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的散文著作是基于各种实用的目的而产生的，它牵涉到社会思想与文化的各个方面。严格地说，先秦散文并不是文学作品，但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却很重要。这是因为：这一类著作显示了上古时代书面语言的成熟过程，它表达思想与情感的能力的增长；进一步说，在文学史的初期，并不存在文学与非文学的明确界限，非文学类型的作品常常也包含了文学因素，有的甚至文学性很强，因而对后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历史散文
《尚书》与《春秋》《尚书》意为“上古之书”，是中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作品的汇编。春秋战国时称，到了汉代，才改称《尚书》。儒家尊之为经典，故又称《书经》。《尚书》据说原有一百篇，秦焚书后，汉初实存二十八篇（因有分合的差异，或谓当为二十九篇），因用当时通行字体写成，故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曾发现一种古文《尚书》，但不久亡佚。东晋时梅赜献出一种共五十八篇的古文《尚书》，成为后来最流行的本子，《十三经注疏》所收即此种。其中三十三篇相当于今文《尚书》的二十八篇；另外的二十五篇，清代著名学者阎若璩考定为伪作，习称《伪古文尚书》。但近年来随着出土文献的发现，关于那一部分文篇的真伪问题再度发生疑问。
现存《尚书》中的《盘庚》篇可能是最古老的。这是殷王盘庚迁都时对臣民的演讲记录，语辞是古奥的，但有些地方还是可以感受到盘庚讲话时的感情和尖锐的谈锋，如：
非予自荒兹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观火，予亦拙谋，作乃逸。若网在纲，有条而不紊；若农服田力穑，乃亦有秋。
短短的一段话，用了三个比喻，颇为生动。又如盘庚告诫臣下不要煽动民心反对迁都，说那样便会“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弄得不可收拾，也是相当出色的比喻。
《尚书》中从商代到西周的文献都是艰涩而拗口的，韩愈谓之“周诰殷盘，佶屈聱牙”（《进学解》）。或怀疑这是因为年代久远、传写讹误的缘故，但印证以一些出土青铜器的长篇铭文，可知当时的文章就是如此。真正的原因恐怕是这类中国最古老的文章使用的是一种尚不成熟的书面语，它既夹杂口语，又常有前后文义不连贯的情况，文字的选用也未形成规范。
到了《尚书》中产生年代较晚的文献，情况就有了变化。如春秋前期的《秦誓》，是秦穆公伐晋失败后的悔过自责之词，表达了愧悔、沉痛的感情，文章这样写道：
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
他引用古人的话指出，如果自以为是，必将做出许多邪僻的事，又十分痛心地说明责备别人容易，从谏如流则十分艰难，再说到时光一去不返，深恐没有机会改正错误了。这一节文字虽仍有跳脱，但意思已经比较清晰，所以尚能传神，由此可以看出书面语逐渐成熟的轨迹。
“春秋”原是先秦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仅有鲁国的《春秋》传世，便成为专称。此书相传经过孔子整理、修订，被赋予特殊的意义，因而也成为儒家重要的经典。
《春秋》是编年体史书，以鲁国十二公为序，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记载了二百四十二年间的大事。它是纲目式的记载，文句极简短，几乎没有描写的成分。但语言表达具有谨严精炼的特点，和前述《尚书·秦誓》一样，都反映了书面语趋向成熟的轨迹。
据说孔子修订《春秋》时，按照自己的观点对一些历史事件和人物作了评判，并选择他认为恰当的字眼来暗寓褒贬之意，这被称为“春秋笔法”。因此《春秋》被后人看作是一部具有“微言大义”的经典，是定名分、制法度的范本。这对后代史书乃至文学作品的写作，都有一定影响。
