满洲贵族建立的清王朝，初由八旗旗主和议政王大臣会议共同议政。雍正年间，西北用兵频繁，为及时商议军务，设军需房，后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始为临时机构，后不仅取代议政王大臣会议，且权力扩大，成为由皇帝直接控制下处理全国军政事务的中枢辅政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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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清代满族的社会组织形式。满族的先世女真人以射猎为业。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取得节节胜利。随着势力扩大，人口增多，他于明万历二十九年建立黄、白、红、蓝四旗，称为正黄、正白、正红、正蓝，旗皆纯色。四十三年，努尔哈赤为适应满族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原有牛录制的基础上，创建了八旗制度，即在原有的四旗之外，增编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把后金管辖下的所有人都编在旗内。
株连九族——暴虐刑制的表现
株连九族，就是一人犯死罪，家族成员与其共同承担刑事责任的刑罚制度，在古代称为"族"，故"族"者，即意味着由一个人的死罪扩展为家族成员的共同死罪。这一违背人性、情理以及古代统治者自己津津乐道的恤刑原则的暴虐刑制在中国古代长盛不衰的根源，实在是中国传统法律中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
从古代族诛的实际情况看，这里的族人指直系亲属和配偶。古代九族应包括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父族四：指自己一族。出嫁的姑母及其儿子一家、出嫁的姐妹及外甥一家、出嫁的女儿及外孙一家。 母族三：是指外祖父一家、外祖母的娘家、姨母及其儿子一家。 妻族二：是指岳父的一家、岳母的娘家。
族刑的历史发展线索并不难寻觅。春秋时期，始有“三族”的记载。除秦国外，其它诸侯国也不乏族刑之例。当然，秦国在当时，在许多方面总是要先行一步。尤其是商鞅当政后，过于看重刑罚的威慑功能，广泛制定了一系列的刑事连带责任制度，即连坐制度，这就为族刑的实施和范畴的扩大提供了前提。不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商鞅自己最终也难逃“灭家”之灾，正所谓作法自毙也。
至秦始皇时，情况变得更加严峻和糟糕。作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崇尚重刑思想，并毫不手软地贯彻于实践之中，为巩固中央集权，大凡“以古非今”、“挟书”、“妄言”、“诽谤”皆施以族刑，这是与秦之暴政相适应的法律措施，既造成天怒人怨，加速了王朝倾覆的进程，也为后世所广泛抨击和挞伐。此后，汉朝虽也曾偶见废族刑之举，但终未能持之以恒，君王们往往自食其言。汉以后至唐以前，族刑不废，其株连范围开始走向规范化，形成了某些惯例，如族刑对象限制在谋反、大逆等重大犯罪的范围，出嫁之女只随夫家连坐，并出现了不杀祖父母、孙及女性亲属的倾向。这就为《唐律》对族刑的限制性规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明、清时，族刑株连的范围又得以扩大。明太祖朱元璋是“以刑去刑”思想的信仰者，他所授意制定的《大明律》，贯彻了“重其所重、轻其所轻”的指导思想，即对属于“典礼及风俗教化”性质的一般犯罪减轻处罚的同时，加重了诸如“谋反”、“大逆”这类重罪的惩罚，有犯不仅本人凌迟处死，其祖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异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凡年十六以上，不限籍之异同，不论笃疾废疾，一律处斩。显然，与唐朝相比，这将使被杀的人数成倍增加。所幸“刀下留情”，尚未波及女性亲属，但她们仍难逃“给付功臣之家为奴”的厄运。清律在族刑上完全照搬明律，且在具体执行上更呈宽滥的趋势。清朝臭名昭著的文字狱，在处罚上多施用族刑，极尽惨无人道之致。
族刑连坐制的废除，是清末法律变革运动的成果之一，这与当时修律大臣沈家本、任廷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在他们的大力倡导下，清庭终于在1905年正式宣布废除连作。至此，族刑连坐制度正式在法律上被废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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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族者，一说“父母、兄弟、妻子”：一说为“父族、母族、妻族”，到底何者为是，古人对之也有歧见。现在一般认为前者较为准确。古代的所谓“夷三族”，本身就是一种极具任意性的滥刑。这种任意性一方面表现在对象方面，到底什么样的犯罪适用族刑，很难有统一的标准。统治者也不愿制定出统一的适用标准，而是由兴所致、心血来潮地临事议行。只要最高统治者认为罪大恶极，必欲置之极刑、大开杀戒而后快的犯罪，都可能成为族刑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