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宋，词这一体式受士大夫重视的程度虽渐有增长，但总体上它还是被当作“末枝小道”一类东西来看待的，而真正能够代表北宋士大夫文化之主流的。仍是传统的诗文。
和北宋差不多同时存在的由契丹族建立的辽王朝，并用契丹文与汉文，也产生了一些诗文作品，道宗皇后萧观音（104—1075）所作《回心院》十首等诗篇，在后世还颇有好评。但从总体情况来看，辽诗文的水准不高，而且留存也少？作为一部文学简史，对它不再作具体介绍，仅在此简单提及。
一、北宋诗文的文化背景
政治状况与文人的处境赵宋是在经过晚唐和五代十国多年的地方军事力量的割据状态之后建立起来的统一王朝，历史的教训使得统治者自开国始就高度重视中央集权。太祖“杯酒释兵权”是有名的历史故事，太宗也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续资治通鉴长编》卷32）他们甚至不惜以边防的弱化来换取政权内部的稳定。以军权为核心，宋代皇帝进一步实现了行政权力、财权和司法权的高度集中。由此，宋成为一个过去的历史上未曾有过的以成熟的文官制度为基础、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空前强化的王朝。
因此到了宋代，完备的科举制度才得以建立。唐代不仅科举的规模小，选拔官员的途径多，而且连科举的成败也并不完全是（甚至并不主要是）由考试成绩决定的。而宋代科举由于实行了弥封制度，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等因素在考试中所起的作用要少得多了。作为文官制度的核心机制，宋代科举每科所取的人数常超过唐代十倍。除了开国初，科举几乎成了士人进入政治舞台、获取社会地位以及优越的物质生活的唯一途径。
文学主张与意识形态一个时代的文学主张受占主导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这在中国历史上本是很常见的事情，但宋代的情况显然比前代严重得多。
在由朝廷支持的重建儒学权威的过程中，不少士大夫显示了意识形态上的高调姿态，而强调“文”为“道”服务，对不合儒道之文展开攻击，是一个重要方面。宋初时，柳开（947—1000）就明确以尊韩和文道合一为号召，指斥五代与宋初的文风“华而不实，取其刻削为工序律为能”（《上王学士第三书》），并宣称他的“道”与“文”，都是承自孔子、孟轲、扬雄、韩愈一脉（《应责》）；换言之，“道统”与“文统”完全是合一的东西。与之持相似文学观的，还有比他稍后的穆修（979—1032）。而到了北宋中期，曾任国子监直讲的石介（1005—1045）再度挺身而出，发出尖锐的声音。他攻击的对象是宋初西昆派的领袖杨亿。本来西昆派的文学不过是一种富丽典雅的馆阁文学，石介却派杨亿一顶“名教罪人”式的帽子，说他“欲以文章为宗于天下”，故意使天下人“不闻有周公、孔子、孟轲扬雄、文中子、吏部（韩愈）之道”，因此耳聋目盲，然后“使天下惟见己之道”（《怪说》）。那么好文章是什么样的呢？据他说，须要与两仪。三纲、五常、九畴、道德、孝悌、功业、教化、刑政、号令相合或体现这些东西。这种荒诞的铺排正显示出意识形态的亢奋症状。
二、北宋前期的诗文
北宋前期就诗歌来说，以效仿前代名家为多，方回把这一时期的诗歌分为“白体”、“晚唐体”、“昆体”三派（《送罗寿可诗序》），虽不很精确，大致可以成立。其中学李商隐的西昆派后来遭到严厉抨击，而学白居易的王禹偁的诗，则和“宋调”诗主流的形成有更多的关联。散文方面，柳开已经打起复古的旗帜，但影响不大，文章较有特色的仍数王禹佰。
