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十二月，已经是隆冬了。一九六三年，就在这个月的下旬，我离开我留恋的伊犁，去往向往中的敦煌。这一次有朋友帮助，搭乘了一辆货车，坐在副驾驶座上，比较舒服。走的还是来时的碎石路。
车到赛里木湖边停了一会儿。赛里木湖是咸水湖，冬天也不结冰，深蓝色的湖面上游弋着洁白的天鹅。我向北透过湖面遥望远处的雪山，向南望着天山北坡一片雪杉森林。这种景色，是内地不可能看到的，我贪婪地望着她，似乎是想要永远记住她。回想两年多在伊犁的日子，心中涌起一片怅惘。我对这座边城，无论是友好的民族同胞、“相逢何必曾相识”的朋友、单纯天真的学生，还是冰冷湍急的伊犁河、维吾尔的木卡姆套曲、哈萨克的冬不拉弹唱，甚至通往我曾工作过的伊宁四中那条一到春末就泥泞不堪的小街，还有我那位特别的朋友，都充满了不舍之情，仿佛此时它们忽然都具有了一种特殊的魅力。是的，人们往往是这样，只有到了即将失去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拥有的可贵。
我的耳边仿佛又响起《草原之夜》那迷人的歌声：
美丽的夜色多沉静
草原上只留下我的琴声
想给远方的姑娘写封信，耶……
可惜没有邮递员来传情
等到千里冰雪消融
等到草原上送来春风
可克达拉改变了模样，耶……
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
这首张加毅作词、田歌编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东方小夜曲”的歌曲，虽是为支边青年所作的，却糅合了好多维吾尔和哈萨克的音乐元素，独具民族和地方色彩，是我在伊犁学会的第一首、也是我一生最喜爱的歌曲之一，此时此地，就更加令我神思飞扬了。但我不能回头，梁先生的期望，神秘的敦煌宝库，使得我不得不舍弃这一切，奔赴一个新的家园。
回首无归路，前望迷茫，风骤雪扬。
司机抽烟，是一种莫合烟。烟叶晒干后切成细细的小颗粒再经油炒，用一小条纸卷成喇叭状，倒进颗粒，用唾液粘好纸卷，便做成了一支烟。我那时还不抽烟，没事干，一路上便帮他卷烟。他说，一般说司机开车是不让抽烟的，但新疆特殊，因为大戈壁滩上公路笔直平坦，有时半个多钟头都不带拐弯的，司机容易疲劳，特别规定可以抽烟。莫合烟不但新疆盛行，中亚甚至苏联也有。
他又告诉我说，冬天这条路很难走，冰滑、风大、雪厚，有时实在危险了，交通局就会下令封路，不让通行了。还说，若是遇到的风雪太大，实在陷入困境时，待在原地不动，是最保险的办法。说有一次一辆车在中途出了故障，抛锚了，司机坚守原地不动，因为备足了食物、水、防寒衣服和酒（这是必不可少的），裹严了身子静躺在驾驶室里，几天后有汽车路过，终于脱险。徒弟却守不住，再三劝了不听，一定要走出去，结果死在半道了。当然，现在早就修通了高速公路，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司机还告诉我一个故事，说是一辆载满乘客的班车，在结冰的下坡道上行驶，两边都是向下的陡崖，忽然出现了几个孩子拦在道上。有经验的司机深知，如果此时强行刹车，汽车必将翻滑到陡崖下面，死伤不可估量，在紧急鸣笛而拦车的孩子还是不让开的情况下，只得横下一条心硬闯过去。到了最近的一个城市，汽车直开到医院，安置了受伤的孩子，司机又开到公安机关自首，全车旅客随行为他作证。这位司机后来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反而受到表扬。
我是不相信预兆啊、神启啊这一类事的，但今天当我写到上面这些时，却忽然想到，为什么在我在甫一离开新疆的时候，就听到了这些悲惨的事呢？对照以后我在敦煌的遭遇，这是不是预兆着我原先以为是神奇的、安宁的、与世无争的学术圣地敦煌，并不是如我预想的那样，而充满危机呢？我将会遭遇到什么，是否会面临厄运？
这两个故事，一个是待着不动，一个是果断出手，一静一动，恰成对应。总观以后我的十五年，在那种复杂的环境中，我的应对，不恰也是这两种方式交替的过程吗？兵法云：“静若处子，动如脱兔”，待机而动时要安静得像个处女，时机一到，就要像兔子那样敏捷，兔起凫举，使“敌不及拒”，而制敌取胜。与此相近的说法还有“静若处子，矫若游龙”。中国古人真的厉害，早就悟出这些道理了。
但当时我却一点类似这样的感觉都没有。
两天以后到了别了两年的乌鲁木齐，住到南门自治区招待所，准备在这里待两三天，看望一下同学。电话中得知袁同恺也在乌市，住在昆仑宾馆，我退了招待所的房，也搬到了昆仑。
袁同恺所在的哈密计委建筑设计室没有撤销，这次他和他们的计委主任正在乌市参加自治区计划会议，他和他们主任共住一个套间。主任非常热情，招呼服务员就在套间的外间给我加了一张床，我们住到了一起。外间和主间是敞通的。
