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雷，汉族，原是新四军金萧支队的老战士，部队转业后一直在浙江师范大学工作，离休后回到杭州。
题记：眼前是一位戴着眼镜的儒雅老先生，面容慈祥，总是温和地笑着，他就是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项雷爷爷，一个不仅从事新四军历史研究，更以金萧支队成员的身份亲历战争的老人。热情的项爷爷亲自为我们倒了开水。和着氤氲的水汽，听着老人的娓娓讲述，一切仿佛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情系金萧，星火燎原
我原来在大营里是在金萧（金华萧山）支队，它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是个根据地。为什么叫金萧呢？根据行政区划，抗日战争时期，因为游击根据地成为一块，叫金萧地区和金萧游击根据地；到解放战争时期，这儿也是根据地，所以金华—萧山一带算是一个地区，叫金萧。我在党史研究室、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主要就是进行金萧地区的研究，抗日战争的历史、解放战争的历史我都知道一些，当然最清楚的还是我亲身经历的历史。
1942年5月杭州沦陷后，国民党主力部队退出，这里（富春江两岸）几乎只剩下日本军队，当地打着抗日旗号的组织如雨后春笋一般发展起来，其中真正坚持抗日的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沦陷区也有国民党的部队，他们兵力强、装备精良、供应充足，但可惜的是，他们主要是保存实力，表面上是不得不抗日，实际上反共是第一位的。共产党就在这一带领导老百姓，自己组织起来抗日，金华、义乌、浦江、东阳、诸暨等县都有，规模也各不相同。共产党领导的、国民党领导的、无党派人士领导的抗日组织可以说是形形色色，其中也有不少抗日决心不够坚定的“墙头草”。沦陷后的一年半里，各个小的游击队慢慢集中起来，终于在1943年12月21日组成了金萧支队。金萧支队相当于一个团的编制，它的下面分成几个大队，主力是一大队、二大队。抗日战争时期，金萧地区有四个边区县，每个县都有自己的自卫大队，这些自卫大队都属于金萧支队。金萧支队的上级领导是浙东纵队，规模相当于五个团，对外称为三五支队，属于新四军，但实力无法和正规军相比。金萧支队北撤的时候有1600人，其中真正进行战斗的战士还不到这个数字，但是这支队伍很有活力，一个顶两个用，参与战斗还是很多的。金萧支队在成立初的四个月里就进行了四次外线出击，在内线歼敌时也取得了多次战斗的胜利。金萧支队名气可不小，队伍里还有大量的知识青年，是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都活跃在浙东地区的革命力量。
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在沦陷时，我正在义乌读高中，沦陷后因为家乡被日本人占领，当时，我父亲是国民党的官员，在温岭县当粮政科长，我们就马上从浦江逃难到温岭去投奔他。随后，我一直在温岭读高中，直至考进大学。所以我在抗日战争时期一直在读书，就没有直接参与抗战，但是我的同学不一样。小学补习班的同学初中还没毕业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还有个同班的很要好的同学，高中毕业就参加了。他们都比我参加得早，我那时没能参加的主要原因是家里顾虑比较多，温岭又算小后方，接触部队的机会相对较少。
但是，我在学生当中是抗日宣传的积极分子，一直在学生会里组织抗日的歌唱、演戏，（绘制、张贴）宣传画等。这么积极的原因是我小学毕业后就一直接受共产党的启蒙教育，那时我的班主任就是老共产党员，所以从那时开始我就有一个倾向，对国民党有所不满，希望有个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利的政党，于是就向着共产党。我在学校里所敬重的老师大都本身就是党员，恰恰和我的思想一致，我就一方面倾向共产党，一方面对抗日救亡运动积极投入。所以我一直在学生当中搞这些活动（学生运动），为此还两次受到过警告处分。他们对我的父亲说，我思想不纯正，并没有信仰三民主义。其实，我对三民主义还是很认可的，然而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只是个口号，它从来不实行三民主义，而共产党没有说实行三民主义，却做着符合三民主义要求的事情。虽然我的父亲一直担任国民党的大小职务，但他从来不反共，也没有因为我的革命追求责备我，甚至是我被处分的时候也是如此。他反而开明地为我出谋划策，我的母亲也比较尊重我的意见。我没考进大学的时候想直接参加新四军，但没能如愿。解放前有个英士大学，我就是在那里读的书。受到警告处分之后，我没能马上找到党组织，但在大学里找到了志同道合的青年。我读书的时候朋友都是进步青年，有一个要好的朋友，他的姐姐是烈士，还有一个本身参加过共产党、新四军。
我在读书期间，在1945年12月1日，发生了“昆明事件”，当时的西南联大进步师生已经意识到国民党要蓄意发生内战，就要求联合政府，反对独裁，却遭到国民党血腥镇压，四个领头人英勇就义。因为国民党立即封锁了这个消息，后一年1月份，还在学校读书的我才知道。当时，我马上意识到不能单单学习马列主义理论，还要参加行动。于是，我们这个民主建校会，也就是学习共产党理论的读书会发动了学潮。我在这次活动中是冲在最前列的，于是成了首批被开除的五个学生之一。开除后，同学们联名要求我不要走，我就留到同年4月份才离开温州。那时候，我下定决心要进入解放区，为革命出力。
