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从北海西侧的文津街北京图书馆门前经过，我都会注目而望。因为那是一座壮丽雄伟的中国式建筑，与北海的景观十分协调，对于一个建筑学子来说，更具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后来我知道，这座建筑建成于一九三一年，是美国建筑师墨菲设计的，采用了当时相当流行的“民族形式”建筑手法（墨菲的作品还有现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协和医院），但当时我却没有进去过。
这里说的已经是上世纪五〇年代的事了，那时，我还是清华大学建筑系的一名学生。当时清华被归于“工科”，连理科都没有，建筑系被称为“建筑师的摇篮”，摆明了就是要培养建筑师，强调真刀真枪的实干能力，并不重视人文方面的思考。我们除了埋头于建筑设计课外，还得花不少时间应付以后感觉并不太需要这么强化的土木系课程，如三大力学、三大结构、暖气通风、给水排水、强电弱电之类。尽管梁思成先生一向强烈主张建筑学生必须加强人文基础教育，许多课程如建筑理论及与其相关者如美学、艺术学、文化学等，其实都没有学过，就连建筑史也学得很不完整，加上每月除免费吃饭以外的两块五毛钱助学金也不容许穷学生过多进城，我甚至连北图的借书证也没有办过。
一九六一年夏的某一天，我觉得必须探访一下这座宝库了，哪怕只是在门口窥探一下也是应该的。当宣布我与其他七位同学一道被分配到新疆工作后，我们对新疆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一位同学甚至想到要带上一包盐上路，担心新疆没有盐吃；另外一位同学打保票说完全没有这个必要，证据便是火车票上印的终点站是“盐湖”（当时兰新铁路只修到盐湖，离乌鲁木齐还有一百多公里）。我们还请了一位从新疆返京公干的校友座谈，提了许多奇奇怪怪的问题。我只问了一句“新疆有没有古旧书店”，答说是不太清楚。离出发还有一星期，我决定进城，在一位同乡家住了五天，花了一整天仔细参观了中国历史博物馆所有展品；两天泡在故宫，抄录了书画馆每幅古画的说明词；还有两天全都待在北图的目录厅，拼命抄录图书卡片。我忽然发现当初选择“工科”对我来说其实并不恰当，六年本科的时光这么快就过去了，从此我将远离北京这座文化古都，而我的不知从哪里来的一种倾心于文史的天性却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北图对我来说突然显得是那么重要。但我并不知道自己确实需要什么，只是凭书名揣测，至少，知道一些书名也是好的，也许新疆会有古旧书店呢！
这一段情缘，可称之为“一过家门”。
到了边疆伊犁自治州首府伊宁市，安顿下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市图书馆。那只是一间大房子，坐落在斯大林大街，满壁书架上大都是俄文书和新书，几乎没有我想要读的。再打听古旧书店，回答是“没有”。
两年多后，在梁先生的提携下，我有幸调到敦煌文物研究所（此后一待就是十五年），成天与敦煌石窟为伴，心花怒放。但不久听说这些都是“封资修”，当然大家都不敢读书了。我被“革委会”派到三十里以外放羊，一个月回所领取粮菜一次。这倒是一个美差，可以远离“早请示”、“晚汇报”和无休止的“批斗会”，还可以央求资料室的史苇湘老师和朋友，偷偷借几本书出来，有机会在四望无人的野山沟里漫无边际地自由读书。就是在这时，我仔细重读了梁先生的石印本《中国建筑史》讲义、罗尔纲的全套一千二百万字的“大毒草”《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甚至还有佛经。妻子带着孩子在兰州，当然顾不上了。
托改革开放的福，一九七八年当我四十岁时，得到机会重返北京，在母校“攻读”建筑历史与理论专业研究生。但这时的我已经在体味“人到中年”是一种什么滋味了：除了必须完成硕士和博士学位论文、在记忆力开始衰退的年龄为混到学位而猛背英语单词外，还得维持家计，托人找工作，使尽各种“阴谋诡计”，使子女得以在北京借读，再后就是费尽心机，窥测方向，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当我们全家四口终于在北京团聚时，女儿已经十七岁了。这就是说，我们已拥有了堪与王宝钏和薛平贵媲美的分居十八载的骄人纪录），我已经精疲力竭了。其间，北京图书馆新馆建成，改名国家图书馆，我去过两次，为的是给《中国八十年代建筑艺术》一书补拍照片。对着宽阔的大厅和一排排目录柜，只能是望洋兴叹。说来惭愧，也没有办过借书证。当然，我还是读书的，只不过大多与工作直接有关。
这一段，可以概括为“二过家门”。的确，国图是我的精神家园，作为知识、智慧和人类所有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的象征，它都是我永远的心灵归宿。
好不容易盼到退休，免除了硬任务，算是得到了自由，我却又罹疾在身了。二〇〇四年，国图文津讲坛要我去讲讲，题目记得确定为“紫禁城建筑艺术”。事先我作了准备，临到要讲的时候却忽然住院了，只得临时请了假。幸而大难不死，才得以向讲坛补还欠债，二〇〇六年起在文津讲坛作了两次讲演，本着讲坛“保国粹而惠士林”的精神，我的题目是“从中西比较见中国建筑的艺术性格”和“建筑艺术与建筑文化”。第二次讲演当中短暂休息时，意外见到了仰慕已久的任继愈馆长，才知道任老也来听讲了。我说，在敦煌时就拜读了您老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但没有读得很懂。他只是笑笑，没时间多谈。过了几天，收到了任老寄来的新著《老子译读》。我知道年届九旬的任老视力已严重衰退，书上却有老人家的亲笔题赠，连包装上的地址也是他老亲笔写的，体现了任老那种亲和而认真的学人风度。
我与国图的缘分，还有一件事值得提到。二〇〇五年，我在美国出版了一本记录一场长达四年之久有关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思想大辩论全过程的书，送给国图两册，讲明是作为资料希望为后人留下的。国图给我颁发了收藏纪念状，心才放了下来。
主持文津讲坛的蔡萍女士问过我需不需要她为我办理借书证，我只能惭愧地回答说，不必了。一则我已届“不逾矩”之年，却并不能“从心所欲”，身体状况已不再能容我像当年那样，在书海中漫游了；我得抓紧在剩下的岁月里，先读完一生想读而竟未读的几种书。再说，借重电脑时代的方便，在我的主机里已存储了两千多册电子图书，加上自藏的，大概有五千册，怕是两辈子都读不过来了。
这一段经历，可以算作是“三过家门”。
就这样，青年、中年和老年，我曾经“三过家门”，却是一个从来没有在“家里”读过一本书而一生把国图所代表的人文精神当作心灵归宿的不肖“家人”。
不久前，收到文津的征文函，说是内容、体裁不限，题目自定，就以这一篇为答罢！
人不会两次渡过同一条河流，寄语现在的年轻人，好好珍惜当前的大好时光吧！只有当你将要失去它的时候，你才会深切体味到它的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