主任知道我将要到敦煌去，非常感兴趣，晚上，我们躺在床上闲聊起来。他说他不明白，英国人法国人盗窃了敦煌文物，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这个问题回答起来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就复杂。简单的回答不用思索，立刻便可以下结论：当然是坏事，是帝国主义文化特务对我国神圣主权的肆意掠夺，我们的主流舆论一直都是这么说的。要说复杂那可就没底了，就像是回答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了闭关锁国的中华帝国的大门，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利玛窦给中国带来了基督教，也带来了几何原理和《舆地山海全图》（世界地图），让中国人第一次知道中国只不过占有全球陆地面积的十几分之一，令“天朝”大开眼界。而义和团烧教堂杀洋人，这类事，到底谁对谁错？西方近代文明之传入几乎还过着原始生活的黑非洲、哥伦布之发现新大陆，中断了还实行血祭的玛雅和印加文化……之类的事，到底在什么程度上是好事，什么程度上是坏事一样，历史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和伦理学家至今都还在争论不休呢！肯定是不能简单回答的，区区如我，更怎能回答得出来？
甚至，在今天来说，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已进入了民主、自由、人权、博爱的普世价值时代，你不说自己“矫若游龙”地迎头赶上，融入全球化体系，却仍以“主权大于人权”为借口，维护过去的陈旧观念。角度不同，怎么能说得清楚？
我说，敦煌文物的主权当然属于中国，但一件事物，只有你认识了它，你才能知道它的价值，而珍之宝之，你也才可能认为保有这些珍宝是你的权利，才有了“主权”的概念。如果你认为它是垃圾，你绝对不会想到拥有这堆垃圾是你的“神圣主权”，而不容侵犯。你甚至会想，如果有人来拉走这堆垃圾而不向你收费甚至还给你钱，你还赚了便宜呢。当时的中国就正是这样，可以允许几百人的白俄军队住在石窟里烧火做饭，把壁画熏成黑乎乎的一片；听任他们刮取塑像和壁画上的金粉；可以把藏经洞里的东西拿出来，随意撕为数份，分送达官贵人；可以为了各洞窟之间通行的方便，随意在洞壁上开凿通道。当时中国人就是这样“珍之宝之”地对待敦煌文物的，你怎么还有权责难外国人的掠夺呢？即如藏经洞约五万卷遗书，如果不是他们掠夺走了大部分，并妥存至今，熟悉中国语文的伯希和在劫夺敦煌卷子后在京师公开展出，引起了北京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的注意，进而促使了晚清政府的重视，那么，可能现在就剩不下几卷了。时任国史馆总纂的缪荃荪在致友人的信中就说过：“方今文运否蹇，稗贩新学者，动言凡百古籍皆当拉杂烧之，而海邦人士，通晓中国文字者，则又不惜悬重金以求，捆载而去，殊可痛也！”事实上，自斯坦因、伯希和以后直到现在，我们自己又破坏了不少珍贵的文物呢！
前些年读过一篇文章，报道敦煌研究院召开的一个会议，硬要争论是外国人首先发现敦煌文物还是中国人首先发现的，结论当然是中国人自己，义正词严，慷慨激昂，但我读了，却感到实在无聊。
自他们掠夺以后，剩下的卷子在运送兰州和北京的途中，又散失了极大的数额。连木箱也没有，敦煌遗书只用草席遮盖，大车拉运，从敦煌开始，经过酒泉、高台、张掖、武威、永登，到了兰州，最终运到北京，一路官员和经手人雁过拔毛，就被偷窃了不少。即使到了北京，押运官甘肃布政使何彦升并没有马上将之移交学部，竟将大车赶进了他儿子家里，与亲家李盛铎一起，悉数窃取了其中最美好者，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为二，冒充两卷，借以充数。这些丑事，可都是中国人自己干的了。然后何彦升才将这破碎的八千多件劫余交给了学部，现藏国家图书馆。何家和李家所窃的，有的以后又卖给了日本人，一部分后归南京国立中央图书馆，现在台北。
当时还没有发生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在这场“革命”中，我们自己，又破坏了多少祖宗留下来的珍宝！这还只是就“物”的层面来说的，就人的生命，就人的精神来说，我们中国人自己又屠杀、谋杀和扼杀了多少呢！
人人都知道的世界上最著名的悖论便是：“万能的上帝能不能造出一块他自己也举不动的石头？”所谓“历史”，就充满了这类正反是非难辨的悖论，也许“历史”本身，就是一个永不可解的悖论吧！
主任还要寻根究底，我只好说如果你已经知道正确的答案，那么，你将不可能从我的回答中得到任何东西；如果你还不知道正确的答案，那么，即使我把正确的答案告诉你，你也不可能判断我的答案是不是正确，因为你没有判断我的答案是否正确的标准。何况我自己也没有自认为正确的答案！这也是一条著名的悖论，当年，美诺就是用它来挑战苏格拉底的。
我们就这么海阔天空地谈，始终也得不出结果。
