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梁是一个文学新变特别显著的时期。不仅前面提及的诗歌的格律化等重要现象都集中出现在这一时期，而且，诗歌的语言风格也发生了意义深远的变化。自建安以来，文人诗渐趋典雅华美，与此同时，语言的繁密深芜也逐渐成为突出的问题。一些晋宋名家都有这样的情况。这在鲍照诗中已经有所改变，至齐梁，人们对上述问题有了进一步的关注。谢朓。提出了“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王筠传》引）的要求，萧绎、萧子显等更明确提出诗应雅俗结合。萧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认为理想的风格是：“言尚易了，文憎过意；吐石含金，滋润婉切；杂以风谣，轻唇利吻；不雅不俗，独中胸怀。”这种看法代表了梁代文人比较普遍的认识。这一变化一方面与南方新兴民歌的影响有关，一方面则由于梁代文人重视追求诗歌“情灵摇荡”的效果。中国古典诗歌的语言经历了由俗而雅进而要求雅俗结合的过程，为唐诗的全面兴盛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沈约、谢跳与永明体齐武帝永明年间（483—493），围绕着武帝次子竟陵王萧子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文学集团。其中最著名的是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防、陆捶八人，号为“竞陵八友”。当时由于佛教兴盛，一些学者受梵文声调特点的启示在汉语四声的考辨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沈约将之运用到诗歌创作中，引发了古体诗向格律诗演变的一次关键的转折，而谢且兆则是这一转折过程中成就最为突出的诗人。
沈约（441—513）字休文，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武康镇）人，出身于南方世族，仕宋、齐、梁三代，曾参与萧衍建梁的决策大计，官至尚书令。沈约学养丰厚，政治地位又高，在齐梁时代是文坛领袖式的人物。
沈约用于建立诗歌格律形式的《四声谱》已失传，其声律论的概要大致可见于其《宋书·谢灵运传论》：“欲使宫羽相变，低昂互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又其《答甄公论》将“善用四声”与“能达八体”作为并列条件，“八体”在后代文献中通称为“八病”，故沈氏声律论又被简称为“四声八病”说。
大略地说，永明新体诗的声律要求，以五言诗的两句为一基本单位，一句之内要求四声交错变化，两句之间要求“浮声”与“切响”（相当于后世所说的平、仄声）相互对立。另外又要求避免平头、上尾、蜂腰、鹤膝等八种声韵上的毛病。到了梁代以宫体诗为代表的创作，声律要求进一步集中于平仄的交错与对应，形成格律诗的基本规制。除了四声八病的讲究，永明体还有一些写作上的习惯。如篇幅的长短，虽无明确规定，但通常在十句左右。由此发展下去，形成律诗的八句为一首的定格；还有，除首尾二联外，中间大都用对仗句，这也成为后来律诗的定式。
沈约还在其他一些方面起了开创新风气的作用。在形式上，他是写作七言体较多的诗人；在题材上，他的以女性美为中心的艳情之作（如《六忆》、《夜夜曲》等）直接影响了宫体诗风的形成。他的一些赋大量使用诗句，最早开启了梁陈至初唐诗赋混融的风气。虽然对他的实际创作成就后人评价不高，但一些佳篇还是相当出色的。如《伤谢朓》、《别范安成》均是真情流露之作，以写景为主的《早发定山》、《石塘濑听猿》等，语言清秀明丽，声韵和谐，意境也很美。
谢朓（464—499）字玄晖，与同族前辈谢灵运均擅长山水诗，所以后人有“大小谢”的并称。谢朓于永明初出仕，曾任宣城太守、尚书吏部郎。作为显赫世族的谢氏，由于过多卷入上层权力之争，不断有人死于非命，所以谢朓一直胆小而谨慎，唯求自保，却仍因处事犹豫，在始安王萧遥光谋废东昏侯自立时被诬陷下狱而死，年仅三十六岁。大抵与性格有关，他的诗歌中的感情多表现为迷惘、忧伤，极少有强烈激荡的情绪和跃动不宁的形象。谢朓流传至今的作品都是诗，以描写山水景物见长。他也有一些与谢灵运相似的篇幅较长、记述完整游历过程的诗篇，但大多数作品不是如此，如《游东田》：
戚戚苦元惊，携手共行乐。寻云陟累榭，随山望茵阁。远树暧仟阡，生烟纷漠漠。鱼戏新荷动，鸟散余花落。不对芳春酒，还望青山郭。
江淹与孔稚珪江淹与孔稚珪均是与沈约同辈而不属于竟陵文学集团的作家。孔卒于齐；江虽人梁，但据《诗品》说，他在永明中已是“才尽”，现存作品也均作于宋、齐。
江淹（444—505）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东）人，初于仕宋而不得志，由齐至梁，逐渐显达，然才思亦随之减退，留下“江郎才尽”的成语。诗以善于模拟著称，试图通过学习汉魏以来众多名家的风格，达到广采博取的目的。他的模拟功力非常深厚，常能酷肖前人唇吻，拟陶渊明的一篇，甚至长期混在陶集中。他写自己生活的作品，喜欢参用楚辞、古诗中的语汇，写种种迷惘的、不很确定的伤感，以清丽幽怨见长。代表作有《赤亭渚》等。