投身革命，道阻且长
1946年4月，我离开温州，进入解放区。那个时候我已经肯定了国民党是要发动内战的，因为凡是我们搞反对内战的活动国民党都要镇压，那不是等于说明他们要发动内战了吗？那时，我父亲在南京国民党中央警官学校当教官，因此我先到了南京。
内战一触即发，我觉得我要尽快进入解放区，参加新四军，如果等到全面打起来我就进不去了。开始我想自己闯进去，但是实在找不到路，于是只能找我父母帮忙，设法进入解放区。我父母开始是反对的，他们说：“内战就要打起来了你还去参加新四军，国民党说了要消灭共产党，那你这不是去送死吗？你现在还是多读些书，共产党将来坐天下了也是需要人才的，不读书你有什么用啊。”后来我坚持要去解放区，明理的父亲就派了勤务兵送我进解放区。而那个时候，已经是1946年7月7日了，内战前线已经激火。
我进解放区的时候是有一定风险的，国民党的五道封锁线，剑拔弩张，这种紧张关头是相当危险的，一不小心被抓去了就没命了。但是在勤务兵的护送下，我还是比较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的封锁线，进了解放区。共产党的前线只有一条火线，我一进去他们就问我是干什么来的，我说是参加革命来的。但由于我是国民党的勤务兵送进来的，所以我一进解放区，就被认为有国民党特务的嫌疑，被关在看守所里接受审查。等到我被审查结束，算上养病时间和学习时间已经是两个月之后了，那时内战早已全面打响，新四军已经撤向山东。这个时候，组织上说我父亲这个关系可以很好地利用起来，于是我就被派到江南做地下工作。
1946年11月，我回到南京。不久之后，地下组织就联系上我，让我在南京搞情报工作。可是搞情报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一定要打入国民党机关，打入国民党特务那是更好。但是国民党的机构严密，要调查我的经历，一看到我是大学被开除的，哪里敢要我呢？所以，我没有打进去。
后来，我父亲到了山东当县长，组织就把我的地下关系转到山东，要求我去山东工作。于是，我到山东青岛，并依靠父亲的关系打进了国民党内部，担任鲁东行署文书，也因此得到了国民党部队通行的口令。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情报，但由于我一到青岛，地下组织的关系就断了，当时地下组织没有找我，我也联系不上他们，所以只能想办法把这个情报送入解放区，让他们相信我是搞地下工作的，但最后失败了。这样一来，我觉得我在青岛就无所作为了，于是决定回杭州。
回到杭州之后，我依然尝试着联系地下组织，但还是没有成功。后来，我父亲到分水当县长，我抓住这个时机动员了一些人，其中包括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新四军的同学以及北撤时期失去联系的同学，我们组成了五人小分队来到分水，了解到当地的金萧支队正在活动，而且我的同班老同学就在里面当领导。于是我就想，先把组织搞起来再与他取得联系。当时我通过父亲的关系，把当地的两个自卫队控制在手里，并与金萧支队取得了联系。
1949年3月2日，我父亲以分水县县长的名义率领“分水起义”，由我在幕后组织。至此，我如愿进入了金萧支队。
众志成城，解放金萧
进入金萧支队之后，我们的起义部队分为两个中队，合为一个大队，由我担任大队政治教导员。
在1949年4月，金萧支队在完成第七次外线活动，开拓了严衢游击区之后，主力部队在浦北平湖一带整风学习。4月22日，我们得到了解放军渡江南下的喜讯，便立刻派出了少数部队和工作人员率先出发，迎接大军，解放城市。
4月27日，金萧支队的工委、湖州特派员赵民，和江西党的地下组织一起策动了国民党湖州专员兼区保安司令於树峦率部投城，湖州获得了和平解放。这样一来，金萧支队就为南下的大军打开了浙江北门。
4月30日，我带着四大队来到了分水，当时我的部队还有一部分人去帮助江北部队活动了，所以我只带了一个排，这个排还只有20几个人。我们到了分水之后了解到这里的国民党部队人数也比较少，而且我们有机枪，他们连机枪都没有，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形势是一片大好，但问题是我的人太少了，只有20几个人，而国民党的部队有六七十个人。正好在那个时候，有一支农民起义部队一共有80来个人，他们武器装备很落后，只有10来支步枪，有一部分还是假的装装样子的。我们想，好吧，给我们壮壮气势也好，于是当天下午我们就决定进攻分水的国民党部队。国民党部队看到我们这么多人吓坏了，就逃走了。那个时候我还有一部分部队在新登，他们在过来的路上把这些逃亡的国民党部队消灭掉了，就这样，分水获得了解放。
之后，新登、临安、富阳、萧山、桐庐、建德、兰溪、义乌、金华、寿昌、浦江相继得到解放。在5月13日下午，南下大军的12军30师104团的某营到浦江县城与金萧支队会师。至此，金萧地区各县全部获得解放。
解放以后，我就转业了，进入浙江师范大学担任政治老师，在课堂上，用授课的形式，把这种革命精神继续传承给我们年轻的下一代。
采访结束后，耳边还留着项雷老人的那句话：“我当了大半辈子的老师，你们就像是我的学生一样。”多可爱的人，他总是和善地笑着，讲到激动处也会兴奋地站起来。听他回忆着当年那些弥漫着硝烟的往事，我们仿佛也登上了那段革命先烈们铺就的历史长城。我们年轻的生命没有经历过炮火和硝烟，但我们同样能在项爷爷的口述中体会那个年代的战乱，体会血肉长城筑起的民族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