第二天，哈密的那位主任忽然想起，你们伊犁的计委主任周中兴也来开会了，就住在隔壁。我马上去看周主任，就是曾为我到底想干什么而苦恼过的那位。他见到我，很有些惊讶，说你怎么也来了？没等我回答，又说，你的事办完了没，要是办完了，你等我两天，就住我这里来，我这边的会也马上就结束了，你就坐我的车，咱们一块儿回去。还说，这次开会也讨论了你们设计室的恢复问题，已经决定了，不但恢复，还要扩大，咱们回去以后就办这档子事，你也别再教书了，有你的事干呢！一辈子都干不完。我只好极其抱歉地、就像做错了什么事一样，告诉他我已经调走了。他大吃一惊，说这事怎么搞的，怎么没通过他，连说完了完了，就晚那么几天，让我调走了。他转而劝我别走，说伊犁的发展远景如何宏伟，向我传达了这次会议的基本精神。我为我辜负了他的期望而自责，只好应付说我会考虑的，就匆匆告辞了。出门时，他还赶着说“快点考虑，给我一个答复啊！”但我再没敢见他。
在乌市还遇到了王宗信，我们在照相馆合照了一张相。听说钱致平和应莉莉就要结婚了，我们买了一个铁桶，送给他们作为“礼物”。应莉莉个子不高，我们特意挑了一个小号的。今天的读者读到这里，肯定要笑话我们了，哪有拿小铁桶作结婚礼物的！但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这么实在，在当时的乌鲁木齐，自来水还不能通到各家各户，小铁桶可是居家必备之物呢！
二
第三天，我登上了东去的火车，记得到达柳园已是下午。到敦煌的班车每天只有一趟，已经开走了，只好明天再走，我住到长途车站附近的“地方国营柳园旅社”。这家“国营”旅社其实只是一排土坯小平房，有几间通铺，两个四人间，我住进了四人间。旅社不管饭，吃饭还得到街上小饭铺去。而所谓“街”，其实并不成形，只是这一堆那一堆的几处土屋。即使所谓“柳园”，其实也没有一棵正经树，更不见柳树，只有近年靠人工浇水养活的几株瘦伶伶的小白杨在风中摇晃。后来我知道了，“柳园”之得名，乃源于此地原生的几丛被称做“红柳”的小灌木，并不是我们一般理解的通常长在水边的依依垂柳。红柳的学名称柽柳，是一种特别能抗旱耐寒的令人起敬的植物，丛生，杆细而多，呈暗红色，可编成柳条筐。柳园连一滴水都没有，车站和所有居民用水，全是从东面一百多公里外用水罐车拉来的。柳园的居民很少，几乎全是铁路职工。
总之，柳园给我的印象，比伊犁荒凉多了。我想起两年前奔赴新疆时就曾路过这里，但当时却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它，什么时候路过的都不知道。因为我从没有想到过，以后竟会在敦煌度过我生命的最重要的一段。
次日清晨，我挤上了长途车，却是敞篷卡车。
从柳园到敦煌县城，还有一百二十八公里。后来我在甘肃待得久了，才发现兰新铁路除了兰州和乌鲁木齐，其间的所有车站都离城市相当远，如武威、张掖、酒泉、玉门、敦煌、哈密、鄯善、吐鲁番，莫不是这样。近者也有十几或几十公里，远者达一百多公里。这条由苏联专家定线的铁路，好像是成心要与人们为难。
路上经过一个叫“西湖”的地方，却也滴水全无，戈壁滩上，公路两侧，与公路垂直，断断续续的，有一些土墙似的东西。
我向一位似乎是当地人的邻座打听，才知道，所谓“西湖”及其东西延伸线一带，是称为疏勒河的一条时有时无的内陆河；这些土墙似的东西，就是汉代沿河修筑的夹杂些芦苇的长城了。我忙问玉门关在哪里，他说就在西边几十公里以外，是一座并不大的夯土方堡，现在是看不见的。我心中马上涌出李白的《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王之涣的《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和王昌龄的《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从此西去，古时是一条充满危险的漫长旅途，黄沙遍野，水草全无，热风肆虐，飞鸟绝，人迹灭，只能依靠沙间累累枉死白骨为路识。人们在此干渴荒凉、孤立无援的境地中，往往会产生鬼影憧憧、魑魅四伏的幻觉，所以它又得到了一个“鬼魅碛”的“美名”。在这条路上，曾经有多少过往使节、高僧、商旅和出征将士往还，又不知多少就葬身其中了，难怪古来征人都以出关为畏途，入关则为“生还”了。班超经营西域三十一年，晚年上书说：“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说得连皇帝也感叹起来，准许他以七十一岁的高龄，还至洛阳安居。
我不免对这片荒凉的大地，肃然起敬起来。
但这里离黄河还有上千公里，王之涣为何要将黄河与玉门关拉到一起呢？以后请教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学和瓜沙史著名学者史苇湘先生，才知道这首诗有两个版本，不太通行的一个是“黄沙远上白云间”，他倾向于同意后一种，我觉得有理。
在碎石搓板路上，汽车颠簸了四个多小时。到了近城的农田区时，路面更加凹凸不平，而且起伏极大，这是因为路基里含有超量的盐碱，平时极硬，夏天潮气上升，马上变软，经不起汽车的重压，称为翻浆路。现在修的平坦国道，是花了大力气，更换了路基，夯填了大量黄土和石灰才建成的。
敦煌在甘肃的最西端，与新疆接壤，地域广大，比之今台湾一省，也相差无几。汉代的敦煌郡更大，除现敦煌市外，还包括今整个安西县和肃北、阿克塞两个民族自治县，可以与今之浙江相比。可是在这么广大的地域，绝大部分都是沙漠戈壁，大概只有百分之二、三的土地是可以耕种的绿洲。