王禹偁与“白体”《蔡宽夫诗话》说，宋初“士大夫皆宗乐天诗，故王黄州（王禹偁晚年曾任黄州地方官）主盟一时”。这说明了北宋最初一个阶段诗坛的风气和王禹偁在此中的地位。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巨野（今属山东）人，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进土，当过翰林学士，三任知制诰，又三次受黜外放。他怀有士大夫来自儒家传统的使命感，经常提醒自己作为官员应负的社会责任，所以不仅学白居易的闲适诗，也学其诗关怀政治的一面。如他在京任谏官时所作《对雪》，从寒冬大雪无公务、一家团聚饮酒落笔，写到自己因此而想起“输挽供边鄙”的“河朔民”和“荷戈御胡骑”的“边塞兵”，在此酷寒天气中会是如何艰辛，最后归结到自责：自己身为谏官，却并未充分尽责，实是“深为苍生蠹”。这种构架在自居易诗歌中是常见的，如《新制统袄成感而有咏》，就是从寒雪时节自己新做了一件温暖的绫袄而想到“百姓多寒无可救，一身独暖亦何情”。作为官员，王禹偁的想法当然是正确的。但“正确”的想法未必能造就好诗。因为这种诗并非从生活的实际感受而是从理念出发，表达“意义”的欲望比抒发情感的要求更强烈；而且作者的自谴中显示出很强的自我表白意味，实际上这成了诗歌的重心。因为重“意义”，这类诗在艺术上往往比较粗糙，并不能给读者多少感动：
能够反映王禹偁诗歌艺术造诣的，还是那些描绘山水景物、抒发个人生活情怀的作品，如《村行》：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养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
这首诗作于王禹偁被贬商州时。政治上的挫折所带来的苦闷被消融在观赏自然的“野兴”中，诗中因而呈现出悠闲的意趣。结未因看到“村桥原材似吾乡”而生的“惆怅”，其实并非普通的怀乡之情，但悲哀被淡化到似有似无的状态。全篇语言浅切，叙述从容连贯，层次清楚，没有突兀惊人的意象，也没有跳荡的表现，正是白居易“闲适”诗的一般特点；但“数峰无语立斜阳”一句以拟人手法写景物，却有着唐诗中不多见的新巧，在以后的宋人诗词中渐渐多起来，所以值得注意。
王禹偁的散文以《黄州新建小竹楼记》最为出色，王安石甚至认为在欧阳修《醉翁亭记》之上（见金王若虚《文辨》）。作此文前，王氏两度遭迁谪，“四年间奔走不暇”，故文中以描写“谪居之胜概”为自慰。文章以散体为主，同时吸收了骈文整齐而容易上口、具有声韵之美的优点，写得自由流畅又有音乐感，如下面一节：
……远吞山光。平挹江濑，幽闯辽夏，不可具状。夏宜急雨，有瀑布声；冬宜密雪，有碎玉声；宜鼓琴，琴调和畅；宜咏诗，诗韵清绝；宜围棋，子声丁丁然；宜投壶，矢声铮铮然，皆竹楼之所助也。
这种文字颇有柳宗元在谪居生活中所作山水记的风情，但意境不像柳文那样幽深，盖因情绪较为平和之故。
“晚唐体”方回所说的宋初三体之中，“晚唐体”的概念比较含混。它指“九僧”（希昼、保暹、文兆、行肇、简长、惟凤、惠崇、宇昭、怀占）及林逋、魏野。寇准、潘阆诸人之诗，大体因为他们偏重以苦吟的方法描绘格局不大的自然景象，借以表达清高脱俗的人生情趣，这与唐代贾岛、姚合一派的作风较近似。如九僧之一惠崇的《池上鹭分赋得明字》中“照水千寻迥，栖烟一点明”两句，据说他曾“默绕池径，驰心沓冥以搜之”（《湘山野录》），这就很像贾岛写诗的故事。
在这一群诗人中，以林逋（968—1028）最为著名。他中年以后独居西湖孤山，据说足迹从不入城市，因而受到官府和名流的敬重，成了有名的隐士，死后仁宗赐谥“和靖”，表彰他的清高。《梅花》（一作《山园小梅》）诗是他的代表作：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今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尊。
