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铁峰，江苏无锡人。14岁在上海美商万国转运公司当学徒，17岁参加新四军。1940年4月到常熟参加新四军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军指导队，同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9月从“江抗”第一期教导队毕业，分配到太仓工作，组织乡村抗日民众自卫小队和抗日常备队。1942年11月被无锡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坚决不投降，于1944年10月被释放。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我国的工业建设，直至离休。
我活到现在，特别是能看到新中国成立60周年，是我最大的幸福了。我的很多战友都没有机会看到新中国成立50，40，30，20……周年，甚至有些都没有盼到新中国成立，我知足了。
——李铁峰
革命家庭孕育革命英才
先从我的家庭谈起，我生于江苏无锡石塘湾梅泾村，离县城不到10公里路的村庄。家里共有七个兄弟姐妹，并且他们都还健在。我是家中的老二。我们家庭也可以说是一个革命家庭，我的姑姑在上海参加地下党，搞邮差送信的。我的大妹妹和爱人，在我的动员下，也参加了革命。后来我调到南方，我爱人也跟着我来参加革命事业。所以说，我们家有四个人曾经都参加过革命工作。其他几个虽然说没有参加革命工作，但可以说，对革命也是向往的。
我的家庭并不是很贫穷，有十几亩土地，祖父还开了个小店，卖蜡烛、老酒等东西。家里虽然条件还可以，但由于子女多，从小就动员我们到外面去做工。14岁那年，我开始闯荡上海，在上海美商万国转运公司当学徒，在这个公司里，我被外国人称为boy，就是男仆的工作，做些搞卫生、送信等杂务。为了工作，当时也由于个子高，就欺骗说是16岁。自己到了公司以后，感觉需要学一点本事，可以谋生，于是，我去了一个叫量才英语的学校学习英文。在那里读了两年英语，我可以和外国人简单地沟通交流，更重要的是，我学习了英文打字。当时海关是外国人控制的，很多报关的材料都是需要打字的，因此单位里缺少很多打字的人，所以我学了英文打字。工作之后，公司每个月给我七块钱，这在那时已经算是比较好的职业了。在量才夜校读了两年英语后，礼拜一到礼拜六我自己每天晚上都会读一两个小时英文，练习英语。
但是我到上海后不久，抗战开始了，首先是卢沟桥事变，全国有志之士开始救国抗战。不久以后，上海发生“八一三”事变，因为那时我们在英法租界里，日本人不能进来，在外边打，所以这次事变似乎对我们震动并不大。但是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从小就对我们有很深的影响。在我读四年级的时候，“九一八”事变，日本人侵占东北，我们当时的班主任是一个积极的爱国者，他领导我们学生上街游行，齐呼：“打倒日本鬼子！”“不买日货！”还跑到商店里问：“你商店里有没有日本货？有了就拿出来烧掉！”这给还是小学生的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不久，战争扩大到华北、华东地区，到了上海。大批的难民从虹口、江湾涌到租界来，我没有去看。
国难当头，坚定抗日决心
那时候外滩公园的对面是一个日本人的码头，日本人有条军舰停驻在那里。我们当时年纪轻，胆子大，会跟着人家去看，隔着几百米看鬼子。蒋介石实际上是并不愿意上海被日本人占领的，因为京沪地区这一带是最富庶的地区，又是国民党的政治基础所在，因此，蒋介石很重视那一地段的抗战。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华民族英雄将士在吴淞、江湾、虹口、闸北和上海北站等处抗击敌寇的进攻，历时约两个半月。由于日寇在浙江杭州湾北岸和常熟白柳登陆，国民党被迫在上海全线撤退。当时坚守在上海闸北、北站线的是国军88师，师长是孙元良将军。他命令425团的一个加强营，由团副谢晋元指挥掩护撤退。最后这个加强营撤退到紧靠租界的苏州河北岸的四行（即大陆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盐业银行）仓库内。在上海人民的支持下，坚决抗击敌寇，毫不动摇，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消灭了一大批进攻的敌人。