疏勒河古称籍端水，横在县域之北，时隐时出，端视头年雪水和当年极少的雨水多少而定，大部分时候不见有水，仅沿河一带稍湿，就是所谓“西湖”了。为什么叫“西湖”？乃是因为此地现属安西县，在安西的西境。敦煌县域南部的党河古称氐置水，发源于县南的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党金山，由雪水汇成。党河从县境西南角进入后从西向东沿鸣沙山北麓流过，到达县城后直转向北，分水灌溉农田，最后隐入沙碛。
敦煌盆地在二河之间，并赖以生成，盆地最低处为绿洲。汉代的敦煌郡设六县，其敦煌、效谷、龙勒三县均在今敦煌县境，冥安、渊泉、广至在今安西县境。汉敦煌县在敦煌绿洲东部，效谷在其西，可能就是以党河为界的。龙勒则远离两河，就是今敦煌城西七十公里沙漠中的南湖乡。三县全都以农业为主。“敦煌”一词，在西汉设郡以前就已存在，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还朝后向武帝所呈奏折中的话，可能是当地原居部族吐火罗（Tokhara）的音转。吐火罗是大夏国（今阿富汗）的主要部族，汉称大月氏，原就住在敦煌，张骞时已被匈奴赶走，西迁后独立成国，仅存名于旧地。敦煌县在东汉时已“马牛放纵，蓄积布野”，“敦煌”二字被加进了新的意义，据应劭说：“敦，大也；煌，盛也”，以形容其茂盛。效谷县则以“勤效得谷”得名。龙勒县赖其南的现称南湖的湖水灌溉，也全是农业。南湖汉时称渥洼池，号称池中跃出过天马。龙即马，勒指马辔。唐则称渥洼池为寿昌海。在龙勒，有阳关在焉。整个敦煌地区，全赖迁自内地的汉族戍卒、田卒、农民和流犯辛勤开发经营而延续的。
所以，两千多年来，敦煌都是农业地区，因其只藉雪山融水灌溉，无旱涝之虞，号称“河西粮仓”。
班车开进敦煌县城，按照内地的标准，这只不过是一座大村庄，黄土飞扬的街道，到处都是狗和驴粪。城的骨架像两个十字东西对接，是清代由单十字的原城向东发展而成。县政府在西十字交点东北角，就是原县衙址。听说西十字交点原有一座钟鼓楼，建国后拆掉了。只在全长不到一公里的东西街有一点商业，两条南北街更加简陋。全城几乎全是土坯平房，只有东十字以东路南的百货公司是一座砖砌三层楼，但上两层在建成以后就发现有问题，一直不准上人。“文革”后拆除这座“楼”时，有人在上面竟发现了一架钢琴，谁也不记得是哪一年进的货了，一直没有卖出。后来听说被七里镇青海石油公司的一位职工用几百块钱就买走了。
但在两个十字之间长约百余米的街道两边，各有一排巨大的白杨，却长得郁郁葱葱，我认为是全城最好的美景，可是以后也全都砍掉了。
我暂时在县府西南角的招待所休息，给敦煌文物研究所打了电话，答说今天有汽车进城，会派人来接。下午，一位胖大而高的人士出现了，验明萧默正身，说，一会儿我再来，就走了，对我这位远道而来的新人，并没表现出多少热情。这位人士名叫王柄，是所里的管理员，本地人，话甚少而其实心地挺好，几年中，我们成了隔壁紧邻。以后我发现，所里的工人和几位管理员都是本地人，话都很少，工作却都十分认真，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处事十分低调。西北人朴实本分，重质轻文，敦煌人更突出，也是地域文化的表现。
黄昏了，王柄又来了，汽车随之开来，仍然是敞篷卡车。王柄只吐出了一个字：“走！”把我的东西放到车上。这一次汽车主要是拉东西的，没多少人。汽车向东开去，经过整条东西大街，没有路灯。东行约十公里后直转向南，再约十几公里，从窟区北端进入，才到了莫高窟。这二十六公里得有一个小时，天色已晚，敞篷车上，寒风凛冽，只看到一片黑沉沉的荒原。
三
到了所里，顿时感觉就大不一样了。虽然时已入夜，一切都看不清楚，但树影婆娑，空气清爽，沁人心脾，别有一番气象。汽车的声音被周围树木反射回来，突然变响了。右侧，树后隐约现出分布在悬崖上的无数洞口。我兴奋极了：真的到了莫高窟！
车停在中寺北侧附近的车库前，下车后，一片黑沉沉，寂无人声，只听见不知道什么东西，时不时地叮咚作响，把沉静的情境衬托得更加清寂。后来我知道这些在风中摇动发声的东西叫做“铁马”，就是挂在“九层楼”各檐檐角的铃铎。
车下等着一位小伙子，黑夜中看不太清楚，似乎感到挺精干的，鼻子有点长。小伙子帮我卸下行李，自我介绍说叫马竞驰，说是常所长吩咐他等我的。他把我的东西扛到肩上，走不远，进了一间八九平米的小土屋，就在他的房间隔壁。屋里已打扫一净，一木板床、一木桌、一木椅、一个放着脸盆的脸盆架，脸盆里还有水。土坯墙上开着一个方龛，横搁几块木板，算是书架。最宝贵的，还有一个炉火正旺的铸铁炉子，放在屋子中间，烘得屋里暖洋洋的。显然，这都是小马为我准备的，我很感激。小马说，常老正等着呢，吃了吗？不急，先洗完脸，休息休息再去。
我住在中寺后面也就是东面，黑夜里，小马领着我，曲曲折折地向西来到中寺前院，再向东回绕到后院北厢房，常书鸿先生和夫人李承仙亲切接待了我。
常先生张嘴笑着，约六十岁，宽厚的脸、厚而温暖的手，厚厚的嘴唇，一副宽边眼镜，头发向后梳着，给我一个宽厚长者的印象。这是除梁先生外我第一次见到的大人物，有点不大自然。李承仙四十岁出头，说快坐下，端来了茶。房间里也有一个炉子，“沙发”是土坯砌的，书架是土坯墩子上搁着的层层木板，土坯墙上也有龛洞隔板，放一些杂物。临窗有一张旧方桌，两旁各有一张旧木圈椅。我们在外间，右边的里间是卧室，有一个土炕。左边是厨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室一厅带厨房，没有卫生间。