《左传》与《国语》在汉代经学中，解释“经”的书称为“传”。《春秋》有三传：《左氏传》（简称《左传》）、《公羊传》、《榖梁传》。从实际内容来看，《左传》是一部编年史，其记事系统而具体，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但在后面要多若干年。古人认为此书的立意是通过史实来阐发《春秋》，但现代研究者多认为它本来是一部独立撰写的史书，只是后人将它与《春秋》配合，并作了相应的处理。
《左传》的作者，司马迁和班团都说是左丘明，并说他是鲁太史。有人认为这个左丘明就是《论语》中提到的与孔子同时的左丘明。但对此，唐代以后颇有人怀疑，现在一般人认为是战国初年无名氏的作品。
《左传》所记外交辞令也很精彩。这一类文字照理应该有原始的官方记录作为依据，但必然也经过作者的重新处理，才能显得如此简练而清晰。与《尚书》所记言辞相比，差别是很明显的。如“烛之武退秦师”一节，写郑为秦、晋联军所围攻，危急之际，烛之武夜人秦营，劝退秦军。整篇说辞不到两百字，却抓住秦国企图向东发展而受到晋国阻遏的处境，剖析在秦、晋、郑三国关系中，秦唯有保全郑国作为在中原的基地，才能获得最大利益，于是轻而易举地瓦解了秦晋两大国的联盟，挽救了已经必亡无疑的郑国，至今读来，仍是无懈可击。这堪称地缘政治学的一个古老的杰出范例。
从文学上看，《左传》最值得注意的地方，还在于它记叙历史事件、阐发历史教训；的同时，还常常注意到故事的生动有趣，并且能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初步地描绘出人物的形象。这些因素对文学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左传》中关于晋公子重耳流亡经历的记述，故事趣味表现得较为突出，有些颇具戏剧性：过卫乞食于野人，在齐贪恋安乐而被姜氏与随从灌醉强行带走，过曹时曹共公窥其裸浴，至楚与楚王论晋楚未来关系，在秦得罪怀嬴而自囚请罪……把重耳十几年流亡过程写得跌宕起伏。重耳之亡，大概原来就是很有名的故事，所以《左传》、《国语》中均有比较有趣的内容。在这些故事情节中，我们还可以大致地感受到重耳的性格既有贪图安乐、高傲任性的一面，也有胸怀远大、善于自我克制的一面。有些细节写得颇为传神，如：
秦伯纳女五人，怀嬴与焉。奉匡沃盥，既而挥之。怒曰：“秦晋匹也，何以年我？”公子惧，降服而囚。
怀嬴是秦穆公之女，先嫁给晋怀公（重耳之侄），此时又改嫁重耳。她捧着匝（盛水器）浇水让重耳洗手，重耳洗完以湿手挥她，这原是贵公子任性的派头，怀嬴认为这是卑视自己，因而发怒。重耳此时正恳求秦国帮他回到晋国夺取政权，岂敢得罪怀嬴？只得以隆重的礼节赔罪。这一节文字虽短，却写出了两人在各自处境中的特定心理。另外，从这一小节中，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左传》的文字还是有过于简略、尤其主语省略过甚的现象，这表明文言文还在发展的过程中。
《国语》以国立目，以记载言论为主，故名“国语”（但有些篇实是记事性质）。全书体例并不系统完整。所涉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史事，详略多寡不一，其中《晋语》九卷，占全书近半；其记事年代起自周穆王，止于战国初，前后五百余年，除《周语》略为连贯外，其余各国只是重点记载了个别事件。所以有些研究者认为可能作者所掌握的原始材料就是零散的，他主要对材料作了汇编与整理的工作。
关于《国语》的作者，司马迁在其《报任安书》中说及也是左丘明，后人多有异议，现在一般认为产生于战国初年，作者不详。此书与《左传》大抵为同时代的产物，但具体年代孰为先后，研究者持论不一。