记得当时上海市童子军战地服务团的一个名叫杨惠敏的女童子军，身缠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冲过泥城桥（即现在的西藏路桥），又强渡苏州河，不顾日寇的机枪扫射，把旗帜送到四行仓库，交给了谢晋元团长。从此，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高高飘扬在四行仓库的楼顶上。这时上海人民沸腾了，虽然上海租界当时已成为日寇包围的孤岛，但是上海人民的抗日热情更加高涨了。由于怕危及当时的租界安全，在英法租界当局的干涉下，根据国民党最高当局的指示，英勇的八百壮士（当时名义上是一个团，号称八百壮士，实际上是一个营，只有450人左右）才奉命撤退到胶州公园。胶州公园因此成为上海人民，特别是大批青年学生参观、慰问、学习的地方。当时上海作家编了一首《歌八百壮士》（后经改编成《中国一定强》，歌词稍有改动），上海人民为了纪念他们而高唱这首歌。我1940年初参加新四军时，这首歌已广泛传唱：“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四方都是炮火，四方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重围中飘扬，飘扬——飘扬——”
尽管当时我只有16岁，但我抗战的热情很高，一心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当时我们许多年轻人在上海办了一个读书会。有一天我和读书会的部分朋友到胶州公园去慰问奉命撤退到租界的“八百壮士”。谢晋元团长亲自接见了我们。在他那狭小的房间里，他给我们一个个签名留念。我当时未带签名簿和纸张，只随手在口袋里摸出一张读书会成员的合影照，请他在照片的背面签了名。我在十几年前看到这张照片，又想起来这件事，写了一篇文章叫《一张珍贵的照片》以示纪念。
1937年，我亲眼目睹日寇侵略所造成的灾难，成千上万同胞被日寇杀害，成千上万的房屋和工厂被日寇炮火烧毁。我家里的房子、粮食等财产全部被日本鬼子烧光了，这对我打击很大。国仇家恨，郁结心头。我认识到“没有国，哪有家”的道理，我应该去参加抗日的队伍。回到上海报关公司以后，我的心思已经不在工作上了，英文也不想读了，一心想着抗日、救国。我们搞读书会、歌咏队，读抗日的报纸，唱抗日的歌曲。我还看了《西行漫记》，对共产党有了一些认识，对活跃在敌后的新四军、八路军特别关注。一直到1939年，我下定决心参加新四军。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参加革命的。
坎坷革命路 激荡峥嵘岁月
我们的读书活动，引起了地下党组织的注意，并与我们取得了联系。有一天，我向前来联系的同志提出了要参加新四军的要求。那联络员对我说：“要参加新四军是可以的，但那里很艰苦，只要不怕苦，不怕死，都可以去。”我说：“要去打日本鬼子，我不怕苦。”然后，联络员同志告诉我去参加新四军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的联系地点和方式。1939年12月初的一天，我在上海北站与联系人接上了关系，同去的有男有女，都20岁上下，我是最小的。下车后，稍事休息，联系人开始分工，叫我把行李包集中，雇上一辆手推车，走在最前面。寒冬腊月，天上下着雪珠，很冷，我跟着手推车走。那位手推车老乡说可以抄近路，少走弯路，避开日寇在大路上的巡查，我答应了。一路走来，热得冒汗，大约在傍晚7点到达西石桥，我非常高兴。不料出事了，有两个戴着国民党党徽帽子的士兵把我扣留了。他们派了几个士兵把我押送到离镇三四里的一个村庄，当夜详细地审问了起来，问我是不是共产党，在上海干什么，并把大家的行李都翻查了一遍。我意识到我遇到麻烦了。原来，我到西石桥前不久，国民党三战区忠救军一支队进驻该地，与我党领导的“江抗”部队发生了冲突和交火，我党领导的“江抗”部队撤走了。和我同去的其他青年知道情况有变，改变行程到新的联络地点了。我因为抄小路，没能及时得到通知，因此被忠救军扣留了。我心里很是难过，满腔热情来抗日，却一下子成了忠救军的囚犯了。经过几天的审问，他们看我年轻，确实是来参加抗日的，就改变了对我的策略，宣传说：“我们忠救军也是抗日的，你参加我们的吧。”怎么办？怎么办？不答应连性命也难保啊！我被迫违心地点了点头。这样，他们在行军中不再捆绑我了。一天，部队转移到无锡玉祁镇附近，离我老家只有20来里路了。我跟着老百姓混过了步哨，直往家走去。到家正好是年初一，这样我便在家过了一个新年。