常老说梁思成先生给他写了很长的信，提到敦煌建筑研究的重要，说可以“期望”我能够“做出一番事业”来。常老说现在这封信在北京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那里，以后再给我看。李承仙是党支部书记，给我简单介绍了一下所里的情况，说业务上分两个部，一是研究部，内有美术组和考古组；另一个是保管部，分保护与管理（兼讲解员）两个组。此外，还有一个资料室，一个摄影室，一个行政部。目前正在进行加固工程，要我先到保护组工作，配合工程。说小马也是保护组的，目前主要收集气象资料。
常老说以后你也要搞研究，现在先积累，先学习，首先要读读梁先生写的关于敦煌建筑的两篇文章。今天晚了，你早点休息，以后我们再谈。这些日子你先看看洞子。说完把我送出来。
我请求等在一边的小马领我上洞子看一眼，哪怕一个洞子也行。我迫不及待地第一次巡礼石窟，手电光下，更衬出壁画的灿烂辉煌，不能不为它的神奇瑰丽而激动。
莫高窟古称莫高窟，意指荒漠高处的佛窟，但我们和群众一样，平时只称“千佛洞”，只在写文章时才用“莫高窟”这个名字。
这是一片呈梭状的小绿洲，南北长一公里多，东西最宽处不过三百多米，有许多树龄至少百年以上的巨大杨树，从空中鸟瞰，绝对就是镶嵌在一片黄沙和戈壁中的绿松石。绿洲西面紧接一片壁立的悬崖，高达三四十米，分层密集分布着从十六国到元代保存有壁画或彩塑的四百九十二座窟室，最多达四层。悬崖北头绿洲以外还另有上百座洞窟，称北区洞窟，除个别外没有文物，是当时画匠塑匠或穷苦僧人居住的地方。悬崖顶上是一片沙漠，西面数里是鸣沙山，真正的沙山。鸣沙山“如虬龙蜿蜒”，在县城以南数里处两座沙峦之间有月牙泉，数千年不涸。此处沙山每至冬夏常自鸣，声若滚雷，远闻城里。平日自此沙山顶上滑下，也有声响。有人说山是空心的，因共鸣而发声。莫高窟中寺后院北侧的小门上有“雷音寺”匾，应也与此有关。
小绿洲的东面是一条名为大泉的小河（只能称为小溪），古称“宕泉”，但河床挺宽，约百米。说是小河，冬天坚冰铺满了河床，一片雪白；夏日炎炎之下却滴水皆无，涓涓细流全被引到绿洲灌溉树木了。我去时，大泉河床上并无桥梁，窟区入口在绿洲北端下寺处。以后正对绿洲中部东缘的大牌坊建造了横跨大泉的大桥，窟区入口就改在大牌坊那里了。大泉之东又是戈壁起伏，四五里外则有三危山，是一座石头秃山，“三峰耸立，如危欲堕”，含有多种矿物质和闪光的云母石，呈暗红色，夕阳之下，显出辉煌一片，最为动人。《尚书》已提到“窜三苗于三危”——《史记·五帝本纪》中也有舜“迁三苗于三危，同于西戎”的记载，就是说使“三苗”掺杂在西域民族之中。
绿洲之南都是石头群山，绵延不断，大泉出焉。绿洲以北为一大冲积扇，呈向下的缓坡为戈壁，分布有不少汉魏墓葬，至约十六公里处接连农田。莫高窟绿洲海拔高出县城和农田约一百五十米。
在小绿洲上分布三寺，上、中二寺紧邻，在绿洲偏南部，原是喇嘛庙或佛寺，皆坐东向西，面向洞窟，也都是前后两院，规模甚为简小。中寺稍北斜对面倚崖有一座清代建造的“九层楼”，高达三十多米，内有大佛，虽缔构未精，却是莫高窟一座标志性建筑。下寺是一座道观，正名曰三清观，地处北端梭尖处，坐北朝南，规模更小，只有一院。现中、下二寺都是研究所的办公室，上寺住着一些人，还有一位老喇嘛，姓易。中、下二寺之间的空地上建有一组平房，含美术组、考古组、资料室，此外还分布有摄影室和招待所、车库，并有一座大土塔。
下寺是保管部所在，西门正对第十六窟，窟内甬道北壁又出一小窟，编为第十七窟，就是著名的藏经洞。一九〇〇年，湖北籍道士王圆箓主持三清观时，无意中发现了在壁画掩蔽着的石壁上还有一个窟口，即藏经洞，里面所藏文书包括经卷佛画和其它文物，总称敦煌遗书或敦煌卷子，据以后研究，很可能是一〇二八年甘州回鹘西来沙州（敦煌），汉族僧人仓皇东逃瓜州（安西）时封存的，一直密藏了近九百年。
贯通上中下三寺寺门，有一条宽六七米的石基沥青路，两侧白杨高耸入天，与一般的直立钻天杨不同，其干甚粗，其叶甚大，从树干中部就开始分出粗叉，白干上由横向裂缝发育出的树疤有如一个个大眼睛，甚为有趣。此树俗名“鬼拍掌”，因其大叶在风中时时轻拍作声也。无论冬夏，走在这条林荫道上，最足赏心。
当时的敦煌文物研究所职工只有四十九个人，加上家属，也就一百来人，大家全住在一起，天天见面，亲切而温馨。平日除讲解员可以偶尔见到不多的访客外，一般见不到外人，不像现在的莫高窟，每天都是摩肩接踵的。当时所谓专职讲解员只有一两个人，但来人多时，全所每个业务人员包括常老在内都是讲解员。常老很喜欢干这个事，鼓励大家要多上洞子，说多少年了，他每上一次洞子都有一次的收获。这话的确不假，我在敦煌十几年，也充当了无数次的讲解员。
每年四月初八佛诞日前后几天，阳光明媚，风清气和，是全年气候最好的时候。四乡百姓赶着驴车，每天可以超过万人，就云集在崖壁前的一片绿荫丛中。有时还在九层楼前搭台唱戏，有卖麻花、糖饼、酿皮子和凉面的小摊。那可是我们一年只有一回的热闹日子，可以一面巡视洞窟，不让人们进去，一面和老乡们闲聊，一解平日说话太少的寂寞。