《国语》与《左传》虽有许多不同，但也有一些重要的共同特点，它大抵也是混合了正式的档案文献和口传故事的产物。譬如书中一些与重要历史事件相关的长篇大论，理应有书面文献的依据，但不少片断的、带有趣味性的言论，则恐怕多是口传故事的增饰。《国语》记事总体而言不如《左传》，但有些部分则并不逊色。如《晋语》中记“骊姬之难”的故事，较《左传》记载更详尽曲折。有一节写骊姬欲谋害太子申生，恐大臣里克干涉，她手下的优人施自愿出面劝说里克。他请里克饮酒，半中间起舞而歌，暗示里克变故在即，要善于自保。里克体会到优施所言有大的政治背景，夜半召优施，问明“君（指献公）既许骊姬杀太子而立奚齐”，遂以保持中立为条件，与骊姬一方达成了政治交易。这一段关于宫廷阴谋的故事不仅富于戏剧性，而且很好地描摹出人物心态。另外《吴语》和《越语》，以吴越争霸和勾践报仇雪耻之事为中心，写得波澜起伏，也是相当精彩的。
《战国策》《战国策》是西汉刘向将中央政府所藏多种相类似的以战国策士活动为主要内容的著作汇编而成的一部书，作者不明，亦非一人。其中所包含的资料，主要出于战国时代，也有少量产生于秦和汉初。书名也是由刘向重新拟定的。共三十三篇，按国别编排，每篇由若干相互独立的单篇组成。记事年代大致上接《春秋》丁迄秦统一。
《战国策》的思想观念也有值得注意之处。那是一个重实利而轻忽道德修饰的年代，策士们运用才智来谋取利禄，大多只把个人的成功视为根本追求。如《秦策》记苏秦始以连横之策劝说秦王并吞天下，后又以合纵之说劝赵王联合六国抗秦。他游秦失败归来时，受到全家人的蔑视；后富贵还乡，父母妻嫂都无比恭敬，于是感慨道：
嗟乎，贫穷则父母不予，富贵则亲戚畏惧。人生世上，势位富责，盍可忽乎哉！
作者以欣赏的笔调，描绘了苏秦志得意满的神情。这不够高雅，也许不值得赞赏，却是以尖锐的目光看破了冷酷的现实。
二、诸子散文
所谓诸子散文是春秋战国时代各个学派阐述自己学说的著作，是百家争鸣的产物。正因它是随着学术繁盛在争辩的风气中发展起来的，其基本趋向，就是从简约到繁富，从零散到严整，愈是后期的著作，篇幅愈宏大，组织愈严密。这种发展虽不是沿文学的特性而完成的，但却是为文学的进步准备了条件。而其中文学性最强的则是《孟子》和《庄子》。
《老子》、《论语》及《墨子》作为道家元典的《老子》一书，其形成年代一向争执不下。近年来随着地下文献的出土，尤其是1993年湖北郭店战国中期楚墓中竹书《老子》的发现，己可以肯定此书当产生于春秋末期并早于《论语》。但《老子》却未必纯是个人的著作。在《左传》中就有不少跟《老子》明显相似的格言，个别的例子甚至可以追溯到西周的青铜器铭文。可见《老子》的某些内容很早就有流传，后来才被整理成一部书。而被认为是此书作者的“老子”也带有传说色彩，关于他，司马迁《史记》中引了三种不同说法，最有名的一说是：老子是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姓李名耳，字聃，孔子曾向他请教关于“礼”的问题。可能他就是《老子》一书的编定者。
《老子》是一部以政治为中心的哲理著作，也牵涉个人立身处世的准则。它的文体，既非如《论语》那样的语录，亦非一般意义上的“文章”。全书约五千字，分为八十一章，各章节大致有一定的中心或连贯性，但结构并不严密，前后常见重复。内容都是一些简短精赅的哲理格言，基本上都是押韵的——但其本意并非为了优美，而只是为了便于记诵。如三十六章云：“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因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总之，《老子》一书实是原始道家系统口传格言的书面总结。而口涌文化逐渐转化为书面文献，也正是春秋时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特点。
《论语》是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言论的记录，《汉书·艺文志》说：“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全书比较散乱，没有系统的组织，先后次第亦无严格准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