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沈，1948年参加浙东游击队，195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下半年退伍（转业）后在杭州市妇联担任秘书科长。1954年经妇联组织部推荐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第一届）学习档案管理。1971年调任杭州市档案馆（现为档案局）馆长，1987年离休。
杭州市档案局离退休党支部书记郑卫华说：魏沈是我们单位的老领导，她人离休了，但一直在为单位的事业奉献着；热爱祖国，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关心他人；她多次帮助困难群体，至今还全力帮助建德农村的一位贫困生，使她不因贫困而失学。她用自己的行动继承和发扬了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
一家人的参军
参军是很艰巨的一项任务。我参加新四军的主要原因是从小受到我父母的影响。我的父母亲都参加过抗日战争。我父亲魏燕然，是党员，当时担任农民协会主任。我母亲沈竞雄，也是党员，当时担任姚江区妇女主任，负责媳妇受虐待或是童养媳的关系解除等工作，有时还会慰问打了胜仗的部队，上台唱歌表演等。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大约是在我初中一年级时的暑假，蒋介石提出“划江而治”。我母亲在参加四明山地区的一个代表会议时，大部队宣布要求北上，于是我母亲就随大部队先北上了。后来，我也和父亲跟着去了。但是由于我身体不好，我父亲觉得我太累赘也还小又不是党员，国民党一下子也不会找上我，所以就劝我回家投靠四婶一家。我同意了。父亲继续北上与大部队会合，之后我就与父母亲失去了联系。有谣言说他们过河时坐船淹死了，也有说他们被追兵追到被打死了。但解放战争结束后，我们又取得了联系。由于抗战胜利后至解放战争前夕的一段时间比较混乱，当时我读的中义中学（后更名为益阳中学）一直没有开学，我中途就停学了半年。
我哥哥在抗日战争时参加了浙东游击中队的小三八部队，抗战胜利后没跟上北上的部队，回来后遭国民党追捕就去“自首”了。后来，先是做了乡公所里的一个小文书，后一直在绍兴某食品公司工作，直到退休。由于“自首”一事涉及变节问题，解放后在肃反审干时我哥哥就被开除了党籍，之后在“文化大革命”时也受到了冲击。我哥哥自首后不久，就拿走了家里的全部积蓄。后来他结了婚生了孩子，却不给我钱读书，嫂嫂对我也不是很善意，还特别希望我帮她带小孩。我不愿意，就坐火车（因为没钱，偷偷爬到火车车顶）到上海找舅舅和姨妈接济我读高中。我后来在诸暨的暨阳中学念了一年高中，之后因为经济问题就没有继续读高中。1948年底，我加入了当地的浙东游击第二中队当游击队员。当时有些杭州、上海来的学生到解放区浙东游击中队的燎原干校学习，我也想去，于是就到诸暨枫桥镇路东县找到县长周之三，希望进入燎原干校学习。但县长说，燎原干校是对革命影响较大的学生进行过渡学习的地方，因为我受到的影响较小，所以希望我回去后搞土改。后来我就参加了土改减租减息等宣传工作，干了三个月左右。
起起落落的政治生涯
1954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期间结识了原配丈夫，1957年大学毕业后在学校里结了婚。原配丈夫是四川人，婚后四川方面派人与我谈话，希望我能去四川工作。但由于当时浙江只有我一个是学档案的，上级给我机会去人大学习是希望我回浙江工作的，又由于家中还有母亲要我照顾，丈夫方面兄弟姐妹多，父母的照顾还有其他人，所以我坚决回浙江，不去四川，后来两人就到了杭州工作，育有一子。我在杭州市市委档案科担任科长，直到1959年。由于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先去了五七干校学习了一年，后被下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半年。1961年，我在民政局办公室工作三天后就被调到了统战部工作，起先只是要求去做一些档案的整理工作，后任统战部办公室副主任，在统战部工作了10年。
1971年，杭州市成立档案馆（现为档案局），调我去当馆长，1987年在档案馆离休。“文革”期间，丈夫是造反派，我是保守派，两人在政治志向方面有了分歧，感情上也有了一定的分歧。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丈夫被隔离审查，后因身体不适死于肝癌。原配丈夫去世后，我一直同母亲同住。2003年母亲去世后，经朋友介绍结识了叶得泳，然后决定相处一起作为晚年生活道路上的伙伴。在这之前我们并不认识，只是彼此听说过而已。双方的原配都已于早些年离世。我们一直走到现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