其实敦煌全年几乎都是阳光明媚，很少下雨。蓝天白云，没有雾霭，也没有污染，空气清新，晚上月明星稀，碧空一洗。听老人们说，研究所初开办时有一位内地来的人士，带了全套的雨具，到了敦煌却没了用武之地，颇感“失落”。一天晚上忽然下起雨了，从床上跳起，套鞋、雨衣全副武装，还打了伞，才过了一把瘾。因为干燥，空气中不含水蒸气，夏天的气温就是空气的温度其实并不高，从来不会有什么“桑拿天”。人们感到的热只是辐射热，只要站到树底下或是在屋内，立刻就会凉爽起来。
四
敦煌石窟肇自十六国晚期，盛于唐宋终于蒙元。正史对此却只有一鳞片爪的记载，直到敦煌石窟遗书发现以后，近人罗振玉、向达二位前辈才开创了对敦煌史地的研究。
先秦以前，月氏、塞种和乌孙共牧于此，以后敦煌为月氏继而又为匈奴独有，西汉元狩二年（公元前一二一年），霍去病率大军把匈奴赶出河西，敦煌及今新疆的广大西域地区才正式归入版图，敦煌开始移入大量汉族居民。匈奴被赶出河西，遭到重大失败，至今留传下来的匈奴唯一的一首诗歌就唱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焉支山在今河西山丹县，产胭脂。据说“祁连”二字也与匈奴语有关，意为“天”。
此时中原对西方的交通，主要就是丝绸之路。丝绸之路在新疆境内分南北二道，分别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北缘西行，其东皆汇入敦煌的玉门关和阳关。由敦煌往东是谓河西走廊，汉武置四郡，分别是敦煌、酒泉、张掖和武威，再东为金城（兰州），一直通到长安、洛阳。
东汉两晋十六国时，虽政权迭更，敦煌仍始终处于中原汉文化圈的荫庇之下，始凿于十六国晚期的莫高窟，就是传自印度的佛教艺术与汉文化融合的产物。隋代开启了隋和唐前期丝路经营的又一次高潮，丝绸之路除原先的南中二道外（中道即原称的北道），又增加了沿天山北麓的天山北道。隋末群雄更张，陇右（甘青东部）、河西割据一方。六一八年，唐代隋祚，大力关注西境，以秦王李世民为凉州总管，陇右河西次第乃平，敦煌复归焉。
唐初，西域交通虽已有隋的经营基础，仍是不平静的，据有今新疆的西突厥和西域其他地方力量时降时叛，居于今青海的吐谷浑残余也时相侵扰，以后又有势力强大的吐蕃与唐争胜，丝路大大受阻。为重开丝路，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十四年（六四〇）决心征伐阴结突厥阻碍丝路的高昌（今吐鲁番）麴文泰。遣侯君集伐之，置安西都护府于高昌交河城。不数年，焉耆、龟兹（今库车）皆被攻克，震动西域，各族纷纷来朝大唐。唐即将安西都护府迁龟兹，统龟兹、于阗（今和田）、碎叶（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城附近）、疏勒（今喀什）等，称“安西四镇”，丝路南中二道尽属之，又置北庭都护府，统领天山北道。
吐蕃是藏族先祖，唐初开始崛起，原吐谷浑故地青海渐为其所有。武周后，吐蕃已进至河西走廊南侧祁连山间，突厥则挟持在北侧合黎山下，河西走廊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狭窄“走廊”，形势相当紧张。唐为确保丝路，在河西走廊设重兵，仅敦煌及其附近就常驻军兵一万四千五百名。在保卫西疆安宁的斗争中，敦煌人民承受了巨大牺牲，除供应军需，更需喋血他乡。“胡马因风，敢掠阳关之草；王师电举，分邀碛外之踪”，抒写了敦煌将士神威豪壮的气势。
景云后，唐疆土远达今于新疆更西中亚一带，中原与西域商队若织，旅人如流。盛唐诗人张籍《凉州词》曰：“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驼白练到安西。”就是当时商旅繁忙的写照。但从王之涣“春风不度玉门关”透露的一丝哀怨，人们似乎已感觉到了一种不祥的气息。果然，天宝十四年（七五五），“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安禄山叛乱事起，吐蕃趁安史之乱，乃大举入寇唐朝西境，河西及西域一时皆沦入吐蕃统治。
先是，为平息安史，唐急调安西、北庭、河西兵入陕勤王，西境空虚，吐蕃遂于七六三年尽陷陇右，河西与中原之路遂绝。次年，吐蕃由东向西，陷凉州（武威），七六六年又陷甘州（张掖），沿肃州（酒泉）继续西进。敦煌人阎朝在极端孤立的境况下，以都兵马使名义，继续坚持抗蕃，以致吐蕃赞普赤松德赞都要“徙帐南山（祁连山）”，亲自督战围攻。大约只有四五万人的弹丸之邑敦煌，与强大的吐蕃争战，孤军奋斗达十五年之久，敦煌终于在建中二年（七八一）与吐蕃订立了“城下之盟”，城陷，阎朝被杀。七九〇年后不几年间，北庭和安西四镇亦相继入蕃。
蕃据时期（中唐），正因为城陷时的激烈反抗，与他州相比，敦煌在“城下之盟”中，也得到了一些优待，人民可以“不徙他境”，得以保全其先进的农业生产方式，传统深厚的汉文化也赖以延续。敦煌在蕃据时期也并未放弃反抗，此从敦煌遗书《书仪》中就可得见一些消息，其《上赞普表》云：“……自敦煌归化，向历八年，歃血寻盟，前后三度”，却仍不免“频招猜忌，屡发兵戈”，可见由于人民的反抗，以致在初陷的八年之中吐蕃还要对之“屡发兵戈”，三次重订“盟”约。