但江淹的文学声誉主要还是得之《恨赋》和《别赋》这两篇骈体赋的名作。二赋将不得志的憾恨与别离的哀伤视为人类的普遍情感，通过一一举例或分门别类的方法加以描摹。作者善于用精丽的语言、移情的笔法，描绘出各种特定场合中的环境气氛，衬托各类人物的憾恨之情离别之悲，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其中《别赋》尤为出色。文中先从行者与居者两面总述别离之悲，然后分写各类人物、各种情形的别离，以见其在人们生活中的普遍性，并达到反复渲染的目的。写侠士以死报恩、与家人诀别的景象是：“沥泣共诀，抆血相视，驱征马而不顾，见行尘之时起。”有慷慨悲壮之气。写游宦者之妇的四季相思是：“春宫闷此青苔色，秋帐含兹明月光。夏簟清兮昼不暮，冬钮凝兮夜何长！”有缠绵不尽之哀。写情人之别，则于忧伤中充满了诗意的美感：
下有芍药之诗，佳人之歌，桑中卫女，上官陈娥。春草碧色，春水渌渡，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至乃秋露如殊，秋月如鞋，明月白露，光阴往来。与子之别，恩心徘徊。
南朝文学普遍带有伤感性，这既是对人生的认识，也是审美的追求。如果说，美归根结底是一种感动的力量，那么在南朝文人看来，悲哀的情绪是最令人感动的。江淹的两篇赋可称是这一审美趣味最典型的表现。
在语言风格上，鲍照的骈体文、赋，语意紧缩、意象密集而显得峭拔有力，江淹之作则多用虚字、助字以及重叠句式，造成曼婉的语调，两者恰成对照，各有所宜。
孔稚硅（447—501）字德璋，作品以骄文《北山移文》最著名。“移文”本是一种官府文书。本文用拟人手法，以北山（即钟山）之灵的名义，描绘了一个变节入仕的假隐士“周子”的可笑形象，借以讥刺南朝普遍存在的既以清高自诩而实又心慕朝市荣贵的虚伪风气。
从骄体文的发展来看，《北山移文》全文对偶严密，而句式富于变化。它以三四字的短句为主干，造成简截有力的节奏，又较多地交错使用六七字的长句，以免语调过于急促；每小节的开头多用发语词、语气词疏通文气，并间或在小节之尾使用有感叹语气的散句，形成紧密节奏中的缓冲。这样，读起来既铿锵有力，又有腾挪摇曳之姿。总之，骄文的形式在孔稚硅这里发展得更为精致了。
在精致的形式中，《北山移文》的内容结构起伏变化，绘声绘色，富有妙趣。前半部分先极言“周子”显示给外人的风度情致之清高，操守气概之凌厉，忽然转人其一闻征召即“形驰魄散，志变神动”，急不可耐的趋俗之态，笔势一跌千丈，在鲜明的对比中，造成强烈的滑稽感。以拟人手法刻画风物情状，也是本文的显著特色。如写“周子”出什后山林的寂寥：
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独举，青松落阴，白云谁侣？涧户摧绝无与归，石径荒凉徒延伫。至于还飙入幕，写雾出楹，蕙帐空兮夜鸽鹄怨，山人去兮晓猿惊。
由于把自然风物当作有灵性的东西来描绘，形象更为鲜明，感情气氛也格外浓厚。写山林待人，也正反映出人向往山林的心清。
何逊、吴均等何逊（？—518）字仲言，东海郯（今山东郯城）人，一生中主要以文才为诸王幕僚。他是南朝诗歌演变中又一位具有代表性的诗人。
何逊诗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十句左右篇幅较短的五言诗在全部五言诗中所占比例较前人显著增多，而且这里面八句一首的为数也不少；同时，在艺术表现上这类诗通常写得更凝练，且联与联之间在意义关系上每有跳跃，以扩张空间，不像长篇的诗多用连绵的陈述。其实律诗的特点不仅仅表现在声律上，上述现象实际也有向成熟的律诗推进的意义。当然这些诗大多是讲求声律的，其中如《慈姥矶》、《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等篇距后世定型的五律差别已颇有限。总之可以看出何逊诗是承续永明新体且有所推进的。
何逊的诗在梁代就被人与前朝名家谢朓并举，他也确实汲取了谢朓一些长处。但何逊自有他的特点。他也精于写景，但那已不是中心话题，羁旅与怀乡成为何逊诗歌最集中的内容，景物则多用来映衬、烘托诗人的心情。在语言上，谢诗常常以出语天然取胜，何诗则更显出精心锤炼的功力（唐代两大诗人，李白偏爱谢朓而杜甫偏爱何逊，也从侧面反映了何逊与谢朓的区别）。下以何逊的名作《临行与故游夜别》为例：
历捻共追随，一旦辞群匹。复如东注水，未有西归日。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相悲各罢酒，何时同促膝？
写景的第三联极其工炼。它用连绵的夜雨、昏暗的晓灯暗示离别之夜时间的流逝和情绪的忧伤，又在全篇诗意的连接中起到过渡作用，所以它有很大的张力，绝非单纯的写景。类似以写景与抒情结合见长的诗句，在他的集子中所在多是，如“野岸平沙合，连山远雾浮”（《慈姥矶》），“寒鸟树间响，落星川际浮”（《下方山》）等等。