诗中第二联素来被誉为“警绝”。据说这是脱胎于南唐江为的诗句，只改“竹影”为“疏影”、“桂香”为“暗香”，而江诗实已不存。但不管怎样，林逋所写的仍是值得赞赏。一则两句均是写梅，水中的倒影，空中的浮香，又均是从虚处着笔，不仅画面完整，而且更能呈现出朦胧清幽的情味；一则在古典文化的审美习惯中，梅代表清雅超逸的品格，比竹、桂之类更合适于作这样的渲染。但全诗并不见佳，不仅格局狭小，“霜禽”之“偷眼”、“粉蝶”之“断魂”，均足俗笔，后面自命清高的标榜，也实在有唯恐不为人知的味道。
“昆体”真宗时期，以杨亿（974—1021）、刘筠（971—1031）、钱惟演（977—1034）为首的一批在馆阁、翰苑任职的文人，常以诗歌唱和应酬。至大中祥符二年（1009），杨亿将这一类诗编成《西昆酬唱集》，于是有“西昆体”之名，或简称“昆体”。传说中古代帝王藏书册于西方昆仑群玉之山，诗集的命名即标示了作者们作为朝廷词臣的身份。因为这是一些高级官僚带有社交性、娱乐性的写作，显示雍容华贵的生活氛围和高稚的文化素养成为其显著的特点。诗歌风格则效仿李商隐一路，辞面深婉绮丽而多用典故。但这主要是表面特征的效仿，李商隐诗那种由炽热的情感、痛苦的经历蕴涵于语言而形成的诗歌的张力，就不是容易学到的。
《西昆酬唱集》中诗少有性情发露之作，有些更只是堆垛丽藻，但也并不像以前有些批评者所说，完全是内容空泛的。北宋文人政治意识较浓，杨亿等位居清要，有些作品还是委婉地表现了他们对现实的批评，如杨亿等七人以《汉武》为题的唱酬诗，即含有对真宗妄信符瑞、东封泰山之事借古讽今的意思，刘筠一首结末云：“相如作赋徒能讽，却助飘飘逸气多。”讽刺的意味很明显。另外，一些传统的抒情题材，他们也写得既有美感且不乏情味，如杨亿的一首《夕阳》：
夕籁起汀葭，秋空送目赊。绿芜平度鸟，红树远连霞。水阔迷归棹，风清咽迥笳。高楼未成下，天际玉钩斜。
这诗意境开阔，对秋日晚景的描绘相当细腻，虽乏激情，但还是有动人之处。宋初“白体”流行，这一派诗每有俚俗滑易之弊，而昆体之长，如《四库总目提要》所称，在“取材博赡，练词精整”，对前者应不无纠正的效用。
西昆体一度在诗坛上影响很大，欧阳修《六一诗话》说：“自《西昆集》出，时人争效之，诗体一变。”但这种馆阁酬唱之作弊病是明显的，终究难有持久的影响力；它的娱乐性倾向和北宋日渐强化道统文学观也不相容，所以在下一阶段就受到严厉的攻击。到了北宋中期，西昆体便在诗坛上消退了。
三、北宋中期的诗文
约当于仁宗、神宗年间的北宋中期，是北宋诗文最为兴盛的时期，也是具有宋文化特征的所谓“宋调”诗文真正形成的时期。这一时期文学变化的枢纽人物是欧阳修，而创作成就最高的则是苏轼。
梅尧臣、苏舜钦的诗梅尧臣和苏舜钦都是受到欧阳修高度赞誉，视为前驱者的人物，一般评论者也都认为宋诗的新格调是从他们（尤其是梅氏）的创作开始形成的。
梅尧臣（1002—1060）字圣俞，宣城（今属安徽）人，早年做过几任低级地方官，后迁至尚书都官员外郎。他一度和西昆派的钱惟演等关系甚密，后来则对这一派诗歌的娱乐、游戏倾向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同时也提出了运用诗来维护“道”并为政教服务的理论主张。如《答韩三子华、韩五持国、韩六王汝见赠述诗》所云：“迩来道颇丧，有作皆言空。烟云写形象，葩卉咏青红。人事极谀谄，引古称辩雄。经营唯切偶，荣利因被蒙。”而《寄滁州欧阳永叔》诗对此说得更浅白：“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唯存先王法，好丑无使疑。”这些议论并没有多少新的东西，但在宋代诗人中，是梅尧臣最早用一种强烈的态度重新提出来的，它对宋诗的走向起了一定的作用。
根据上述诗歌主张，梅尧臣写了不少关涉社会问题、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如《田家》、《陶者》是普泛地咏唱劳者无所获的古老主题，而《田家语》、《汝坟贫女》则是针对当时具体政令措施而提出的批评，后一首如下：