蕃据时期的敦煌文化仍保持了一贯的汉传统文化特色，这可从当时的壁画得到鲜明的印证，仍在盛唐已开拓成熟的荫庇下继续原来的风格，取得了很高成就。蕃据前的州、县官学虽已不存，但寺学仍然存在，一些高门子弟如以后在敦煌历史上起过很大作用的张议潮就曾在寺学读书。寺学除教授佛学外，也传承包括儒学在内的世俗学问，敦煌遗书中就有张议潮在寺学所抄《封常清谢死表闻》。这篇充满了忠君报国激情的文章，肯定对他产生了很大影响。一种文化传统，只要它的人民没有离散，生产方式没有根本变化，语言和文字得以延续，就不会轻易改变。所以敦煌在蕃据时期，虽“州人胡服臣虏”，但仍“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恸而藏之”。即在河湟（即陇右）其他地区，居人也仍然心存故国，故杜牧诗《河湟》云：“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正表达了此时陷蕃人民的心情。而敦煌的传统汉文化保存更多，敦煌遗书《张淮深变文》写到一位朝廷使节来到敦煌的沿途所见：“观甘凉瓜肃，雉堞凋残，居人与蕃丑齐肩，衣着岂忘于左衽（吐蕃服色），独沙州（敦煌）一郡，人物风华同于内地”。
文化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正因为此，这座河西最后入蕃的城市却最先实现了归唐。公元八四二年，吐蕃朗达玛赞普被杀，从此大乱，张议潮趁时而起，在敦煌入蕃五十七年之后，于唐大中二年（八四八）率州人一举推翻吐蕃统治，随即派其兄张议潭率使团赴长安报捷。敦煌曲子词《菩萨蛮》云：“敦煌古往出神将，感得诸蕃遥钦仰。效节望龙庭，麟台早有名。只恨隔蕃部，情恳难伸吐。早晚灭狼蕃，一齐拜圣颜”。可能正作于敦煌已复而东路仍未全通之际，强烈表达了久被压抑的民族之情。未久，议潮又西伐东攻，“得地四千里，户口百万之家，六郡山河，宛然而归”，乃将十一州图籍尽献大唐。大中五年（八五一）朝廷方得知河西收复的消息，于是“百辟欢呼，忭舞称贺”，建归义军节度使于敦煌，以张议潮任之。以后传至议潮之侄张淮深。经过短暂的议潮之婿索勋的篡权，政权复归于淮深之侄张承奉。
此时唐王朝却已经危在旦夕，敦煌士人纷纷上言承奉自立为帝。敦煌遗书《白雀歌》就是劝进诗之一。承奉可能即于五代梁开平二年（九〇八）建国号曰西汉金山国，自称“白衣天子”。正史关于金山国的记载只有二十一个字：“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承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金山国存国时间大约只有不到十年。
此时，甘州回鹘（今甘肃裕固族先祖，建牙甘州）、西州回鹘和葱岭西回鹘（均今维吾尔族先祖）兴起，成为敦煌的东、西两大威胁。张承奉图攻甘州回鹘，重通东西商路。敦煌遗书《龙泉神剑歌》就反映了这种愿望：“蕃汉精兵一万强，打却甘州坐五凉；东取黄河第三曲，南取囗威及朔方；通同一个金山国，子孙分付坐敦煌”。可惜事与愿违，战争失利，回鹘兵临沙州，承奉被迫尊回鹘可汗为“天可汗”。
约九一四年，张承奉故去，政权转归其部将曹议金，以后敦煌便是曹家归义军时代。曹议金与张议潮一样，都是对敦煌历史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人物。他一改张氏内外举措，去国号帝号，仍远奉中原王朝以为号召，并与周围民族交好，娶甘州回鹘可汗女为妻，又嫁女给甘州可汗和西州回鹘的于阗国王，加以重视发展生产，使得敦煌在五代宋初中原王朝迭更的动乱中，倒显得相当安定。敦煌曲子词《望江南》云：“曹公德，为国托西关，六戎尽来作百姓，压坛河陇定羌浑，雄名远近闻”，就是对他的颂歌。
九三八年，后晋天使出使于阗册封，曾途经敦煌，正式授曹元深为归义军节度使。敦煌曲子词《望江南》之二云：“敦煌郡，四面六蕃围。生灵苦屈青天见，数年路隔失朝仪，目断望龙墀。新恩泽，草木总光辉。若不远仗天威力，河湟必恐陷戎夷，早晚圣人知。”正反映了此时敦煌的地缘政治势态和民心状态。
十一世纪初，发源于宁夏的党项崛起。一〇二八年，甘州回鹘亡于党项，西占敦煌，称沙州回鹘，曹氏政权覆灭。藏经洞很可能就是此年因敦煌汉族僧人仓皇逃走时封存的。一〇三八年党项建国西夏，敦煌大约在此后约二十年被西夏统治。
十三世纪初，蒙古崛起，大举西进，西夏不支，后来敦煌归于元朝。
自宋代后期始至蒙元时期，由于海上交通渐趋发达，逐渐代替了丝绸之路的地位，敦煌在全国的重要性开始削弱，敦煌主要已成了蒙古军屯之地。元代在莫高窟和榆林窟也造了一些洞窟，艺术水平甚高，如敦煌第三窟、第四六五窟，后者有中国现存最早的藏传佛教壁画。
明时敦煌已没有汉人了。明洪武五年（一三七二）将军冯胜建嘉峪关，关外如敦煌、安西二县的居民东迁关内，敦煌、安西以至新疆为蒙古各部势力所据。永乐（一四〇三～一四二四）后，才先后在敦煌设沙州卫和罕东左卫，管理居住在当地的蒙古瓦剌和其他各部落。明代，莫高窟已完全停止了修建和佛事活动。