何逊的五言绝句中，也有几篇佳作，其中《相送》最为著名：
客心已百念，孤游重千里。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
后两句是客观景物的描述，但紧接在“孤游”之“客心”后，它的动势就直接成为情绪涌动的感性呈现，情和景密合无分。
吴均（469—520）字叔库，出身寒门，一生居于下僚。他在梁代与何逊齐名，但两人的诗歌风格并不相同。《南史·吴均传》说：“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之吴均体。”此所谓“清拔有古气”，主要指吴均的五言诗语言比较质朴，对仗不务工巧，而追求一种雄迈的气势。但往往有粗糙之感。写得比较好的是一些边塞诗，如《胡无人行》等。吴均另有七言《行路难》五首，这些诗基本上属于转韵的齐言体，与萧纲、萧绎等人的七言歌行相似，为梁代的新变诗体。而吴均生活年代早于萧氏兄弟，此诗的写作可能也较早。所以它们在七言歌行的发展史上是值得注意的。
吴均的《与宋元思书》，是南朝最杰出的写景小品之一，如画如诗，引人人胜：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峰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呜，嘤嘤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志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此文以善于刻画见长。起笔四句，意境清明高远，人的洒脱情态自在其中。下文摹写水之清澈急猛，山之高峻奇伟，环境之幽深秀美，无不刻画精准。尤其以动势描绘静山，将心理感觉移注在客体上，给读者的印象更为深刻。较之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虽壮丽雄浑不如，而清奇俊秀过之。
梁代前期作家中，丘迟（464—508）亦以文章著称。迟字希范，有骈体文《与陈伯之书》，系为劝说已经降魏的梁朝大将陈伯之而作。骈文形式上限制很多，而此篇却能自由挥洒，写得委婉曲折，收纵自如。其中有一段极富抒情色彩的文字：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见故国之旗鼓，感平生于畴日，抚弦登陴，岂不怆悢！所以廉公之思赵将，吴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将军独无情哉？
以优美的文字写出江南宜人风光，激发对方的故国之思，可谓神来之笔。
萧氏兄弟梁代中后期，武帝诸子萧统、萧纲、萧绎结成了各自的文学集团，他们的活动成为当时文学的主要景观。
在这里有必要先提及他们的父亲梁武帝萧衍（464—549）。衍字叔达，南兰陵（今江苏常州西北）人，在齐时为“竞陵入友”之一，称帝后对于文学的爱好依然不衰。他精通音乐，爱好民歌。据《南史·徐勉传》载，萧衍宫中专蓄有吴声、西曲的乐部，而他现存诗作九十余首，半数以上是乐府诗，而且大都是模仿南朝乐府民歌或受其影响的。他还依照西曲制作了一批新曲，其中《江南弄》七曲均以七言句与三言句组合而成，有固定的格式，故后人论词的起源，或追溯及此。其文辞浅俗，音节轻快优美。
梁代文学有近俗的倾向，文字偏于轻艳流丽，与民间乐府的影响有关。而这风气的形成，萧衍是起了不小作用的。
萧统（501—531）宁德施，武帝长子。立为太子而早卒，谥“昭明”，故后人习称为昭明太子。围绕着他的太子东宫，一度形成一个兴旺的文学集团，《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也曾参与其中。虽然萧统本人的创作以现存的几首诗来看都是平庸无奇的，但由他主持编纂的《文选》，却是文学史上一部重要的典籍。
《文选》又称《昭明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所录始于先秦而迄于梁，魏晋以后作品占据较大比重。按文体和题材分类编排。《文选》所谓“文”，指能够独立成篇的诗、赋、文章；而人选的标准，以《文选序》所言，大体是要求在抒情。述志、叙事方面具有文采，值得赏玩。编者并明确表示不取经、子、史三类，这固非出于价值判断，但也确实注意到后者偏于实用的性质。总之，这里存在着一种区别文学与非文学的意识，尽管它不那么明确，也不尽符合现代的文学概念。从收录作品的具体情况来看，编者的趣味明显偏向文人化的典雅华美，因此全书成为传统的文人文学的一次总结。《文选》汇集了历史上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不但起到保存和流布的作用，也为后代文人提供了较好的学习范本。在唐代这部书就受到高度重视，有所谓“文选学”之名。
萧纲（503—551）字世缵，武帝第三子。萧统死后他被继立为太子，及至侯景叛乱，武帝去世，他继皇帝位约二年，最后被幽禁而死，谥简文。