汝坟贫家女，行哭音凄怆。自言有老父，孤独无丁壮。郡吏来何暴，县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龙钟去携杖。勤勤嘱四邻，幸愿相依傍。适闻闾里归，问讯疑犹强。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质无以托，横尸无以葬。生女不如男，虽存何所当！拊膺呼苍天，生死将奈向？
梅尧臣诗歌的艺术风格，欧阳修谓之“古硬”（见《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诗》），又谓之“平淡”（见《梅圣俞墓志铭》）。梅氏自己也认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读邵不疑学士试卷》）所谓“古硬”，大抵是指梅诗用语朴拙或怪僻，句式常显得拗涩，节奏不那么轻快，总体上给人生新的感觉。“平淡”其实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大抵是指其避免激情的表现、浓重的色彩，与“占硬”不一定是矛盾的。
苏舜钦（1008—1048）字子美，开封（今属河南）人，做过县令，后因范仲淹引荐任集贤殿校理，因卷入高层的政治冲突，被敌对一方借细故指控而罢职，遂在苏州修筑了有名的园林沧浪亭，过着闲居生活。
苏舜钦与梅尧臣合称“梅苏”，而欧阳修论二人之别，谓“子美力豪隽，以超迈横绝为奇；圣俞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意”（《六一诗话》）。苏氏为人性格偏于豪放开张。他的诗有时带有唐人气息，如早年所作《对酒》，劈头就是“丈夫少也不富贵，胡颜奔走乎尘世！”中间以“长歌忽发泪进落，一饮一斗心浩然”为自解，到了结尾却又呼喊：“读书百车人不知，地下刘伶吾与归！”虽没有李白的意气飞扬，多少有几分近似。
但苏舜钦的才华和功力似乎不足以支撑长篇，他写得最好的诗是七言绝句，如《和淮上遇便风》：
浩荡清淮天共流，长风万里送行舟。应愁晚泊卑喧地，吹入沧溟始自由。
语言率真，感情奔放，很见个性。而《夏意》则写得轻巧别致，情趣盎然：
别院深深夏簟清，石榴开遍透帘明。树荫满地日当午，梦觉流莺时一声。
欧阳修与宋诗文主流风格的确立虽然梅、苏被认为是开创宋诗新风气的诗人，虽然柳开、穆修、石介相继不绝地提倡以尊韩崇道为基本主张的古文，但前者地位不高，后者不仅地位不够高，而且也不怎么会写文章，所以影响力都颇为有限。必须有一位具备足够的政治地位、充分的文学修养，并且具有一定的人格号召力的人物，才能真正确立一种代表宋文化特征的主流性的诗文风格，它既符合宋王朝思想文化建设的需要，又能在前者的笼罩与挟制下为诗文的文学性生存找到合适的立足点，并足以垂范将来。欧阳修适时地充当了这样一个重要角色。
欧阳修早年在文学领域就相当活跃，至和年间入朝任职后逐渐升迁至执政要位，并多次知贡举，直接掌握为朝廷选拔人才的权力。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于志同道合者则竭诚予以勉励和奖拔，如梅尧臣、苏舜钦的诗因欧阳修的鼓吹雨声誉大张，曾巩、苏轼、苏辙均在欧阳修知贡举时被录取为进士，王安石的诗，苏洵的文章，都曾受欧阳修的盛赞，因此在他周围形成了集团性的力量。而另一方面，欧阳修也曾在嘉祜二年主持科举时，对当时国子学中流行的风格怪诞的所谓“太学体”毫不容情地加以黜斥，使“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宋史》本传）。所以说，欧阳修对其所认定的良好文风的倡导，不仅显示了个人的好恶，而且也代表了官方的意志并动用了政府的行政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