清初，康熙发兵西征新疆准噶尔，雍正、乾隆继之，十八世纪中叶，北疆、南疆次第重新和内地获得政治上的统一。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在敦煌置沙州所，三年升所为卫，在党河大弯道北岸筑卫城，开始从陕甘五十六个州县迁汉回民众到敦煌定居，他们才是现在敦煌土著的祖先，其始距今已近三百年矣！乾隆廿五年（一七六〇）改沙州卫为敦煌县，筑新城，在党河弯道东岸，即今敦煌县城。而“汉以后之敦煌郡治果在何处，尚无可考”（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西征小记》）。今人往往将雍正的沙州卫城残址称为“古沙州城”，常被误认为是汉唐沙州。
清代在莫高窟搞了不少塑像，往往是在前代作品上画蛇添足，丑陋不足称，还破坏了大量前人的作品。
清末民初，外国探险家蜂拥而来，英人斯坦因和法人伯希和为其中最著名者。美国人华尔纳来得较晚，遗书已经没有了，目光方转向壁画和彩塑，对之下了毒手。一九四三年在敦煌建立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式开始对宝贵的敦煌石窟艺术和文物进行保护和系统研究。敦煌县的人口从建国初的约六七万发展到今天已超过十万。耕地约八万亩。
五
想想看，一名中学老师，一下子到了这种充满了苍茫的历史感和神奇的宗教和艺术氛围的环境中，真是如鱼得水，我的心中是如何的激动。
保管部主任孙儒先生是四川人，个子不高而面容淳朴，性格也和他的面容一样，纯静安详，十分和气，谦逊而内敛。近来我读到有一些文化人写的有关研究所“文革”期间一些事的所谓“报告文学”，有的把孙先生描写成一个活泼佻皮而爱逗趣的人，完全与实情相反。
孙先生对我说，现在正在进行的莫高窟加固工程是国家一项重要的文物保护工程，将保证莫高窟永远不会再发生坍塌，这两年你的主要工作就是投入这项工程。
据唐人记载，莫高窟首凿于公元三六六年，一千年中，各代都有开凿，是包括山西云冈石窟、河南龙门石窟、甘肃麦积山石窟在内的中国四大石窟群中开窟时代最早、延续时代最长、保存的艺术品最多的一处，有四万五千平方米的壁画和两千多尊彩塑，堪称中国首屈一指的文化艺术宝库，具有世界性意义的人类文化珍宝。
莫高窟地区的岩石属酒泉系砂砾岩，由大小卵石夹杂砂土和钙质胶结而成，成岩时间晚，整体比较疏松，历代已坍塌不少，崖面残破。例如，从早期开始就不断建造，唐末宋初可能又经大规模重建的各窟木构窟檐，现在只剩下了五座，栈道几乎已完全不存了，不少洞窟仍只能靠独木梯才能上去；部分洞窟的前室已经不存，主室前壁也有塌掉的，个别洞窟只保存了后室的后壁。我去时，莫高窟加固工程已由铁道部设计院设计的第一、二期工程正在施工。我的工作是配合设计和施工单位，从外观形象对设计提出意见，并进行钢筋混凝土栈道设计。
梁思成先生曾对加固工程的形象提出过原则建议：“有若无，实若虚，修旧如旧，大智若愚”。这当然极有见地，我们就努力朝着这个方向进行，但由于石质实在过于疏松，不得不采取挡土墙和支顶柱的方式，在窟外以花岗石筑起最厚达四、五米的挡墙或石柱，以挡、顶的方式，保证不会再继续坍塌下去。虽然已不得已地改变了石窟原貌，我们还是力求外观不要突出，采用了与崖面色彩和质感尽量接近的甩石子面层，石子就取自当地戈壁，钢筋混凝土栏杆也尽量简单，不作抹面。总体来说，风格近似“粗野主义”。
但第一期只有几个点，是名副其实的试点工程，第二期也属抢救性质。这两期加起来覆盖崖面约二百七十米，只占到南区石窟崖面的四分之一多，剩下的崖面铁道部设计院不再承担设计，只得由我来搞。我和马竞驰以小平板仪进行上下几层洞窟的平、立、剖面测绘，再进行设计和计算，绘成草图，由马竞驰描图，一九六五年完成全部上百张图纸，共涵括岩面约四百五十米，把一、二期诸点之间的崖面连成一片，称第三期。这些图纸，应该还保存在现敦煌研究院。第三期工程的施工也在一九六六年初完成了。“文革”后我已离开了研究所，还有南端大概一二百米没有加固，称第四期，是由孙先生完成的。
一九六四、一九六五两年，我主要就是进行这个工作，完成了第一、二期的栈道和全部第三期工程设计。至于对敦煌建筑的研究，“文革”以前，我完成了《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中的建筑》《莫高窟宋代第53窟窟前建筑复原》二文和敦煌唐代壁画建筑资料的收集，原打算写完唐代以后，再这么进行下去，按时序陆续进行对其他时代壁画中的建筑研究，同时进行莫高窟以至敦煌现存古代建筑实例的研究。
刚到敦煌的一年多，仍然和我在新疆一样，国家还处在大饥荒恢复时期，没听说什么“运动”，同事们各就各位，各干各事，我也还生活在平静之中。但到了一九六五年夏天，大概“恢复”得差不多了，又有折腾的本钱了，风声似乎就逐渐转紧了。一九六六年一开始，我参加了敦煌县“四清”工作，此后便发生了惊天动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就大变了。敦煌文物研究所，当然也包括我在内，都卷入了一场突如其来持续十年的大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