1940年3月，我又回到了上海，找到地下党的联系人。他说：“你被国民党抓去的事我们都是知道的，但是当时没有办法救你。”不久，我又接到通知，要我到常熟参加新四军。1940年4月，我到了常熟，参加了新四军江南抗日救国军东路军教导队。这就是我第一次参加革命遇到的挫折。
4月份到了常熟，即参加了“江抗”东路指挥部办的第一期教导队。教导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政治，进行军事训练，而同时也是司令部的警卫部队。我在教导队学习期间，谭震林等首长经常来教导队讲课。我在教导队学习、军训和战斗了五个月，接受了马列主义理论学习，经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和战斗考验。1940年7月1日，我参加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奠定了我一生的革命志向和人生道路，2010年便是我加入共产党70周年。1940年9月，我从“江抗”第一期教导队毕业，然后被分配到太仓工作，这是离上海最近的地区。在当地区委的大力支持下，我经过几个月的工作，使一些乡村组织了抗日民众自卫小队，发动参军40人。还组织了抗日常备队，当时我任中队副。我在那边前后工作了总共一年多，这期间一方面去夺敌人的枪，一方面去收集散落的枪支。那时候也打了一些小的仗，但都是小的游击战。我“江抗”部队发展很快，正当“江抗”东路地区军民英勇杀敌、蓬勃发展之时，1941年1月下旬，传来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东路各界人民愤怒声讨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破坏抗日的反动行径。2月初，我党中央为了回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攻击，宣布恢复新四军番号，在盐城设立新四军军部，由陈毅代军长、刘少奇为政委，谭震林被任命为六师师长兼政委，我“江抗”东路地区的主力武装改为六师18旅。于是，我们既要同日本鬼子打，又要同国民党打。6月初，反共急先锋的忠救军一部进攻我苏州县横泾邵家坝驻地。我“江抗”主力18旅54团，在谭震林同志指挥下奋起反击，我所在的警卫二团（已改名为55团）奉命驰援。经过激烈的战斗，把顽敌击退，并在群众的支持下，勇猛追杀顽军，并在八字桥激战六小时。前后击毙敌人130余人，虏获10余人，缴获了一部分弹药，顽敌被迫败退湘城。1941年7月1日，日伪“清乡”开始，我因为工作需要，调回太仓，跟警卫二团一起坚持“反清乡”斗争。
狱中斗争，威武不能屈
在日伪“清乡”期间，我突围到了上海，后来又回到了无锡家乡教书，以教师的名义做边缘工作。我在家祠内开办一所义务小学，在家乡进行抗日运动。我们团结了本乡的进步青年，还一起开办了图书馆，去上海买抗日的图书，让大家学习。但是好景不长，1942年11月12日晚，我被无锡的日本宪兵司令部逮捕了。我被关在无锡宪兵司令部的牢房里，日本鬼子用诡计折磨我，想要我顺从他们。但是这种恶毒的做法，只能征服那些意志薄弱者。在审问中，打手们不断用枪托砸我，并用军刀指到我胸口，威胁我。在第二次审问中，我说：“我的家已被你们皇军烧光了，现在住在草棚里。如果外国军队打到日本，烧光你们的房子，皇军先生，你们会满意吗？”这句话激起了鬼子大怒，说我有大大的反抗皇军的思想，便命令打手们放出狼狗，咬我的大腿小腿，鲜血淋淋——至今我的腿上还留有累累伤痕。审问中，重点问我是否参加了什么抗日组织。尽管敌人严刑拷打，但无论如何我也不能暴露身份，我已做好被打死的准备。总算在第三次审讯中，鬼子肯定我不是共产党，也不是新四军。最后，我被判了五年徒刑，罪名是“以抗日思想，溶共教育，灌输儿童”。汪精卫伪国民政府成立时发布“大赦令”，即坐满三分之一刑期可以提前释放，但因为我在狱中的各种斗争，引起狱方不满，把我的刑期延长了六个月，到1944年10月23日才将我释放。出狱后不久，我找到党组织，回到了革命队伍，并建立了家乡的地下党支部，还动员了一批有志青年到苏北参加了新四军，也算为家乡，为革命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心里极高兴。
新中国成立后，我长期从事我国的工业建设，直至离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